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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着的守夜者和圆滑的文人

——“六.四”十周年谈作家

  十年前在获知我即将被捕时,做生意的小弟跑到我家,将一把麻醉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姐姐,你逃!”

  我为什么要逃?我犯了什么罪?把麻醉枪和钱推回给小弟,我拿着书本去上课──那是我在入狱前给邵阳师专中文系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那一堂课,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给学生念了他们熟悉的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6.4”的枪声犹在耳畔,我和学生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那一刻,以往读鲁迅读得不深不透的我,突然明白了这位半个世纪以前的思想巨人对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意义──他是一个执着的守夜者,是穿透黑暗和承担苦难的人。

  §§对人世血泪不懈地关注

  前几天,我们家收到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的一封信。他说,他希望在瑞典纪念“6.4”十周年的烛光晚会上,和我们夫妇再次见面。我刚到瑞典的第一年,就曾在“6.4”纪念日里和马悦然先生一起接受瑞典电视台的采访。那时,马悦然先生为我做翻译的反应速度之快,汉语之流利,曾令我暗暗吃惊。几年过去,马悦然先生已经是一位古稀之年丧偶的孤独老人,但他仍然记住了“6.4”,并自愿为中国“6.4”的受难者做一个秉烛的守夜人。

  在欧洲许多国家的纪念“6.4”的筹备活动中,到处都可以见到作家们的影子。瑞典笔会早已准备和“中国人权”北欧分部、大赦国际组织联合筹备。我本人则收到了波兰人权组织热情洋溢的访问邀请。他们并告知我,我将在华沙大学和波兰笔会的作家们会面。

  茫茫尘世中,作家是提醒人们不忘历史血泪的人。意大利戏剧家、1997年诺奖得主达里欧.佛,曾经访问过一些大学校园,为年轻的学生举办创作学习班和研讨会。令达里欧非常不安的是,他发现年轻人对许多血腥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达里欧只得耐心地告诉他们关于土耳其锡瓦斯大屠杀,以及那些被指控的罪犯正在被追究的情形:

  “这个国家的三十七位主要的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安纳托利亚镇集会以纪念中世纪奥托曼时期(the Ottoman period)的一位著名的滑稽家时,竟然在旅馆内全部被诱捕,然后在一个黑夜被残酷地活埋。这场屠杀的大火是一群受到政府保护的原教旨主义者点燃的。一夜之间,这个国家的三十七位最杰出的艺术家、作家、导演、演员和库尔德舞蹈家被从这个地球上抹掉了。”

  最优秀的作家,都是尘世不公的提醒者,是执着地与黑暗较量的守夜人。

  当坦克、卡车、特种车辆在离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别墅只有一百米的公路上,日日夜夜不停地向南方──捷克斯洛伐克──开去,索尔仁尼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苏联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夕,他写出了决定他的命运的一句关键的话:

  “做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这几个字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来的全部结论,是我整个五十年来的结论!”

  其后,索尔仁尼琴思考:驾着那辆不听话的莫斯科人牌的汽车,为他的结论“做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搜集签名。再后来,他的苏联国籍被剥夺。他本人被当局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一去20年。

  §§龙应台怎么比鲁迅?

  曾经以锐利的词锋,“悍然无畏”地揭开台湾社会种种病态的龙应台女士,一跑到大陆就热衷于研究起“上海男人”来。在气氛较为宽松的台湾刮起烧去腐朽的一把霹雳野火,到了迫害人权的大陆就变成了煲鸡汤的温吞火,似乎大陆的一切不义不公,主要体现在家庭里由谁买菜、烧饭、拖地板上。

  一个以社会批评为己任的作家,当她用犀利手术刀解剖了台湾以及一切她到过的国家以后,却唯独对大陆的中共专制政权收起其手术刀的锋芒,而代之以擀面杖。当然,龙应台不是没有在台湾、或者在德国用德语谈过中国的人权问题,但那些文章都是以不惹恼中共、不影响自己在大陆获得的巨大图书市场、鲜花和掌声为限度的,并且也是令西方人感兴趣的。但无论在她居住的欧洲、还是台湾,“6.4”纪念会不用等待这位“自由作家”的身影。她忙着出席大陆官方文联举办的各种文学研讨会、各地书店的“龙应台作品签名首发式”呢。

  何其有幸,被我们认为在精神上永远无法企及的鲁迅,在本世纪末,竟然被这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龙应台“超过”了。据说,龙应台去年十月在西安大言不惭地宣称:鲁迅杂文“不如我”。龙应台批评鲁迅的主要理论是,鲁迅杂文有太多的尖酸刻薄的成分,因而远不如她本人的理性、知性和感性来得伟大。

  一个作家以什么风格写作,那是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决定的。真正重要的,是他记录了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代里,鲁迅看过太多的年轻人的鲜血。他的刻骨铭心、他的忧愤深广,使他的声音在大批懦弱虚伪文人们的苟且之声中显得有点苛刻。但他的苛刻源于他对热血青年最真切的爱。

  龙应台不是守夜者。她只不过是象台湾商人一样追求自己在大陆市场上的成功。这本无可指责。但是,她吹嘘自己的文章比鲁迅好。这种抬举自己、贬低鲁迅的话就离谱得叫人笑话和鄙夷。也许就是因为象龙应台这样圆滑机巧的作家太多,这才令一些坚持为“6.4”守夜的作家丧失大陆广大的图书市场,并被剥夺回国的权利。永不屈服、永不妥协的鲁迅要是活着,只怕会对此发表更为“尖酸刻薄”的评论来。

  §§李敖为何替“6.4”屠夫辩护?

  曹长青先生曾经在《开放》杂志上著文指责中国作家“不敢向暴政说不”,说他们全体一致地对“6.4”屠杀保持沉默。如果曹长青听了台湾作家李敖于去年2月16日在《美国之音》发表的高论,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这位自称是中国白话文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大作家,以他超人的论辩才能,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引经据典地论证中共“6.4”屠杀的合情合理与合法。他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非正义事件,为今天现实中的非正义事件制造合法性。其语之惊人,不怕把我们这等只认人之常情的小百姓吓死。李敖的那些被丁子霖女士指斥为“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从何而来?这个当年曾经受过国际特赦组织关注的台湾老政治犯吃错了什么药,以致他现在要为比他当年反抗的国民党还要专制的共产党去辩护?

  除了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可以用来解释之外,李敖的一些自白也可以让人看出其个中端倪。他在其自传里引用别人的话说:“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李敖拿大陆、台湾的不同地区的民运人士做比较,感叹其“努力与收获之悬殊”,因此深深埋怨台湾这个渺小的孤岛,把伟大的他给“小化”了。这种怀才不遇的不平衡心理,加上大陆新华书店为他的书大开绿灯,汲汲于计较个人恩怨的他便有义务为大陆的杀人政权说上几句“公道话”。他的铁笔铁嘴因此不去指戳凶狠的屠夫,而是去刺伤受难者亲属的痛苦心房。

  使李敖渺小的,不是台湾这个小岛(诺贝尔奖得主中居小岛的不乏其人),而是他自己的品格和心胸。

  (1999年“6.4”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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