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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心的共和国纪行

——访大赦国际伦敦总部

  从瑞典到英国,飞机在洁白的云团和湛蓝的天宇之间,迎着金红的太阳飞行。即将降落到伦敦机场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真不愿意回到这个喧嚣、混乱和充满暴戾杀伐之气的地球。然而,大赦国际组织国际秘书处中国部的凯玲小姐,已经举着写上我的中文名字的牌子,立在伦敦机场出口的前面等着我了。

  §§人类精神的一线阳光

  走进这座落在伦敦普通街区的普通的两幢大楼,我开始体会到夏默斯.希尼在写作那首叫作《良心的共和国》时的感受。走廊的墙壁上挂满在饥寒、战争和监牢中呼救的各种肤色的囚徒和父母妻儿的图片。一间间不宽敞的办公室,来自几十个国家、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在紧张忙碌地工作。他们中不少是不拿薪水的志愿工作者。一行庄严的文字映入我们的眼帘:

  “维护人权是人类的责任。每当人权被侵犯时,受害的总是人。受害者和其家属都需要实际的帮助。”

  自从英国的一位律师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良心囚犯的释放不偏袒地、和平地工作,三十多年来,这封信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性运动。

  在这个越来越势利、冷酷的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个超越国家、种族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在孜孜不倦、穷追不舍地过问和关怀良心犯、政治犯及死囚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自由、正义、和平精神的一线阳光。

  §§各国政府意欲窥探的地方

  在大赦国际伦敦总部,使我惊奇不解的是大楼里严格的保安措施。一个人权组织,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经兮兮吗?

  回答是肯定的。这普普通通不起眼的两幢大楼,却是各国政府(主要是滥用权力的专制政府)感兴趣的地方。这里的调查研究部搜集到大量的、不同来源的、有关各国良心犯政治犯的情报资料,关系到许多人的人身安全。企图偷窃这些资料的政府不在少数。更可恶的是,还有人扬言要炸掉这个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人权奖的组织总部。因为,这个组织经常揭露他们的人权问题。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不懂人权为何物的中共太上皇毛泽东,也曾对这个全球性的民间人权组织做出过几分买帐的姿态。据1957年的大右派林希翎女士回忆,1973年,她正在浙江劳改农场处于绝境,大赦国际组织派人来到中国,向最高方面过问她的案件。毛泽东为此下令马上放人。林希翎因此结束长达十五年的囚徒生涯。

  §§为囚徒们“摇杯子”

  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人们首先必须保持财政上的独立。为此,大赦国际不接受任何政府捐助的资金,也拒绝任何影响它的公正或使它产生依赖性的捐款。这个组织的活动基金大都来自小额的个人捐款、会费或当地捐款。在瑞典,我曾多次和小组成员一起站在街旁“摇杯子”(用大赦国际特制的募捐杯募捐),北国的寒风令脸上的笑容冻僵凝固。一位叫爱琳的大姐告诉我,她就这样摇了15年杯子。作为总部专程邀请来的中国客人,我偶尔会给招待到唐人街吃中国饭。但一想到这笔开支的来源,我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个瑞典大姐在街旁摇杯子十五年的情景。面对故乡佳肴,我会突然产生心疼难咽的感觉,饭后即吝惜地将剩菜剩饭一点不漏地打包,提回去又对付一顿。

  §§关爱中国的各国朋友

  和大赦国际中国部的朋友们合作是愉快的。他(她)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瑞典,大都曾在大陆或台湾留过学,有的把青春也留在了中国。谈起中国的问题来,他(她)们和我一样,有着爱恨交织的极复杂的感情。一个多星期来,他们以极认真的态度,向我了解中国审判政治犯的每一个细节,女监的每一处环境、以及死刑判决的法律程序。在中共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有那么多自相矛盾、叫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庆幸自己在狱中苦读法律,观察各种犯罪案例的努力没有白费。

  一天吃饭时,我和来自瑞典的温良文雅的丹尼尔闲聊,问他有这么好的电脑技术,为什么不去寻求报酬更丰一点的工作而为大赦国际服务。丹尼尔几乎是没加思索地用瑞语回答我:“减轻人间痛苦”。这句出之自然的答语却让我发怔了好久:今天的中国,有几个年轻人会把“减轻人间痛苦”当作自己的第一选择?

  §§偶遇南韩女工运活动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伦敦偶然碰到一位来自南韩的女工运活动家。她这次到大赦国际是为一些被囚禁的亚洲工人寻求帮助。由于我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女人,所以彼此都有交谈的兴趣。她告诉我她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工人人权观察哨,重点关注中国沿海外资企业中工人的待遇、环境和条件,例如深圳特区的那些烧死工人的严重事件。现在,她已和欧洲的工人组织成功地协商并进行合作。一旦发现那些在亚洲设厂的欧洲资本家苛待工人,她们将提出调查报告和改善要求。如果那些资本家经多次警告仍未有改善,欧洲的工人组织将号召本国人民抵制该厂产品。

  我称赞这办法非常有效,能够帮助被压榨过甚的亚洲工人,因此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会投入这种工作。这位南韩女工说,她本人出身非劳工家庭,但她从读大学起便同情南韩工人的可怜状况,由此不顾家庭反对参与工人运动。她并说,当年南韩工人被镇压处于低潮时,曾经获得世界各国工人的热情援助。今天南韩工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她便认为自己也有义务关心世界各国工人的状况,因此开始从事保障工人人权的国际性活动。

  §§我来自杀人的国度

  在大赦国际总部,我看了一些由中共司法部门录制的枪决大批死刑犯的录像带。令人不能不感到沉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 以上,而中国每年处死的人数却占世界处以死刑的人数的70%,每年至少枪决三千人以上。

  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残忍本质、以及社会治安恶化诸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无法向这些来自人道主义传统的外国朋友解释的是:录像带上显示出那么多看人杀头如赶大集的中国老百姓喜气洋洋的面孔。

  由此便可以知道,为什么在世界一百五十个国家近一百万成员的大赦国际里,几乎不见多少中国人。今天一些中国人已经把人权作为奋斗的目标。但我们更多地、不断地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很少有人想到,中国人也有责任关注世界他国的人权问题。

  我深感羞愧,因为,我来自一个杀人和爱看杀人的国度。盼望在1996年全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活动中,能见到更多的自己同胞的身影。

  §§中国女人在哪里?

  在伦敦的巴士上,我和凯玲小姐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赦国际在世界各地的成员大都是女性?凯玲小姐说,这是女人更热爱和平的缘故。我则分析道:男人们热衷于在这个世界上争名逐利,而女人天性里有母性,这种母性驱使她们不能对人间凄苦充耳不闻。

  英国也是如此。我在英国分部见到许多来自各地参加集会的女性成员。当谈到将开展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权的活动时,她们便提出: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妇女的政治权利被侵犯的情况。

  这个问题却难坏了大赦国际总部的工作人员。打出电脑里长长的中国在押政治犯名单,竟然没有几位是女性。那些卷入政治、为人所知的几位女性,则主要是以母亲、妻子的身分出现。于是,一贯研究女性问题的凯玲小姐惊呼:“女人在哪里!”

  尽管我们有张志新、李九莲、以及现仍在四川的萧雪慧等令人自豪的中国女性,但我们仍不能不承认,中国女性较少政治参与意识。她们更多的是在扮演站在男人身后的角色。

  §§为人的尊严乾杯!

  在瑞典的一次中国讨论会上,曾有一位从波兰来的老人拉著我要合影。他说,在波兰获得自由不久,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们上午去投票选举,下午便赶到驻波兰的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抗议中共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暴行。以后年年“6.4”,他们都去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的良心犯。但这次他才第一次见到我这个来自89民运的中国政治犯。

  这位波兰老人原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战士,曾为民主自由奋斗多年。但是,当波兰的团结工会执政之后,昔日的同志分化了。老人表示他要为全体人类工作,于是退出团结工会,和一些80年代的老政治犯一起创办了大赦国际波兰分部。

  我很惊讶。逃离中国三年,我过一些民运组织之门而不入,终于参加大赦国际。我们的心路历程何其相似。

  和关心中国的各国朋友分别时,我们说了许多美好的心愿。我和一些快要成为“中国通”的女士们相约:从现在起,我们为在中国建立大赦国际分部做长远的准备。当我们举起手中的啤酒,我们互道:“为了人的尊严!”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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