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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于忧患,1958

  (据李怡楷口述)

  宁坤被吉普车带走的那天,我站在宿舍门口,一直看着车子开出大院儿。猛然间,我眼前发黑,两腿软得快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女同事轻轻推了我一下,急促地说:“小李,怎么啦?快回去躺下。你的脸色太难看了。”回到屋子里,我瘫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失去了知觉,直到感觉肚子里的小生命在蠢动。我吓了一跳。我会早产吗?不过疼痛很快就过去了。突然间,我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我也第一次感到十分孤单。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啜泣,我听见邻居一个妇女大声说:“打字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上班。他们说有紧急任务。”我好不容易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路拖着两条腿走到打字室去。

  我本来在教师阅览室工作,管理英文书刊。那里备有一些美国报刊,包括《生活》、《时代》、《读者文摘》、《纽约时报》。这些“反动报刊”是别的大学所没有的,而这个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教师熟悉流行的美国英语和了解“敌方”的最新情况,提高教学质量。一旦宁坤被划为极右,我就没有资格接触这些“危险品”了。我被调进打字室,首先在一台古老的台式英文打字机上摸索自学,后来专打蜡纸。不过,打字常常给政治学习让路。

  我一走进打字室,以积极闻名、人称“小左”的小组长,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华侨,绷着面孔对我说:

  “你为什么迟到这么久,李怡楷?”

  “我得等宁坤离开。后来我人不舒服。”

  “他是两点走的,对吧?现在三点过了。红肿的眼睛!你为什么哭?还为他难过吗?你的眼泪证明你从来没有和右派划清界限。多么顽固!马上来开会。我们把这个会推迟到现在。你看,别的组的同志也来了。你跟着你爱人走,在错误和反动思想的泥淖里陷得很深。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严肃的批判帮助你。你先做一个自我批评。”

  “对不起,我没有准备。” 我平静地回答。

  “你说什么?你犯了那么多严重错误,却连自我批评也不准备做。她的态度能容忍吗,同志们? ”

  “不行,当然不行,”时髦的法文女打字员应声道。“李怡楷,我们大家都是来帮助你,免得你跟着你爱人走上毁灭的道路。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和他划清界限,你明白吗?” ”

  “我明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当然知道怎么办,”一位人事科的女干部插话了。“你只不过是不愿意,因为你坚持反动立场。整个运动期间,你从来没揭发过巫宁坤的反动言行。这完全是你阶级立场的问题。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吧?”

  “我父亲是一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他死于心脏病时我才四岁。”

  “这我都知道,” 她那权威的声音说。“问题是,你没有改变你的阶级立场。除此之外,你又坚持巫宁坤的反动阶级立场。那是非常危险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离婚?别误会,没有人强迫你离婚。我只是问,你有没有过这个想法?”

  “没有,从来没有,” 我答道。

  “同志们,你们听听!为什么没有 ?”

  “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教会严禁离婚。”

  “大家听听!抬出党的政策和她的教会的规定来压我们。我要让你明白,我们党并不禁止离婚。老丁的爱人正在办离婚。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赞许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你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不相干。但是,你忘了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离婚权,尤其是和右派离婚。我已经说过,没有人劝你离婚。你离婚,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来是要帮助你认清你的错误和反动思想。”

  其他人轮流表示同意人事干部的意见,告诫我尽快划请界限。最后,“小左”做总结,让我认真反省,正视现实,并宣布要继续开会帮助我。“今天我们不再为你浪费时间了。你回家去继续思想斗争。下次开会,我们希望你讲清楚你打算怎样和你右派爱人划清界限。如果你顽固不化,你的问题可能不会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那你怎么办呢?带着花岗岩脑袋和巫宁坤一起去见你的上帝?难道你对你小儿子和快出世的孩子没有任何感情吗?”

  我回到家已经六点钟了,疲惫不堪。宁坤和丁丁在家时,两间小屋子总显得又吵又挤,此刻却冷清得像一个荒凉的墓地。为了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孤寂,我走出门去遛达遛达。同事和邻居们,三三两两,正从食堂往回走。我正踌躇要不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有人假装没看见我,也有人掉过头去。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完全孤立”吧!又回到我的小屋子,我看到宁坤从香山带回来的两个茶鸡蛋和花生米。这时我才想起从早晨就没吃东西,肚子很饿了。我剥了一个蛋,正想咬一口,可心思又回到宁坤身上。“他此刻在哪儿?有晚饭吃吗?会挨打吗?他还能忍受多少侮辱和伤害?一旦受不了,他会自杀吗?......”

  我没有胃口了,但想起肚子里有个小生命要喂,才勉强就着一杯热水把鸡蛋吃了下去。那个鸡蛋和花生米就留给丁丁吃吧。我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他买一个红的大苹果,那是他爸爸被抓走以前最后留下的话。我躺到很晚才入睡。近年来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来到心头。我倒想大哭一场,可就是哭不出来。到最后,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勇敢地单独面对世界 ,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有开不完的小组会“帮助我认识我的反动思想”。

  “去年五月的教职员大会上,你把肃反运动中巫宁坤在南开受到批斗和耶稣受难比较,有没有?”

  “有的。” “荒谬绝伦,反动透顶!你怎么可以把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反动分子罪有应得的批斗和耶稣受难相提并论?你的反动阶级立场还不明显吗?” “我承认那是个错误。巫宁坤不配和耶稣比较。我的意思是说他同样是无辜的。”

  “你说什么?他是无辜的?”

  “我当时是那样想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怎么想,没有什么关系了吧。” “你像泥鳅一样滑,像石头一样顽固,像右派一样反动。我们本来以为你年纪还轻,大学毕业不久,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你。很明显,你的思想受巫宁坤毒害太深了。”

  还有一次,他们盘问我一年前在颐和园参加五一节日游园的事。

  “去年五一,你参加了ABC在颐和园的聚会,对吧 ?”

  “那天放假,宁坤教过的几个学生邀请我们和他们一起游园野餐。”

  “你又像泥鳅一样滑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集会。你参加了。你自己说说你的活动属于什么性质?”

  “我们参加了一次野餐。我想不起有过任何违法活动。” “我们掌握你在会上的发言。你攻击南开的肃反运动,而且十分激烈,是不是?”

  “我们交流了经验。当时人人都认为肃反是个错误。”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现在怎么想,那有什么关系吗?”

  “你狡猾,很狡猾!”“小左”总结道。“我们不会让你滑过去的。你等着瞧吧。”

  大多数同事都不理我了。经常有冷冰冰的、鄙视的、甚至敌视的眼光向我投射过来,好像一枝枝毒箭。以前常来我们家和宁坤喝酒聊天、谈笑风生的几位同事,现在路上碰到我就掉过头去。我过去很难想象一个贱民或麻疯病人的遭遇,也从未料到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过呢 ?”我在自己寂寞的心里大声呼号。

  1958年5月1日,学院组织教职员去参观半步桥北京市模范监狱,“小左”通知我要参加。一名女同事主动告诉我:“巫宁坤就关在那儿。没准儿你能见到他。”到达之后,我们二十多名“贵宾”被请进一间会客室,每人面前都有人端来一杯热茶。随即一位领导干部讲话。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后,便宣讲通过强迫劳动将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无比优越性,然后介绍这座监狱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历史、目前的规模、劳改的设施、以及在监的劳改犯类别。他最后说:“从各位将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大家可以证明我们的劳改政策如何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家可以用铁证驳斥右派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劳改部门的猖狂攻击。”听完报告,我们去参观一个生产尼龙袜的车间。男劳改犯身上戴着整洁的白围裙,胸口印着红色的大字: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新生尼龙袜车间。他们紧张地照管着机器。我们的向导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生产的的葡萄牌尼龙袜质量是第一流的。各位老师也许有人脚上穿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优质产品专供出口,为国家创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如何把社会渣滓改造成生产力。” 然后我们又参观了食堂,里面排列着大长桌和长板凳;文娱室,里面有犯人在玩纸牌;阅览室,里面有犯人在看《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最后,一间间有几张双层床的监房,床上的内务很整洁。突然间,一名女同事大声说:“你们看那儿!还给他们淋浴!咱们宿舍里还没装淋浴哩。我几乎觉得对这些人民的敌人未免太好了。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党将敌人改造成新人的政策是多么仁慈!”我正在纳闷儿,不知宁坤是否也在享受党的仁慈,她转身对我说:“我们还没看到你爱人。噢,他还不算劳改犯。他的待遇肯定更好。难道你不感到对党由衷的感激吗?”

  几天后,我收到宁坤的一张明信片,要我给他送一个脸盆,因为他带去的那个在吓唬麻雀时敲通了。地址果真是“半步桥劳动教养所。”我从家里拿了一个脸盆,加上一顶蚊帐、一张草席、一顶大草帽,他在太阳下劳动时用得上。我得先去宁慧姐家,因为她要陪我去。一来她不放心我怀着大肚子一个人去,二来她也很想看看哥哥。那天下午很热,一路要换两次公车,足足走了两个钟头。下车后,我们开始问路。似乎谁都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有一个男人还满脸鄙夷地瞪了我们一眼。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坐在一个门洞里乘凉。

  “老大爷,” 我客气地上前打招呼。“请问半步桥在哪儿?”

  “这就是半步桥,大姐。你找几号?”

  “我不知道号头。”

  “那找的是监狱?” 我点点头。

  “你去哪儿干啥?”

  “我男人关在教养所。”

  “太不幸了。他怎么会搞进去的?你们样子是好人嘛 !”

  “右派。”

  “哎呀!太不幸,太不幸了......顺着这路走到头,见到一堵高墙,就到了。太不幸了......”

  我们向老人家道谢后,又走下去。教养所不是我去参观过的“模范”地方,而是庞大的监狱中一个寒伧的大院。我说明来意,一个哭丧着脸的中年男狱卒让我把东西留下。我问他可不可以见我爱人一面,他冷笑道:“这不是家庭团聚的地方。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我明白跟他争论没用,但是我想知道宁坤在里面受到怎样的待遇。于是我又试探道:“同志,前不久,我跟学院的老师们一道来参观过模范监狱。挺不错的。教养所也是那样吗?”他脸上露出觉得好笑的表情。“有时候,我真搞不清你们知识分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要是所有的监狱都像那个样子,那么它还叫‘模范’干啥?常有外宾来参观,一个劲儿地拍照 ,哈哈哈!”

  我搭公车回家,觉得路好像比来时更远,情绪低沉,肚子里的重量更沉。宁慧姐眼泪汪汪。

  二

  5月27日,我感到第一阵产痛。我单身挤上一辆公车前往海淀医院。妇产科病房护士长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爱人呢?”我含糊其词地回答:“他来不了,忙着参加体力劳动哩。”她并不觉得太奇怪,只说:“那他一定是个大积极分子。孩子出世他肯定会来的。”我的产痛消退,我的心痛又回来了。我经常祈祷来使自己平静。我并不祈求天主让宁坤早日获释,因为天主并不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清官,我只求天主赐给我受难的丈夫以承受他的厄运的力量。

  病房是一间大统舱,住了十几名产妇。下午探视时间,各家的亲人都来探视产妇和新出生的小宝宝,还带来炖鸡、点心、水果等等,喜气洋洋。我连一个探视的人也没有。为了逃避难堪的问题,我就躲到休息室去看随身带来的书,《师主篇》和宁坤在被批斗期间译成的《珍珠》。但是同病房的产妇很快就用怀疑的目光看我了。我担心人家会知道宁坤的处境。

  6月3日凌晨孩子出世,爸爸没来。“多漂亮的小女娃!”给我接生的大夫还没剪脐带就大声说。“她爸爸呢?还在忙着劳动?我觉得全身软弱无力,但我很惊讶听到自己毫不含糊地脱口而出:“是的,他到外地去劳动了。他被划成右派。”大夫剪断脐带,一言不发就走了。护士长从此没跟我说过话,护士们没有必要也不理我啦。

  生女儿后两小时,我慢慢地在病床上坐起来,取出我带来的一张明信片。我写道:

  宁坤:两个多小时前,6月3日凌晨2时,我生了一个女儿

  ,体重3800克。长得很美!恭喜!恭喜!我情况良好,

  勿念。你给她取个名字吧。怡楷

  我偷偷脱下医院发给病员穿的睡衣,换上自己的衣服,溜下楼,一路用一只手扶着墙。出了医院,我走到街角上,摸着黑把明信片丢进邮筒。我慢慢走回医院 ,刚进病房门口,就看到一个绷着面孔的小护士在等我。

  “你哪儿去啦,李怡楷?”

  “我觉得好气闷。我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难道你不懂,没有我们批准你不能离开病房?”她气呼呼的。“你生孩子还不到三个小时。太危险啦!你要为你自己的鲁莽负责,如果出了事儿。你明白吗?” 我表示抱歉,她叽咕道 “右派家属要放自觉一些 。”

  几天后,等我收到宁坤的回信,他已经在前往几千里外的北大荒的途中了。

  6月10日,我娘和婆婆一道来接我和新添的孙女回家。我娘带着小外孙一丁,婆婆带着小外孙张纯,因为他父母都发配到外地劳动去了。我去出院处办出院手续,替我结帐的女会计员把我们一家老小上下打量了一番,忍不住笑道:“两老两小来接你和小宝宝回家,没有一个顶用的!你爱人呢 ?” 我说:“在外地参加劳动。” 她摇了摇头,没再说别的 。

  我娘是从天津家里来照顾我坐月子的。我回家后,没有一个同事来看望我和新生的孩子。有娘和丁丁在身边,我就知足了。我一直把宁坤发配北大荒劳改的事瞒着娘,可是她常问起他人哪去了。收到他从劳改农场来的第一封信后,我就瞒不下去了。半夜醒来,她就哭起来了。一辈子遇到的伤心事太多,哭得太多,早已受青光眼的折磨。现在雪上加霜,她的眼病又要加重了。尽管我和娘心里都想念宁坤,我们很少提起他。只有一丁常问我:“妈妈,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带我去看大象?”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爸爸跟好多叔叔一样在外地劳动。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

  我利用休产假的时间给宁坤做冬衣,寄到北大荒去。夜深人静,我仿佛可以听见宁坤轻轻哼着家乡扬州的《孟姜女送寒衣》的小调。万喜良从南方家乡被征调到北方去给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寒衣还得要妻子孟姜女在家做好,再千里迢迢送去。等她千辛万苦走到长城,丈夫早已成了亡魂。想起这故事,我感到胆战心惊。难道历史又要重演吗?好者我眼下只要把寒衣打包到邮局去寄就行了。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还能在棉袄棉裤当中塞进两听猪肉罐头,虽然我明知道政府规定严禁在寄到劳改人员的邮包中夹带食品。

  在西苑邮局,女邮务员对邮包上的地址看了一眼就问我:“这里面有食品吗?”

  “噢,没有,没有。” 我连忙回答,勉强一笑。

  她伸出手在包裹上使劲地又摸又捏。“那么这些硬东西是什么?”她质问我。

  “两个,哦,小、小罐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觉得像做贼给人当场抓住了。

  “取出来。放快点儿。” 她命令我。

  “噢,就这一次吧。” 我向她求情。

  “你很清楚,政府明文规定不准给犯人邮寄食物。”她提高了嗓门儿。 “你公然违反政府规定,破坏政府改造人民的敌人的工作。你在大学工作,可是你竟然不惜讲瞎话来钻空子。”

  我闷声不响,把密缝的包裹拆开,取出两听违禁品,再一针一针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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