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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二十余年如一梦, 1979-80

  一

  随着邓小平和成千上万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平反复职,五十五万以上右派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当年反右运动的总负责人邓小平决定对绝大多数“?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然而坚持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确有极少数真正的右派分子企图推翻中共的统治。为了抓?一小撮所谓“真右派”,“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不惜将五十多万无辜的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备受劳改和凌辱之苦达二十二年之久,几百万家属备受株连。为了证明“错划右派”并非完全无错,中共中央拒绝补偿“改正右派”二十二年来由于工资待遇被降低或取消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右派改正”的决定于1978年10月以中央55号文件下达,改正工作由本人当年所在单位执行。安师大办理改正人数达二百四十余人,就一所规模不大的省校而言,这个数目相当惊人。一位当年反右后被遣送回乡务农的男教师,这时候已年近半百,奉命回校办理改正。他办妥改正文书后,走出行政楼,一头撞在墙上。有过路的人跑过来把鲜血淋漓的“改正右派”送往校医院他说:“他们无缘无故毁了我的一生,现在却指望我对他们的假仁假义感激涕零。我的血沾满他们的手,沾满他们虚伪的门面!我才不要这些骗人的改正决定破纸哩,但是我得为家里人清洗被株连的罪名,要不然他们要永远背着右派家属的黑锅。”

  我虽然没有流血抗议的勇气,这位难友触目惊心的呐喊却使我对渴望已久的改正有了新的认识。我一直等到1979年5月初才奉命回北京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原单位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改正办公室”的头子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个当年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愧为一脉相承的好党员。他绷着面孔说,我的问题属于“推一推,拉一拉”的性质。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考虑到我多年来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进步,党组织决定对我宽大处理,给予改正。宽大无边,嗯?我从安师大动身前,有的朋友警告我不要对改正抱过高的期望,因为来自极左方面的阻力还很大。“不管结论怎么写,只要给你改正就签字。”所以我把“改正决定”大致看了一下就签了字,如同二十一年前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所谓“右派问题结论”签上字一样。然后,我应召去院长室由院长“接见”。姓王的院长讲了几句客套话,随后轻松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感到很抱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赔礼道歉”吧。仿佛这一句官样文章就补偿了我和家人二十多年的劫难!学院指望我回来后教英语系研究生,怡楷同时调回来工作。一村高中还没毕业,可以随同父母迁徙。一丁、一毛已上大学,可等毕业分配时调来学院工作。

  我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

  时间到了,我准备告别。他的太太走进卧室,取来一册简装本的当代美国作家瑟伯(?的近著《当代寓言》?递给政道,他签上名题赠给我。他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发生兴趣,这可是新鲜事儿,我也感到高兴。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我们都住在国际公寓。有一次他在我屋里聊天到深夜,谈到《红楼梦》,他认为这部经典作品“?不科学”,因为主人公出世时嘴里含着一块“?宝玉”,我无词以对。当时,我或许可以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作答:“天地间有许多事情,决不是你的哲学所梦想得到的。”今后,有一天,如果他读到我半生坎坷的故事,希望他不会说:“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一定是宁坤编造的一篇爱国主义的寓言。”

  在乘火车回芜湖的途中,我在安徽砀山下车,去探望小孙和他的家人。我摸黑找到他任教的中学,他那份惊喜让我完全忘掉了旅途的劳顿?。第二天一早,他领着我回到他在良梨公社的家,见到他在小学任教的妻子和两个宠爱的儿子,又见到他慈祥的姐姐,一家人都为我即将返京复职感到庆幸,硬留我住了两晚。他也领我去看他在那里长大的老家,几间小茅屋比我们在高庄的故居还不如。小孙也许永远住不上北京饭店那样的金窝银窝,这个老鸦窝却哺育出了一只金风凰,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真人。

  作为“改正右派”,我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了。暑假期间,江西省教育局在庐山举办英语教师讲习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师应邀任教。教师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我感动。意外的收获是有幸探访一位“棚友”。上山以前,我已打听到,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吴老,当年被遣送回乡后当上了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管理员。如能和老人“登高壮观天地间”,再探一探这位剥去“狗叛徒”伪装的老革命的心路历程,我将不虚此行了。植物园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好一个修行养性的所在!十年阔别,怡楷和我重见吴老夫妇,恍若隔世。吴老瘦骨嶙峋,须发全白,但双目炯炯,眉宇之间仿佛有一股超凡脱俗之气。他兴冲冲地带领我们观赏各种奇花异草,逐一介绍,如数家珍。回到图书馆,享用吴师母为我们烹制的午餐,吴老谈笑风生,没有提到过牛棚岁月。我正不知道说点什么,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条幅,是吴老用他那一笔不苟的颜体写的十四个大字:“往事如烟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是“十年浩劫”期间,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被迫害致死前的诀别诗。我心底一亮,啊,老吴果真脱胎换骨啦!我也毋庸赘问他的如烟往事,心路历程,他那仙风道骨和庐山的苍松翠柏融为一体了。

  十月中,我再次回北京,办理调动手续。院长办公室派人通知我,学院上级机关的首长邀请我一同到市内观看英国老维克(剧团上演的《哈姆雷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首都观看我最赞赏的莎翁悲剧,它曾是我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中重要精神支柱,由一个著名的伦敦剧团演出!但是我没有心思接受一点小恩小惠,作为右派改正的补偿,便婉言谢绝了。几小时后,新任的陈院长又派人约我去一谈。他快人快语,很有礼貌地劝告我不可感情用事。到头来,我搭上首长的“红旗”大轿车,风驰电掣,直奔首都剧场的艾尔西诺王宫,离我被同一单位的军用吉普车押送到半步桥劳动教养所已二十二年,当时囚囊里带着一本原文的《哈姆雷特》!

  二

  又搬家了!时代不同了,这次有许多人主动来帮忙。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丁、一毛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放岁月,现在却要留下来 。1980年2月29日,我和怡楷带着一村启程北上。到火车站送行的除一丁、一毛外,还有不少同事,包括外语系领导干部。分手前,一毛要我留本书作个纪念。我想了一想,没有比那本《杜甫诗选》更合适的了,虽然它久经沧桑,已经被耗子咬得面目全非。它既是她名字的出处,也是我们一家人劫后余生的见证。书的末页已有我在流徙途中信笔涂下的小诗,现在又在前面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说当年如何“以言获罪,流放北大荒,囚车孤愤,但读杜诗而已”等等。来年夏,一毛赴美求学,行囊中带着这本杜诗,上面有我赠书时的祝福:“他日鸾凤高翔,有厚望焉! ”

  小黑子从高庄赶来芜湖为我们送行,带着他哥哥十来岁的儿子。他坚持要把我们一直送到南京。我们得在南京停留两天才能搭乘快车去北京。南京距高庄不过百把里路,但他们叔侄二人以前还没来过这座古城,于是我领着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观光了一些名胜古迹。我也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拜见了恩师羊达之教授。我在扬州中学上初中时,他是初三的历史老师。抗战初期,我流亡到四川,在国立第二中学读完高三,他是我的国文老师。高中毕业后,一别四十年,这时候他在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已是颇负盛名的老教授。他年近八旬,却没有一丝白髪緑,看书读报也不用戴眼镜。师母和老师年纪相仿,身体也同样健康,老人家为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简略地汇报了一下我们一家几十年来的经历,年逾古稀的老师听了禁不住泪如雨下,庆幸我居然从漫长的梦魇中生还。到达北京后不久 ,我收到老师寄赠的条幅,是他用小篆写在宣纸上的陈雨义的词《临江仙》,我在交谈中曾提到过这首令我心醉的宋词。词人劫后余生,追忆故国旧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我把条幅送到家乡裱好,挂在我的小书房里,时时提醒我梦魇的“?二十余年”和不堪回首的“古今多少事”。

  一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3月2日到达后,我特地领着他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孩子对广场一头高踞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另一头新建的存放他尸体的纪念堂,都不感兴趣。他唯一的感想是“我敢说,春天一到,阳光灿烂,在广场上跑着放风筝一定好玩。”

  校园离颐和园不远,原来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高的红砖教学大楼。我一到校就听人说,文革期间有一名女生被批斗逼疯,从楼顶跳楼身亡。在大楼后面,有两座一模一样的三层楼灰砖建筑,看上去很像营房,不像教职工和学生宿舍。另外有两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平房,是大太监留下的遗产,倒使一个无树、无花、无草的灰濛蒙蒙的校园不显得过分单调。分配给我们的一套两居室住房在校园最后面一座四层楼的灰砖宿舍的顶层。

  有一些老同事来看望我们。法语系徐教授、我当年的酒友,第一个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用他的广东国语乍呼起来:“老巫,我来向你赔礼道歉,我不该在批斗会上说了那么些你的坏话。”我很惊讶,在所有那么些人当中,怎么他老人家偏偏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 “老徐,没你的事儿,”我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根本不记得你说过什么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挨整和你有任何关系。人人都得发言表态,立场问题嘛,你怎么能例外。我不怪罪任何个别的人,更不用说你老兄。或许我们全都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中的演员。每人都不得不演一个角色。不管怎样,我总活过来了。”

  徐教授年逾古稀,头髪和胡须都白了,说话一向大嗓门儿。我的话音刚落,他就几乎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 “老徐,千万不要太难过。”看到他如此痛心疾首,我非常感动。“究竟并不是你的错。令兄现在在哪儿?”原来他哥哥就和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他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英语学位,回国后在天津一所大学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失去教职,从大学宿舍搬到市内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继续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文,右派改正后被学院请来为英语研究生开翻译课。

  另一位同事、英语讲师小廖接踵而来。1954年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开外语系,和我同事,后来也调来学院。“您在南开受迫害,有我一份。巫老师,肃反时,我是您的专案小组长,您知道吗?”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坦白什么严重罪行。

  “小廖,我从来没有把你算在参加迫害我的人当中。”我请他放心。“当时你刚从大学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你追求进步,党教你干啥你就干啥。你别无选择。如此而已。”

  “不完全是这样。”他继续用沉重的语调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特别卖力气整你,因为我动机不纯。我想得到组织的好感,我想往上爬。”

  “你对自己太严厉了,小廖。其实,对于我并没造成任何后果 ,对吗?”

  “也许并没有。可是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衷心请您宽恕。”

  我请他放心,我从来没有对他怀有任何芥蒂,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是好同事。另一位老同事轻飘飘地问我:“老巫,真的很惨吗?”她也参加过批斗大合唱,但显然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哦,你瞧我不是活下来了吗?”我含糊地回答。

  “确实。而且,怎么搞的,你还这么年青!” “一位劫后余生的老先生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我刚六十啊!”我笑着说。“这里有些人指望看到我带着心脏病或者拄根拐杖。让他们失望啦。感谢毛主席,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也不过是二十年嘛,我再给他们二十年整死我。” “你听听!你一点儿也没改。你没接受教训。我为你担心,老巫。”

  “且慢!是谁该汲取教训?我,还是犯了错误的党?”

  过了几天,陈院长来访。他是北京大学三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深造过两年。我发觉他很随和,容易交谈。他关切地问起我们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情况。我正有话要说。 “我们安顿得差不多了,还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我答道。“有些同志登门赔礼道歉,因为自己当年在运动中参加过整我,我很感动,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怎么能怪罪他们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也有的同志认为我还没有接受教训”

  “是谁说的?”

  “别管是谁说的。我还没学会揭发检举哩。到底是谁要接受教训,是我还是党?”

  “是党在1957年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党正在从多年来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于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从过去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必须解放思想向前看。”

  “但是我有顾虑。我的改正本身似乎是模棱两可的,至多也不过是部分的。我的结论写得不像改正错划,倒像是宽大处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是这样的。去年我来办理改正,负责人让我明白,我的问题是两可的。只是考虑到我多年来‘?表现好'才给予改正的。”

  “胡说八道!这不行。我们一定要重新审查,彻底改正。”

  暑假快到了,有一天行政副院长来访。“巫宁坤同志,”他以相当正式的口吻说。“上级领导机关的高干即将前往北戴河休假两周。分配学院一个名额。我们决定,巫宁坤同志最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

  我久闻北戴河的大名,那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特权人士的避暑胜地。我新近改正,从来没有奢望过到那儿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度一个赏心悦目的假期。多大的诱惑!另一个对我“二十余年如一梦”的小小的补偿。

  “张院长同志”我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学院领导决定给予我这一难得的机会,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不明白我怎么配享受这样的待遇。我刚回来几个月,没有什么贡献。许多其它同志这些年一直在这里为党工作。十分感谢领导的盛情,但是我不能遵命。”

  院长并不就此罢休。他又说:“巫宁坤同志,你也同样一直在为党工作啊,虽然不在学院。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准备一两天内动身。”

  第二天,政工副院长驾临。“老巫同志”她用更有人情味的口气说。“你怎么会不愿去北戴河休假呢?这可不行。经过这么些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听我的,老巫,准备明早出发。”

  “副院长同志,我在北大荒休息够啦。有湖、有江、有森林、有很多鱼,夏天也凉快。学院许多同志劳苦功高,可能也愿意去,请您把这个荣幸让给他们吧 ”

  但是,我的结论复查被拖延了,因为遭到来自极左的抵制。人事处长奉命处理复查。有一天,他问我:“巫教授,麻烦的是,你在结论上签了字,是不是?”

  “确有其事。你指望什么呢?1958年我在右派结论上签过字,对不对?文革期间,有多少老干部在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上签过字?那些结论还算数吗?”

  “你的话有道理。我抓紧时间去办 。”

  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译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却由三联书店于七十年代在香港两次盗版,连译者的名字也没署。1978年北京三联书店派一位编辑来芜湖找我,约我修订旧译,1979年在北京再版,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这次署上译者的大名。我问这位编辑,三联当年在香港以那种方式翻印我的译著,做法是否恰当?他的姿态很高:“反正是宣传进步作品嘛。”我过去翻译的美国短篇小说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选集中出现,当然没有稿酬。

  我也应一些老朋友之约,开始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约我翻译几首狄伦托马斯的诗。谁都知道他的诗常晦涩难懂,更难翻译。但是,这位威尔斯天才诗人椎心泣血的诗篇曾伴我走过漫长的灵魂受难的岁月,我勉为其难翻译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对于我们这一代饱经沧桑的老人,这好比暮鼓晨钟!

  另一个稿约却使我感到啼笑皆非。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几个月,《世界文学》、当时全国唯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约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简直不可思议!自从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这本书挨批以来,“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偏偏会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还他一个公道?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抒情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月,我听说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十二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我和国内学术界隔绝多年,闭目塞聪。我想若能参加会议,一定可以从同行专家的聚会中获得教益。我去向陈院长请教。他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问他为什么我没有接到邀请。冯教授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陈院长大乐,说道:“老巫现在是我们学院的英语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特邀请帖。

  二百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参与盛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包括几位“改正右派”。会场在金牛宾馆,原来是毛泽东的“行宫”。当年他下榻的那座楼仍然作为“圣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务员给参观者当向导。另一座楼里有当年伟人用过的巨大游泳池,眼前干涸见底。我随口说,成都居民这么多,可惜它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向导狠狠瞪了我一眼,满脸惊愕的神情,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我很快就发现,那个死者的幽灵不仅在他往日的行宫作祟,而且在今天的会场上流连。尽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大多数发言的人还是四平八稳,言之无物,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西方通俗小说”、“现代派文学”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为数不多的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员作报告。他的题目是《要文学,还是要革命?》,颇有挑衅性。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写过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认为它是对革命的威胁,用的正是这个题目。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报告人又抬出泽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流通。泽丹诺夫何许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这太荒唐啦!我感到愤慨,但是我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组进行专题讨论。我选择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人挤在一间大屋子里。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直到主席介绍一位中年男同志发言,原来此人来头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他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哄堂大笑。这时候,处长换上严肃的语调,接下去说他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但是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如此等等。最后他以权威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发言后就宣布散会。处长的发言显然就是这个讯号。散会的时候到了,下面的节目是告别宴会。我应当放过他吗?要我管闲事,跟这位权威人士较真儿吗?会场上比我有资格发言的大有人在。只争分秒的决定!我举起手,试探性地问道:“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请我发言。

  我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儿子一顿屁股,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我赞成它。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何况,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独立的共产党,也有同样数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处长同志,到底哪个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回答,我继续发言:“经过多少年来的混乱,经过一帮自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十年浩劫,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谈到现代派文学的问题。“这一点对有关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适用。全中国,甚至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先读书,后批评,车前马后不行。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如此。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倚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泽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我走出会场时,有好几个人和我握手,兴奋得说:“讲得好!”南京大学“改正右派”、中文系张教授拦住我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眼睛里含着泪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师,听说他身体欠佳,因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一见面他就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长回来后跟我说,宁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们不是应当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解放思想吗?”我很老实地向他请教。卞老师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老实的忘年交。“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 惜我的改正,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出于对一个久经患难的老朋友真挚的关怀,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时我也认识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后的中国还有漫长的艰苦道路要走。

  我的改正结论复查迁延不决,又听说陈院长即将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我便抓紧时间去向他求教。“陈院长,自从您四月间下令复查我的改正结论,大半年过去了,问题至今还没解决。1957年给我做错误结论,他们可没花这么长时间。您认为我还得等到新的一年开始再说吗,院长同志?”我尽量说得轻松一些。

  “什么?我还以为早就解决了。每逢我们努力执行我们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总会有来自极左的阻力。”听上去他很气愤。“这样搞决不行。我一定要在今年,不是明年,解决你的问题。彻底改正,不是部分改正。这不仅对你本人重要,而且对那些极左的同志也很重要,他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新年前几天,政工副院长叫我去开个小会,由那位负责改正工作的干部没好气地宣读学院党委的决定:“巫宁坤同志的右派问题应予改正。撤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副教授职称,恢复高教四级工资待遇。”

  1958年戴上右派帽子,1964年“摘帽右派”,1980年“错划右派”,二十二年的黄金岁月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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