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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游子还乡, 1951-52

  一

  1943年10月,在昆明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后不久,我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前往印度。下旬,在孟买登上美国陆军运输舰「乔治?华盛顿」号,取道好望角,前往美国。一艘运兵船,没有武装,没有军舰护航,冒着随时会被德国潜艇击沉的风险,在海上航行四十二天之后,终于驶入纽约港。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自由女神像。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自由之神岿然高耸入云,俨然是亨利?帕特里克的呐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化身。十年前,国难当头,我在扬州中学的英文课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呼号,不禁热血沸腾。在当前人类反抗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我又听到罗斯福总统激励世界人民为争取「四大自由」而奋战。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我就中断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学习,志愿为飞虎队担任译员,现在又飘洋过海为一批来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担任译员。我很高兴自己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略尽棉薄,可再也没料到争取「四大自由」的斗争竟然会决定我今后的生活历程。

  这批飞行人员结业不久,战争就结束了。我辍学至今已四年,渴望重返大学继续攻读英美文学。1946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时,我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小小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学校的生活几乎是清教徒式的,与军营生活大不相同,令我耳目一新;而《圣经》和莎士比亚则使我对人类的崇高理想感到无限向往。言简意赅的校训,「信仰、学识、服务」,则成为我追求知识为祖国服务的指南。两年后,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我陶醉,而芝加哥学派文学理论又为我提供了文学研究的金钥匙。前后不到三年,我眼看就快从这所著名的学府获得博士学位了。1950年秋天,我已开始写博士论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艺批评传统?》。我的指导老师是杰出的罗斯?克莱恩教授。我在哥特式图书馆的书库里埋头苦读,梦想着攀登学术高峰。

  但是,早在我寒窗苦读之前,便传来国共内战烽火复燃的消息,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大决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现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虽然我对国共斗争知之甚少,对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不通,我却从来没怀疑过我迟早要回国,用我的专长为一个新中国服务。不过,我还有博士论文要写,大可不必着急。

  哪里想到,1951年新年,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请我去接替一位由于朝鲜战事而回国的美籍教授。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翻来复去考虑其中得失,也和朋友们商量。有人祝贺我在新中国首都一所著名教会大学获得教职,前程似锦?;我放弃在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也有人怀疑新政权是否会因为我曾在国民党政府空军工作过而找我麻烦。我认为那不合乎情理,因为我是在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志愿参加抗战的,其实我心里也没把握。可是,一别七、八年,我对故土的怀念与日俱增。那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个人牵挂才要回去。我的双亲早已过世,我没有结婚也没订婚,在同胞手足中也只有一个妹妹住在上海。我也没有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可去追寻。先母饱受封建婚姻的折磨,先是神经失常,后来在我八岁那年自缢身亡。先父两耳板聋,从来没亲近过我。后来,当我远在昆明上联大一年级时,他在家乡死在日寇手里。可是,我总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我和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虽然那是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回国任教。热情洋溢的欢迎信不仅来自燕京大学,而且来自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上海的妹妹更是欣喜不已。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却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不能阻止我成行。在西南联大就读的两年里,我受到「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我已成为「进步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从而开始阅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眼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共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我的行李主要是几个装满了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我订好了六月中旬的船票。哪知道,曾在国际公寓同房间的美国同学比尔?伯顿和安?赖特订在6月29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婚礼,非要我当伴郎不可,我只得推迟起程了。婚礼过后,我独自游览了大峡谷?,然后前往旧金山,在伯顿的一位朋友家作客。伯顿夫妇和芝大同学李政道博士一起来帮我整顿行装,政道还用端正的大字在我的行李上写上姓名地址。

  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萝蕤为我雇了一辆古色古香的马车,车顶上堆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

  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绛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感到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后来,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的西式小楼上层,楼下住的是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兴华比我还小一岁,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流传的中国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二八,而主编在编者按里却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诗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个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炉火前席地而坐,喝杯咖啡,或呷杯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无不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大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忙里偷闲赶到市内去看望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和老师。当年朝夕过从、谈诗论文的几个同学竟都在市内工作,赵全章在北大外语系任教、诗人杜运燮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散文家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久别重逢自然不亦乐乎。他们显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让我感到欣慰。在老师中,我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我虽然没上过他的课,但从和他的交往中得到难忘的教益。一到北京就听到他遭逢不幸的传说,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去看望沈公和师母。他们住的几间小平房,和当年昆明文林街上的陋室相仿佛,不过当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这「长安居」虽在盛夏却萧瑟如三秋。先生和师母依然谈笑自若,问长问短,言谈之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艾。我从未忘过他那独特的声音,如今时隔十年,重新面对着他的童颜,倾听他那平静如流水行云的声音,听他含笑说到「门可罗雀」,真感到「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位门生故旧遍天下的大师,难道在新中国从此就只能这样尘封土埋了吗?

  二

  到校后不到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我从未教过书,只有十来天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还有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妓女、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在座的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现在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两三个月前李政道在分手前笑着说的「洗脑袋」的前景,难道前景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每天下午集中在体育场排练编队游行,准备参加全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接受毛主席检阅。地理系侯教授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因为我们将有幸接受毛主席亲自从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我们一遍又一遍齐声练习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很反感,但是老教授们的榜样给我上了一课。「十一」大庆正日,我们凌晨起床,到体育场按规定的队形排好。然后,八人一排,「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徒步几十里向市中心进发,等待在规定时刻进入天安门广场。我的两条腿和两只脚都酸痛不堪,真不知道那些老教授怎么吃得消。入场之后,满眼兴奋若狂的人群,满耳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事隔多年,我才充分体会到天安门前这个狂热的群众大会的景象和这两条震耳欲聋的口号的全部意义。谢天谢地,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游行。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开始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大名鼎鼎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思想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三反」就变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

  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在燕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放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集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他用的是「?」?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猪)」!文化侵略,铁证如山!于是,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温文尔雅、有知遇之恩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之外的。陆家有一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她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以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人到猿,从猿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不配为人师表。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英语四年级班上,三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比如,有一天,有一个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鸽翼》。我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一连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一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作,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也被记录在案!

  这时候,我已把继母从扬州接来,搬进燕东园四十一号的两层小楼。我们住楼上,机械系的张福范教授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下,男孩四岁,女孩两岁,可爱极了。他也是一年前才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学成归国的。起初他对我有戒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我俩原来是「难兄难弟」,才带着孩子上楼来,在我家徒四壁的「客厅」里说笑。他富有幽默感,讲话有风趣,爱和学生开玩笑。运动当中,有学生认为他的一些幽默笑话有政治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可是邱吉尔也有强烈的幽默感啊。」这一下可糟了。学生积极分子认为他崇拜大战犯邱吉尔,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要他专门做一次检讨,接受批判。张教授无可奈何地对我长叹一声:「这些人没有一丝一毫幽默感,你拿他们怎么办?」接着又说:「我要能闭上嘴巴就好啦!不过宪法是否保证沉默的自由呢?」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体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检讨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检讨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中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哩。」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打消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接受盘问,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我喷云吐雾。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比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 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 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用的教材是我带回的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提前调到外交部等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候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分配工作受到干扰。这是我初次踏上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我被放逐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芝大的博士学位和学术前程,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河,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他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乾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佯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先生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镇静,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新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主任,执历史界的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蓀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我本打算暑假好好休整一下,然后去南开报到。不料又奉命继吴兴华之后参加「亚太和大」翻译工作,北京英语界前辈朱光潜、钱钟书、卞之琳、吴景荣、萧乾等人已先我而至,翻译大师杨宪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也从南京调来,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攻势」效劳。直到十一月,我才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距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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