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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死者与生者

  从游子还乡到“右派改正”的三十年间,坎坷路上相遇的人们,死者与生者,现在都一起活在我心里。

  在学院,于副校长,当年主持过“鸣放”和“反右”的,已在我们归来几个月前患心脏病不治去世。听同事们说,他在文革期间身心备受煎熬,思想感情有很大变化。怡楷和我特地去看望他的遗孀,表达我们衷心的慰唁。我们说,感谢他二十年前接受怡楷的请求让我从劳改农场保外就医,要不然我多半早就死在他前面了。毛校长、那位让人望而生畏的女将,已经离休,住在市内一座高干招待所颐养天年。听说她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任职,我觉得很滑稽,因为我回来后听当年的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说过,她给我那么严厉的处分,即使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也是违法的。晁教授,现在已是英语系唯一的正教授兼系主任,又是学院党委会委员。他见到我时轻松愉快地哈哈笑道:“老巫,好久不见了。”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仿佛我们俩半小时前刚在一起喝过茶。他那震耳的笑声比往年更加洪亮,部分地由于春风得意、自命不凡,部分地由于腰围倍增,足以见证多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和从不困扰的良心。

  英语语音讲师葆青逃脱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因为她爱人承担了全部罪责。反右几年后,道生已解除劳教回家。但是,作为右派家属要承受的压力终于迫使葆青提出离婚。文革期间,道生被下放在江西劳动时自杀身亡。怡楷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的哀悼。年4月,我被关进半步桥劳教所后,曾与道生有相对无言的一面之缘,没想到那也是最后一面。我们几乎不敢正眼看葆青,回想在短暂的“北京之春”的那些日子,我们两家人,各自带着头生的小宝贝,在一起消磨过多少欢乐的时光,从来没有为未来操过心。葆青后来和学院一位教日语的同事结婚。这位日本留学生,受过“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又是老共产党员。“红色保护伞”理所当然自封为她的政治思想管教员。才貌双全的妻子不服管教时,老党员就发挥“武士道精神”拳足交加。他们的婚姻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怡楷不胜感慨地说:“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一个国家里,政治干扰家庭生活,许多不幸的家庭都是同样的受害者。葆青和道生,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本来是个幸福家庭,却落得家破人亡,实在太悲惨了,可是谁能怪得着受害者呢?再说,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有些家庭从每个政治运动中满载而归,升官发财,也有些家庭在每次政治风暴中首当其冲,受到千锤百炼。我们久经磨难,居然存活了下来,我感到很幸福 。”

  1966年盛夏,燕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新北大多少位教授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不堪凌辱,第一个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爱人、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学贯中西的吴兴华教授,在烈日下劳改,口乾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脏水。(在这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诗,如听天籁。)脏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幸免于追认为“现行反革命”。兴华时年四十五岁,比“同病相怜”的杜甫逝世时还小十三岁。兴华残破的遗体匆匆火化后,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就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一间民房栖身。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人世。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爱人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这位“新月派”诗人、蜚声国际的考古学家含冤弃世时还不到六十岁。

  在燕京的青年教师中,杨耀民当年放弃基督教,加入共产党,在文学研究所得到重用。文革一来,他成了“文艺黑线”的替罪羊,他那半瘫痪的躯体怎禁得住残酷无情的“文攻武斗”,也只得一死了之。我当年的助教黄继忠,在清河农场劳改多年后被遣送回江西原籍?和老母相依为命,右派改正后回北大任英语副教授。有一天,他从北大来电话,说他心上有一桩往事要一吐为快。我感到莫名其妙。他骑自行车来到我家,他的吐露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给我当助教时,上级曾交给他汇报我的可疑言行的政治任务。几个月后他被解除“兼职”,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使命 。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韜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官至新北大副校长,文革一开始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备受凌辱,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1979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谢世。

  在北京市内,我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沈从文老师。他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四合院里一间朝西的小屋,除了放一张小床之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哩。比起五十年代的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沈从文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似乎一一从心上流过。河面还泊了灰色小船,漂泊了翠绿菜叶。”老师从来没有谈到个人的困苦,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他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我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老师,他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我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老师潸然泪下。1973年,我的大学同学蕭珊在上海经受多年劳改的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錚,他在南开大学惨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在冲破长达数年的重重阻力之后,他的平反工作和遗著出版才最后落实。沈老师又等了六年才分配到一套较好的住房,这时候他走路已经离不开助行器了。两年以后,心脏病突发,一位巨人离开人世。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悼念的专文,几天之后北京的报纸才作了简短的报道。师母婉言谢绝了官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倡议,只由遗属出面邀请至亲好友参加告别。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参加这种仪式,因为我一直觉得,官方近年来为文革受害者补开的追悼会不免有鳄鱼的眼泪的味道。

  萝蕤孓然一身,也住在她父母身前寓居的的一座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她自己的家、梦家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她的斯坦威钢琴,都没逃脱被横扫的命运。两间小屋的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睡觉、工作、休息、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题赠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尽管如此,劫后余生,年近古稀,她毅然投身翻译惠特曼的巨著《草叶集》,夜以继日伏在小书桌上用她那一笔不苟的书法一字一句重铸惠特曼的诗篇,《纽约时报》曾在头版发表长篇报道。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和沈从文一样,她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丧夫之痛。我知道她仍在为精神分裂症服用药物。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我想那种药肯定有副作用,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我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弔,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魇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我们返回北京的消息在亲戚中不胫而走。1981年秋,李家表姐从上海来北京探亲旅游访友,在我们家小住。她到市内看望那位多年不见的表妹和“御医”妹丈,回来后对我们说:“二表妹托我捎话给你们,那年怡楷去她家,她很失礼。外面人都以为当老头子的医生怎么了不起,其实伴君如伴虎,全家人日日如坐针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多少年来,搞得几乎六亲不认,请亲友谅解。”没过了几天,二表姐和姐丈就从西单的寓所驱车来看我们了。虽然我们和“御医”还是初会,但大家都是劫后余生,一见如故。后来,表姐因肾衰竭加剧赴美求医,我和怡楷专程去他们在西单的寓所话别,岂料竟成永诀。

  在天津,怡楷家的住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毁,不过全家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随后好几年,他们都住在极其简陋的防震棚里。曾到清河给我送救命食物的大哥和二哥,文革中受尽折磨,先后逝世。我们远在剑桥访问时,多病的三姐病逝北京。幸存的三哥,不分酷暑严冬,在他的小防震棚里重操旧业,埋首历史研究。文革过后,他还希望找回被红卫兵抄走的千百种秘密宗教的宝卷,就从一个政府部门跑到另一个部门打听它们的下落。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多半当废纸处理了”。一位加拿大同行来信说,他多少年来一直盼望有一天读到这些珍贵无比的文献,哪怕一本也好,文革既过他以为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啦。当他获悉这些文献的悲惨命运,感到伤心欲绝。他说,真好比突然丧失一个你一直希望重见的老朋友。

  1987年夏,我重返安徽讲学,得与“牛棚”难友重逢,其中包括安大张校长和孙副校长。安师大魏书记已升任省委宣传部长。他们三位都精神焕发,对“改革开放政策”充满信心。冒效鲁已升任俄语正教授,由小陈陪同来招待所看我,谈笑风生不减当年。我们三人回顾在南庄一起度过的荒唐岁月,小陈脱口而出背出老冒和我拼凑的那首打油诗,不禁都哑然失笑。我答应第二年再回来聚会,没料到第二年春天冒老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老同事告诉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和职业打手史科长、两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听到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就瘫倒在地,暴露了“纸老虎”的真面目。这位同事发表感想道:“正如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觉得难以完全同意他的说法。“那你怎么解释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呢?俗话说:‘?修桥补路双瞎眼,男盗女娼子孙多。?'不如说,这些恶棍草菅人命,却忘掉自己迟早也会面对死亡。也许他们残酷无情地置受害者于死地时也相信过‘?恶有恶报?',从来不怀疑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些可怜虫幻想自己可以在地上的共产主义天堂获得奖赏,从此飞黄腾达。而他们不过是小爬虫罢了!”

  老共产党员、外语系李主任,在共产党监狱囚禁五年之后才放出来,原来当初宣布他是苏修特务的电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敌手玩的花招。他被释放之初,军、工宣队头目在会议上告诫大家不得与他亲近,后来被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职务,还受排挤。最后他回到黑龙江故里,当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不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长,而是经过身心受难变得更加通达人情的人。后来,每次因公进京都来西郊过访,杯酒言欢。也不妨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闻人物是我当年的学生汪崇德。他阶级出身好,文革中的极左表现深得军、工宣队欢心。毕业分配时,他经大力推荐进入总参二部,从事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到驻非洲某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他异想天开,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申请政治避难。该国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经济支援,理所当然把他的信交给大使馆。他奉召“回国述职”,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这位军事情报官员发挥特长,避开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纸政治避难的申请送到机长手中。班机在日内瓦着陆后,瑞士安全人员登机,把藏身厕所的中国军事情报官员领走。无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专长”,又没有第三国肯接受他,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成为流落日内瓦街头的难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纳闷儿,不知道那个好心的李队长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于表现软弱受到处分,或者因为他不适于当狱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过,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儿女、甚至孙男孙女,还有乡亲们,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他充满爱心,也必然受人爱戴。在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尝不会和他“狭路相逢”。我一定会本能地拥抱他,称呼他“我的弟兄”。葛队长是用更加严峻的材料制成的,符合一个优秀公安干警的要求。然而他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从来没有打骂教养人员。他是一个模范的执法人员,而这在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中却是罕见的。难友李大夫于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营的联合诊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又被开革,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重返联合诊所,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劳教。再次获释后,他终于告别他热爱的北京,首途赴美,继续进行他对“集中营热”的独特研究,在这方面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

  我也不忘清河劳改农场。那位让我们借用他的小屋会面的老王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继承人也会让探视教养人员的家属借用他的屋子吗?来探视的家属少不了,因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满为患的劳改营。老刘,那位我亲手掩埋的青年书法家,他的浅坟现在被荒草覆盖了吗?或者,他妻子终于从湖南来把他的遗骸运回了家乡?

  最后但并非次要的,我难忘高庄,我们的好大夫不时来信增强我的记忆。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开始单干之后,鲁大夫来信说:“老螃蟹住进了新盖的房子,村子里的人说用的木料是你们的屋子拆下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因为他现在不能靠剥削同村的农民过日子了。人家常听他咒骂新制度,梦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让他‘?用党给他的权利喝足吃饱?'。村子里的人摆脱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虽然生活还很贫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业”,不顾“计划生育”的限制已经快有第二个孩子了。小基贵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双收',”鲁大夫写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冲过村口的公路,被一辆卡车压伤,随即送到和县医院诊治。三天以后由同一辆卡车送回高庄,他的左腿没了,拄着一副?字杖跳来跳去。他妈伤心死了,号啕大哭,像发了疯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开,说这是‘恶有恶报'。后来卡车司机主动提出赔偿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说这是‘善有善报',因为他三年前饶了孬子一条命。三百块钱!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压死一条水牛赔偿一千二,压死一个好劳动力赔偿一千。屁用没有的孬子拿他的恶腿换来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兴得心花怒放呢!现在永远残废了,孬子再也不能到处乱跑,给他无事生非了。这笔钱正好用作给小蛋订亲的礼金。”怡楷感到又难过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鲁大夫来信又提到基贵的新趣闻。“基贵常拄着双拐靠一条腿蹦蹦跳跳来到卫生院,让我处理他截肢手术伤口的炎症。我问他:‘基贵,你挣了三百块钱。你不想用这钱装一条假腿吗?'他的回答是:‘鲁医生,我要一条假腿干啥?别拿我开心。那不是把好钱往水里扔吗?给小蛋当礼金是正经事。'他的话引起我思量,是否经过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种休克治疗,把疯狂的恶魔从他身上赶走了。我要继续对他进行密切随访。”又有一条趣闻:基贵来卫生院后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孙堡街上,和一个年轻的小窑煤矿工人坐到一处。小窑没有安全措施,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条腿。有一次,这位“同病相怜”的难友出钱请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贵乐坏了,好像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玩具的小孩。两个年轻人有时下一盘象棋。一次,孬子居然打败了工人阶级,他高兴得想跳起来,忘了他只剩下一条腿。他得意地说:“我有两个好老师,一个小一村,一个李农。”

  不难想象,基贵和矿工坐在一起,拐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农联盟”的化身。

  我们自己如何?怡楷为“改正”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1980年9月,新学年开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语。后来,春节前几天,她在上课时突然头痛欲裂,恶心呕吐,被学生护送回家。一位医生说是美尼尔氏症,另一位说是神经错乱。最后,首都医院眼科胡大夫诊断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请教患病的原因,高龄的老专家问她生活的经历。听完她简单的叙述后,这位慈祥的大夫说:“那你还指望什么?多少年来的种种压力必然会使你身体付出某种代价。若是你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它支持你度过无尽的艰难困苦,那些压力可能会毁掉你的神经系统,或者你的心脏。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满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你来晚了,幸而还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双眼。不过我看,你必须从此放弃教学工作,虽然你恢复上课不久。”以后几年中,她的双眼先后动了几次手术,她来美后被确定为 “法定的盲人”,并授予一根盲人拐杖!那是我们三岁的外孙艾里克最喜爱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 

  1986年夏,在告别剑桥大学前发表的《从半步桥到剑桥》一文中,我写过:“当我再次怀着新的乡思遥望家园,我多么希望:北京的半步桥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文物古迹,点缀一个更新的中国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复制的威尼斯叹息桥点缀着剑桥!”眼前,半步桥,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依然人丁兴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车押送去劳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门任职的朋友的盛情,一早从市内开着奔驰轿车前来学院,陪同我和怡楷去旧地重游。春光明媚,我们一路风驰电掣,刚到西直门,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难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黄金年华?哀悼千百万未能幸存的冤魂?司机放慢了速度,几分钟后风停日出,我们直奔半步桥,但我已经没有“二进宫”的雅兴,只感到“此身虽在堪惊”。下车后?,朋友和门口站岗的警卫打了招呼,然后为我拍照留念,身后挂着“北京市监狱”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牌子。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有待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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