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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忆土耳其人权之旅

  在我近几年的人权活动中,1996年5月的土耳其之行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旅行。那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本人,突然需要面对多重尖锐的民族矛盾。

  从仍然春寒料峭的北欧去到夏日炎炎的小亚细亚半岛,行脚踏及土耳其西部的商贸大城伊斯坦堡、中部的首都安卡拉、以及南部海畔的旅游城市梅尔辛。那里,横跨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两岸热闹迤逦的风光、中部高原瑰丽神奇的地貌、地中海畔摇曳多姿的棕榈风情、以及如诉如泣、哀怨动人的土耳其民间音乐、到处飘香令人垂涎的风味烤羊肉,无不给人美不胜收的感觉。

  然而,由于此行的使命是有关人权,我们注定不会太轻松、愉快。因为镇压库德族人民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土耳其政府,对我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演讲团的到来如临大敌。虽然他们不敢象中国政府那样将国际人权组织当作“敌对势力”逐出门外,但是,他们派遣的秘密警察对我们无处不在地进行跟踪、窃听;武装警察甚至公开地拍摄我们集会演讲的录像。

  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赤诚献身、长期艰苦作战的土耳其人权工作者。他们美好的社会主义之梦,因为我在演讲中谈到的中国恶劣的人权问题而破灭,因而或含蓄、或尖锐地向我提出质问。在宾、主间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之后,看着他们失望、沮丧的表情,我这个毁他人之梦的人又何来轻松、愉快。

  令我大吃一惊的还有,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流亡者的独立运动在土国已颇成气候。在土国官方出版的世界地图上,中国新疆地区那一块版图上赫然标着“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国名。

  此外,我们访问了因为民族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库德族妇女儿童,也亲眼目睹了土耳其下层人民的贫困。这些给我心目中的小亚细亚浪漫风情画抹上了一层苦涩、沉重、迷茫和忧伤的色调。

  §§一支传播人权理念的队伍

  我们远征的一行有来自七个国家的十几位朋友。其中美国著名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摩洛哥西撒哈拉沙漠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达欧德、以及中国前政治犯的笔者本人,是应邀而来的演讲者。其他还有国际特赦伦敦总部土耳其组的两位英国和德国籍的工作人员、国际特赦土耳其分部的几位组织者和翻译人员、以及一个来自挪威的记者组。

  之所以这样兴师动众、花费颇大地组织这样一次人权之旅,国际特赦组织的用心良苦。尽管土耳其是地中海以东仅有的几个实施民主政治的国家之一,但它的监狱里塞满了要求独立的库德族人民和主张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犯、良心犯。土耳其监狱的条件恶劣,警察甚至可以肆意虐待犯人致死,因此经常发生人民失踪的事件。

  按照国际特赦组织的“为拘禁在本国之外的囚犯工作”的原则,凡是本国的国际特赦分部都不能过问本国的人权问题。他们因此请来我们三位异国客人,演讲他国的人权问题,借此传播国际特赦反对酷刑、死刑,反对拘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理念,希望能改善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权状况。

  在我们三位演讲者中,曾获美国人权奖的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是反对死刑的人权活动家。这位优秀高尚的黑人向土耳其人民介绍美国的人权问题。他谈到美国的黑人和穷人因为无钱请律师而被判处更重的刑罚,而且在美国还发生过十六岁的孩子也被判处死刑的事件。他因此决定终身为黑人、穷人和儿童提供义务的法律服务。

  现在法国避难的达欧德是曾在摩洛哥的监狱里坐过十几年牢的老人。他讲述自己从读大学起便从事民族独立运动、因而入狱受尽酷刑的故事。

  笔者的任务是向土耳其人民介绍自己在89民运后作为政治犯的经历,以及中国政府大批枪决死刑犯的事实。1996年是国际特赦组织发动的“关注中国人权年”。土耳其人民首次听到一个中国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政府侵犯人权的情况。

  §§初抵伊斯坦堡

  5月9日,我们从世界各地乘飞机一起抵达土国西部的伊斯坦堡,下榻在一个十八世纪末英国人建造的“伦敦酒店”里。酒店里的一切装饰都保持当年古色古香的原貌,使人遥想当年横跨欧、非的奥斯曼帝国衰落时期,英国商人来此贸易,其情形就如同与我们腐败的大清帝国打交道。

  在机场迎接我的人们中,有一个是国际特赦组织好不容易才给我请到的中文翻译──一个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年轻人。这个能说土耳其语的翻译是因为在新疆从事“东土耳其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而逃亡出来的,后来在土耳其当研究生攻读学位。当我问我的翻译为何在迎接我的牌子上写错我的名字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因为他从小就仇恨汉人强迫他们维吾尔族人学习“敌人的语言”。好在,他的“敌人的语言”──汉语──听说能力还好。我们一直合作得不错。只是由于我是一个汉人,那时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独立”运动既缺乏了解、又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有空闲就口角不休,打开了长达一周的汉、维两族之间的“内战”。

  第二天,我们接待土耳其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令我纳闷的是,闻讯而来的记者大部份把注意力放在美国和北非的客人身上,对我这个中国客人却是客气地敷衍了事。电视新闻上,访问我的镜头加上那位勇敢的王维林站在“6.4”坦克前的镜头不过一、两分钟。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调查公布的世界人权状况的资料,中国的问题至少比美国严重一千倍。为什么土耳其人独独对美国和北非的人权问题那么感兴趣?我当时天真地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土耳其人在历史上曾经是北非的占领者,而美国又是无论亲西方、还是反西方的土耳其人都关注的对象,中国对他们来说却是太遥远、太不相干了。这样一想,我也就乐得偷闲,暂时丢下自己的使命,跑到穆斯林的古老清真寺,坐在花纹地毯上遥听历史悠远的祈祷。

  §§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走来

  伊斯坦堡的“蓝清真寺”是举世最美丽的回教朝圣地,也是阅读土耳其历史的课堂。那里以蓝色为基调的一梁一柱、画壁地毯,无一不有文化的投影。在离蓝清真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与此辉映的基督教风格的博物馆。那本是东罗马帝国于公元6世纪时兴建的基督教堂。到了横跨三洲、称霸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回教国王曾经强行将这座富丽堂皇的基督教堂改为清真寺,并在旁边修建了一座更高大更华丽的清真寺以压倒它。就在我们去土耳其的几个月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访问伊斯坦堡这两座宗教圣地时,还在向回教和基督教领袖们呼吁宗教包容和谅解。

  由于老奥斯曼帝国数番远征欧洲,带来空前规模的欧、亚两洲的交流与冲突,使得今天的土耳其人种和文化都呈现出混杂的形态。在欧化的伊斯坦堡,不乏白肤金发的美人。但笔者看到更多的是土耳其小姐把黑发染成金发。在小姐们披散的柔美金发中不慎露出的黑发根,正是这个民族在全盘西化和恪守穆斯林传统之间的矛盾的形象写照。

  无论土耳其人怎样说自己是欧洲人,并千方百计挤进欧盟,其实他们大部份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古老民族如突厥、回纥和匈奴的后裔。是他们骁勇的祖先──安禄山、成吉思汗的子孙,从遥远的东方一路所向无敌地打过来,在欧、亚之间建成这个被今天的北约倚为南天一柱的国家。

  §§和库德族妇女一起哭泣

  然而笔者大发思古之幽情、乐而忘返的时间很有限。到土耳其的第三天,笔者等三位异国客人便参加了伊斯坦堡失踪者的“星期六之家”的活动,和几十位库德族妇女一起为她们失踪的亲人呼吁。

  库德族叛乱长年难平,一直是土耳其令人头痛的民族问题。资产阶级右派政府对以游击战要求独立的库德人发动了猛烈的武力镇压,使得几千个村庄被烧毁,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不少主张库德族独立和宣传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都意外失踪。

  无论是统、是独,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际特赦组织的原则是不过问政治,只维护人们思想言论、不受酷刑折磨、以及生命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三位说英文、法文和中文的客人前去支持库德族妇女寻找她们的亲人的活动。

  我们置身于捧着失踪亲人的照片和挥舞鲜花的库德族妇女之间。尽管语言不通,但我们明白她们用土耳其语向我们哭诉的一切悲情。我的眼泪也禁不住象小河一样流下来,突然脑海中出现一幅这样的幻景: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6.4”受害者家属,挥舞着她们死亡了、失踪了的亲人的照片和纪念的鲜花。

  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享受到土耳其人民已经享受到了的权利。虽然土国的人权问题遭到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但他们的失踪者亲属至少可以哭、可以问、可以抗议。事实上,由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土耳其政府正在慢慢放人,或者对失踪者亲属作出交代。而在中国,血腥的“6.4”过去这么多年了,受害者亲属连公开哭泣和询问的权利也没有,哪里还能组织这样的抗议活动?

  我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好几个库德族妇女按照土耳其习惯抱着我、亲吻我的脸颊。各国记者纷纷过来,给我们留下这一珍贵的纪念。

  后来在梅尔辛,我们驱车去郊外访问了因被政府军队烧毁家园而到处流浪的库德人。那些穷得一无所有的库德族老人和孩子用他们最真挚的笑脸欢迎我们。我们都很难过,因为我们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处境。

  §§穷则思社会主义

  通过几次演讲和接受采访,慢慢地,中国人权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几十年来在外交宣传上的努力,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形象在土耳其“深入人心”。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新闻消息,右派报纸怕惹恼中共不肯多报道,而左派报纸因为中共是“革命同志”而不愿报道。因而,普通的土耳其人很少知道,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中,有1,500万政治反对派被处死(联合国安理会资料),至少有3,000万中国人在人为的大饥荒中饿死。许多土耳其人甚至对1989年6月中共在北京向全世界展示的公开杀人的真相也表示怀疑。

  这种奇怪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大使馆努力外交的功劳,还有俄国十月革命遗产继承的因素。在土耳其的人权工作者中不乏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中好些文雅的男士留着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式的胡子,漂亮的女士却穿着画有古巴革命英雄、殉道者格瓦拉头像的T恤,并对我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却对她们崇拜的革命英雄所知甚少感到奇怪。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富悬殊。土耳其的富翁可以说是富甲天下。全国80%的财富就操纵在少数富翁手里。在伊斯坦堡,有世界最大的黄金市场。在首都安卡拉,高级住宅区的商店之豪华、人们衣着之时髦,叫我这个从平等、富裕、人们穿着随便的北欧跑来的人为之咋舌。而在贫困凋敝的乡村,在黄土坡上终年劳作的农人,却仅有粗面包果腹。这种残酷的现实,令许多对资产阶级不满、并立志改造社会的人生出劫富济贫之念。马克思主义中充满理想和道德义愤的成分,自然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

  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宣传共产主义应该是最基本的人权。然而,许多土耳其人却因为闹独立、闹共产而陷狱。值得敬佩的是,许多土耳其律师挺身而出,为付不起诉讼法费用的穷当事人辩护,并不惜自身陷狱。他们的牺牲精神令许多瑞典人感动。

  §§不管主义只问人权

  我们在土耳其三个城市的大型人权集会,都是听众济济满堂。这是由于无论执政的右派、还是在野的左派,他们在为本国的人权状况烦恼时,都想听听他国的人权情况如何。但来得最多的还是那些被土耳其政府侵犯过人权的异议份子。他们因为我讲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坏话而对我不太高兴。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太友善的问题,我虽然是思想准备不足,却是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的认识给予回答。

  在安卡拉的集会上,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听完我的演讲后站起来激动地发问:“你是反对整个的共产主义、还是只反对中国共产党?”

  看着她稚嫩的表情,我想起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欢唱“社会主义好”的小姑娘,因此斟酌着回答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很美丽的理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按照这个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如前苏联、中国、北韩、越南全都发生了可怕的人权问题。中国共产党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你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他们建立的制度只是特权官僚们的天堂,毫无社会公正可言,并不保障穷人和弱者的利益。我还说,由于我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我不愿多谈主义,而只希望能够为人的基本权利呼吁。

  也许是由于我的诚恳,大会之后不断地有人找我交换意见。一个政府内政部门的女官员对我说,她年轻时读了毛泽东的红宝书,很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听了我的演讲,明白了许多。

  §§幸会中国驻土耳其“记者”

  在我访问土国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个小插曲值得记下。

  一个是我在安卡拉幸会了中国新华社“首席记者”李某。这位“记者”先生一见面就热情洋溢地和我这位同胞握手寒暄,互换名片。他对我们这次人权之行的一切都有打听的兴趣。

  在交谈中,这位新华社“记者”先生最关心的问题是“谁给你钱让你来演讲”。看来这位先生对国际特赦组织的民间性质一无所知,而且以为只有金钱才能促使人们参与人权活动。我只好耐心地告诉他:所有象我一样的国际特赦组织成员(雇员除外)都是义务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得按时交纳会费,并得为这个组织的生存发展去从事各种义卖和募捐活动。我们这次旅行费用即来自会员的会费和捐款。说完,我友好地将我的演讲稿复印件送给他一份,并建议这位“记者”同胞去看看我在会场门口布置的一个“6.4”受害者照片展览,请他多拍几张照片带回中国大使馆。

  没想到,这位热情友好的中国“记者”一转眼就是另一副嘴脸。据负责给中国“6.4”受害者签名的土耳其国际特赦分部的朋友说,那位姓李的“记者”先生向他们大发雷霆,指着我布置的“6.4”受害者图片展览说:

  “为什么让挂这种东西?!”

  土耳其人权组织的朋友平静地反问:“为什么不能挂?”

  接下来的事情更为离奇。那位礼貌的“记者”先生竟然一把抢走了摆在桌上的签名册。土耳其朋友连追几步才把它夺回来。

  在文明社会已经生活了好几年,我被自己同胞的这种恶劣的行为惊呆了。好不容易才痛心地明白过来:这是土耳其,不是瑞典。这里的穷国人民是大国外交人员可以任意轻侮的。

  §§宁可漆黑不要虚幻光明

  另一个插曲使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们人权之旅的最后一站──地中海畔的美丽城市梅尔辛,是大批失去家园的库德族人民流浪聚集的地方。那一天政府的武装警察公开地在我们集会的会场外列队警戒,非同寻常地用摄影机步步跟踪我们。我听说这里的民族矛盾激烈,所以官方防卫森严,但是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结果,当我演讲完毕,几乎所有的问题全都冲着我来。

  “中国是一个有民主、有自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有你说的这么严重酷刑情况?”

  “可能你说的是真话,中国是有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是这是否影响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对于上述问题,我只需要根据我的认识据实回答即可。

  突然,一个脸色发青的男人站起来愤怒地说:“你说的中国人权状况使我很难过。你知道吗,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美国好得多!”

  “哗……!”台下一片掌声。会议主持人紧张地跑到我的面前,说:“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出事。”

  我正自嘲我这个人权宣传者此刻被剥夺了发言权,很快就听见坐在我的身边的美国、非洲朋友用他们演讲发言的机会,向土耳其听众证明:“Lihua(莉花)说的是对的,据我们所知,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有很大问题。……”

  但是我必须自己亲自来回答。因为我此刻已经不能代表我个人。中共建国以来的几千万冤魂需要我为他们说几句话。我不能让他们淹没无闻的血迹去继续涂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这些土耳其人不是我的敌人。他们是和我一样受压迫、被欺凌的兄弟。我宁可大家眼前都一片漆黑,也不能让虚幻的“中国社会主义” 之光去蒙住他们的眼睛。

  我知道希拉蕊访问土国时曾有宗教领袖扬言要绑架她,戈尔巴乔夫前些年来土国时被大学生扔了石头,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在我去土国之前,我的瑞典老师很为我的安全担心。因为,她听说土耳其的PKK(库德族游击队)的恐怖活动威胁西方游客的情况。

  然而,下过中共大狱的傻大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三次举手要求自己回答听众的问题。主持人终于犹犹豫豫地把最后几分钟给我。于是,我有了机会对土耳其朋友说几句真心话:

  “刚才有位朋友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比美国好得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希望情况果真如此。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不必老是请求国际特赦组织帮助我们。

  “这里有几个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自从中共建国以来,至少有几十万中国人跑到美国去要求政治庇护,而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多美国人要求去中国申请政治庇护。就在你们土耳其,有来自中国新疆的三万多难民获得你们的庇护,有没有一个美国人向你们申请政治避难?……

  “做别人国家的难民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也是被迫而为之。这就是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

  会场一片沉默。我看见原来为发难者拍手叫好的人开始点头。会议主持人乘机马上宣布散会。

  一群人围上了我。其中一个态度儒雅的白发老人用英语对我说:“谢谢你!你回答得非常好!”

  然而,我看到更多的土耳其人是一边离去、一边回头看我。那种复杂的眼神难以描述。我在心里难受地对他们说:对不起,朋友,使你们失望的不是我,是中国共产党!

  §§不愿见到惨烈的民族战争

  在土耳其电视台拍摄采访节目时,我曾惊讶地发现,那里的世界地图很特别──中国新疆那么一大块全被划给“东土耳其斯坦”了。我因此和我的维吾尔族翻译开玩笑,说要抗议土耳其不经联合国允许就擅自分裂中国版图。我的翻译──一个激烈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年轻人,一直就和我口角不断。他不但大骂我不配做人权组织成员,甚至拿着一面“东土耳其斯坦”国旗在我面前挥舞示威。据说那蓝底白月亮星星的旗帜象征他们“自由穆斯林”。

  我当然知道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例如老军头王震曾经血刃大批新疆少数民族人民;40几颗原子弹在新疆试爆,摧残当地人民的生命健康,……。然而,无论我对新疆少数民族有多深的同情,我也绝不能赞成他们为了独立走向“血战”之途。当我责备疆独人士从事暴力活动、袭击新疆的普通汉人时,我的翻译不客气地反问我:“为什么你们汉人要跑到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去?”

  幸好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这样激烈、强悍地要求独立。我们在伊斯坦堡过海的渡轮上,遇见一个文革后从新疆跑出来的维吾尔族医生。他写了一本题为《维吾尔族向何处去》的书,探讨维族的民族特点以及历史、现在和将来。这位医生是维吾尔族人中少有的清醒者。他反对年轻人搞冒险主义。

  据说老一辈的维吾尔族人都比较温和实际。只要当年的中国政府给他们真正的自治权,他们就会同意合作。但是四十年来,这些热爱故土的老人一批又一批地抱恨客死他乡。今天维族的年轻人已不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给予真正自治的谎言。他们声言,为了独立宁愿和我们汉人血战至死。

  在土耳其旅行的短短一个星期,我却仿佛经历了忧患困顿的半个世纪。我感叹古老的民族何以特别苦难。中国和土耳其在近千年里都没有创造出一个造福人民的社会环境。这么多民族、人权问题,象摆脱不了的梦魇。我因此悲观地质疑:对人权、正义的信念,能敌得过利益争执和民族主义的偏狭所制造的黑暗吗?

  希望还是有的。在我们离开土耳其时,国际特赦土耳其分部的女负责人说出了大家的心愿:“让我们不论主义、不论民族,只问人权!”只有我们大家都超越民族和主义所制造的藩篱,我们才能以更博大的胸怀,去更深沉地关注人类的命运。

  (199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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