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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江城淹留, 1974-78

  ?一

  直到1974年1月底,极左分子被迫放弃阻挠拖延的策略之后,我们才终于收到调令。久经变幻无常的政治气候的折腾,生怕夜长梦多,我便冒着大雪出发前往芜湖报到。老王、一位好心的下放干部,恐怕我忧患余生又在路上出事,欣然陪同我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我们先挤上公共汽车去和县金河口,搭轮渡过江,然后老王好不容易才死劲把我推上了一节拥挤不堪的铁皮车。车厢中央赫然在目的是一只大尿桶,让我想起半步桥劳动教养所监房的往事,回味无穷。

  安师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魏心一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我。五十年代早期,杨效椿任省委宣传部长,魏任副部长。反右运动中,杨中箭落马,魏也于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两人都平反复职,文革开始又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近年再次平反,魏在杨的领导下对新职满怀憧憬,一心要办好这所全省最大的大学,首先要恢复对学问和有学问的人的尊重。他说他早就盼望我来,加强英语教师队伍,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各有关部门走了一圈,办了各种手续,第二天身上带着一百四十元现款回家。外语系一位女副书记,不顾一位副主任的反对,坚持从系里小金库借给我两个月的工资,“让巫老师和家里人欢欢喜喜过春节”。我被停发工资已四年之久,对我来说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八年来,这是全家第一次在一起欢度春节!怡揩的情绪甚至没受到明显影响,当她得知她再一次没如愿被分配教学工作,因为外语系书记说:“我们正缺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嘛。”

  不幸的是,春节一过,我们一家又要拆散了。安师大人满为患,暂时没有住房可以分配给我,而系里已经决定要我在二月开学时就上课。经魏书记特批,我带着一丁和一毛住进附近的鸠江饭店一个小房间,他们俩已经转学到师大附中。怡楷得带着一村留在高庄,等候房管科给我们一家五口分配住房,科长把我的名字放在等候分配住房名单的最下面 。

  自从我在1966年5月底上过最后一堂课之后,一转眼七年半过去了。大学学制从四年改为两年,招生办法不再是通过统一高考择优录取,而是从工、农、兵中选拔,条件是阶级出身好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金榜题名的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别于文革前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统称“上、管、改”。教师成为学员监管下的改造对象。

  外语系副主任、张副教授分配我教英语专业二年级一班精读课。全班二十人,其中一半是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下放几年期间靠收听英语教学广播节目自学过英语。其余的是由公社、工厂、部队选拔的,没学过英语,对于英语也无兴趣,只想混张大学文凭。张副主任规定选用教材范围限于英译毛主席著作、党中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官方肯定的新小说等等。在课堂上,我把每篇教材中的单词、成语、典故等等译成汉语,加以解释,再把语法的难点处理,对于这种课文本身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往往把课文朗读一两遍来打发时间。有些学习比较好的同学爱听我朗读,课后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因此受到政治辅导员和那位女副系主任的警告。这让我想起,在高庄时青年社员爱听我读报,尽管他们听不懂我读的党八股。我暗自好笑,我的声音中一定有什么异端的魔术吧。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老师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抗拒接管。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敬爱他,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我第一次在外语系露面,春江就轻快地走过来,张开双臂欢迎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失落多年的兄弟。他住在赭山顶上两间破败的小屋子里 ,他的夫人是艺术系的钢琴教授,也曾留学美国。我们两人都没课时,他就会很吃力地爬上山,带我一道回家去。我们俩一面喝杯清茶,吃点零食,或是吃一顿他动手做的便餐,一面聊天儿。他从来不提他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爱谈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他那份忘我的献身热情令我感动。他真如一江春水在一个漫长的严冬流贯许多人的生命。

  另外那位张老师,全系唯一的副教授,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物。他是三十年代从武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可惜他好像并没有从武大外语系几位名教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入党升官。他随着每个政治风向的变动,紧跟党当时的路线。作为党员,他担任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而自己却并不教课。我每天上课以前,他发给我一枝粉笔,其它教师也一样。他在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以前走进办公室,从来不在下午五点以前下班,天天如此。光凭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从不迟到早退这一条,他年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贵为副教授,他享受全系最高的工资待遇。有一天,系办公室一位干部感慨道:“我真想知道老张每发一枝粉笔,国家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党员教授为他每月一百几十元工资干的唯一的工作。”这话其实不完全公平,因为党员教授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不久前,在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张春江老师受到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批判,这个积极分子指责张老师在讲授英语虚拟语气时用的例句“我若为王”。他被控两条罪名:一条是“指鹿为马”,另一条是“怀有反革命复辟的梦想”。党员副教授一向以英语语法专家自命,在业务服从政治的原则下,站稳立场,此时毫不含糊地站在工农兵一边。

  二

  一家两地分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带两个大孩子在学校职工食堂就餐,且不说饭菜如何难以下咽,三个人每月买饭菜票的钱超过我每月七十元的收入。而怡楷和一村的下放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了。我离开后的第二天,老螃蟹就下令让三老爹把我们家的两块菜地犁平,并公开宣布怡楷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的茅屋拆掉,给木料派更好的用场。我不断地催房管科长早日给我们一家人分配一个住所。四月中旬,我得到通知,我的住房已经分配了。我急不可待地去看我的新家,指望一家人早日住到一起。我看到的是一座临时性工棚中的一间屋子,和我们在乡下住的茅屋差不多。这间屋子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前不久乔迁到一个好地方去了。屋子面积大约十七平米,泥土地。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把一家五口安顿在那间屋子里,只得向系领导汇报,凑巧听汇报的就是那位当初坚持要让我予支两个月工资的副书记。她听了很生气,让我再找房管科,就说没法儿住,要求另行安排。科长没想到我刚出“牛棚”不久居然就不服从分配,拿起笔把我的名字重新写在等候名单的末尾。过了几天,政工科和财务科同时通知我:如果我不及早搬进房管科分配的宿舍,我自己就得付积欠的旅馆费。有一些好心的同事为我担心,因为我显然付不起这笔费用,同时也因为某些极左分子可能把它歪曲成政治问题。暑假一到,一丁、一毛回高庄去和妈妈、弟弟一起度假,俄语讲师顾永年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她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家中度假了。为了把我从进退两难的困境解救出来,这位相识不久的同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睡,自己冒着同情“摘帽右派”的风险,铺一条凉席睡在地板上。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在当时简直有天方夜谈?的味道。但是旅馆的帐单一直压在财务科,直到几个月后,财务科长被魏书记当面批评“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后才解决。

  八月中,我终于分配到“新居”。校园围墙外面有一座当年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堂,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不久前被安师大接收,改建成教职工宿舍。它立在凤凰山下一个高坡上,俯视一条通往专门接待党政领导干部等贵宾的铁山宾馆的汽车道。上帝被无产阶级专政扫地出门,他的家被分隔成八段,每段再分成两小间,分配给八家居住。从高庄搬家的重任又落在怡楷和一丁的肩上。我直到要搬的那天才搭学校派的卡车去高庄。事有凑巧,怡楷的三哥世瑜从怡楷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要回城,特地从天津赶来帮忙。他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一到就说高庄很像西安附近的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村,惊叹我们那么多年怎么居然活了下来。但是我们和社员们朝夕相处多年,等到一家五口和三哥一起挤坐在我们寒碜的行李上,身旁还有一个木箱装着所剩无几的母鸡,挥手向欢送的邻人老小告别,真感到依依不舍。正当卡车启动时,小基贵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像平常一样半裸的身子污秽不堪。他奔跑着追赶卡车,拼命呼叫:“老李,带我走!我是你儿子!老巫,带我走吧!”他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怡楷和我同时提高嗓门儿喊道:“再见啦,小基贵,再见!你快回家吧!”怡楷咕哝道,一半说给自己听,一半给全家人听:“这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的新家比高庄的茅屋还小,不过有水泥地。我们还是在那个小煤球炉上烧饭,晴天在户外,下雨下雪时就把炉子抬进来。这里没有池塘,八家合用一个露天的水泵,冬天上冻要用开水浇。这里没有自家的露天厕所,公共厕所在山顶上,上山的崎岖小道没有路灯,厕所里也没灯。家里谁要是晚间非得上厕所,大家就会警告“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毛一天晚上去上女厕所,碰上的是另一类惊险。隔壁沈老师十七八岁的大儿子是个孬子,摸黑闯了进去,吓得一毛大声呼救。

  教堂比一般住房高得多,各家之间的隔墙只有几尺高,上面有一个共同的领空,因此从一头可以清晰地听到另一头讲话的声音,颇有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味道。(我想建筑师是重视音响效果的。)师大有音乐专业,许多教师的孩子都学着摆弄一种乐器。我们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音乐,我们给一丁买了一把廉价的小提琴,他就开始跟数学系的雷教授学起来。他在家练琴的声音惊扰了隔壁的沈老师,他爱人、附小的教师,在家破口大骂“臭右派”,我们只当没听见。她的小儿子、附中的学生,把大粪浇在我们门上,我们也听之任之。后来,怡楷被外语系的女副主任叫去谈话,命令一丁不许在家练琴,因为沈老师告发我们纵容孩子在家练琴,妨碍他备课。一丁改到门口空地去练,沈老师仍旧不依不饶,最后一丁干脆不学了。但是“臭右派”的咒骂声仍然时有所闻,直到沈老师作为“统战对象”搬进更好的宿舍。

  巫李一家又得到怡楷的同事、姓秦的男打字员的关心。他和爱人带着一个婴幼儿住在教堂的门厅和钟楼。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市内有两位“摘帽右派”,我教的班上也有少数男女生,偶尔来串门儿。有一次,黄昏时分,怡楷和我送一位客人出门,回家的路上碰见姓秦的抱着孩子站在教堂门口。他问我:“那个男的是谁啊?”我说:“中学老师。”他又问:“哪个中学?”我说:“十中。”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朱老师。”他心里有数地说:“哦,老右派。他呆的时间不短啊。”朱老师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辗转来到江城教中学英语。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系领导对我们的私人来往了如指掌。不过,我们觉得秦某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正在争取入党。

  我们一家人的团圆是短暂的。1975年春天,一丁高中毕业,又得下乡接受再教育。他被分配到当涂县农村一个生产队,当上“插队知青”,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之后,又轮到一毛到皖南山区的泾县西阳公社“插队落户”。怡楷放不下心,挤上送知青下放的大客车,希望亲眼看看当地情况如何,不料被押车的干部赶下来。她并不就此罢休。第二天一早,下定决心的母亲开后门上了一辆开往泾县的邮车。在关得严严的车厢里,挤在邮包当中,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她到达公社时已精疲力竭,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在公社卫生院接受紧急治疗之后,她又搭一部过路的拖拉机前往十五里外一毛所在的生产队。前一天,一毛挤在装满知青和行李的车上,被颠得一路呕吐,妈妈到达时她还病懕厌厌地躺在床上。第二天一早,一毛下地干活,妈妈抱病走到公社,搭长途汽车回芜湖上班。三天来,母女二人在再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我们本来想一丁、一毛也许可以豁免,因为他们二人已经跟随我们在农村接受了四年多再教育。他们一年多以前刚刚回城,可是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又被下放了。我们束手无策,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前途也茫无所知。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全国千百万青年人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两个大孩子一走,家里两间小屋子突然间显得空落落的。一村放学回家也不大开口,常常埋头看《西游记》或《三国演义》。我有空就重读英国史家吉朋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抚今追昔,有时不禁哑然失笑。怡楷难得有空,一有空就打开她喜爱的《师主篇》读几页。

  教育革命的一个新花样叫做“开门办学”。大学师生每学年要花好几个月走出校门,去“和工农兵相结合”。第一学期,我和班上的二十名学员被派到市内光华玻璃厂“学工”。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一篇厂史翻译成英文,作为今后的教材。然后,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坐在一台生产热水瓶胆的回旋机器旁边,从中挑出残品。运气不错,我的收获很大,要不然我可能会因“未完成任务”受到批评。

  第二学期,我在繁昌县郊外的一个仓库兵军营呆了好几个星期,那里有许许多多散布在山区的军用物资仓库。我和学员一起“学军”,不过由于年纪大被豁免军训。我们参观了一座由一名“模范仓库管理员”负责的仓库。他响应“伟大领袖”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熟悉每一种物品所在的位置,必要时几秒钟之内可以在黑暗中找到某一件物品。我们参加会议,听团长向全体官兵宣读最新的军法审判文件,进行军纪军法教育。边疆某建设兵团团长和政委联手强暴全部下放女知青,被处极刑的案件,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各地下放女知青受到性伤害早已不是新闻,但是这两个军中败类的罪恶行径却是我们接受再教育中新的、难忘的一课。

  后来,我又有机会带一个毕业班学员到泾县一所公社的高级中学进行教学实习。一到公社,我们受到分管文教的副书记热烈欢迎,原来他是安师大政治教育系毕业生。邱书记身材高大,性情开朗,马上表示要尽快抽空下去看望母校来的老教师,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学校的校舍是一座破败的寺庙,周围是种着茶树的梯田。一块“大雄宝殿”的匾俯视一个空荡荡的大堂,原先住在这里的菩萨、罗汉被“扫四旧”的铁扫帚扫地出门,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命运一样。

  邱书记“一诺千金”,果真在下一个星期六就光临了。全公社唯一的高级中学的中年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照例为年轻的顶头上司举行家宴,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因为校长把上级的临幸归功于我。邱书记听说我有肝病不能陪他喝白乾,他哈哈大笑,一口乾了一杯,接着说:“我最近肝炎刚好,医生也跟我那么说。我做的恰恰相反。跟医生对着干,巫老师!”全桌的人都笑了。其他客人包括副校长、大队书记和副书记。酒足饭饱之后,好客的校长问他的贵宾;“明儿个是想爬山还是想钓鱼?”年轻的书记回答:“跟你说实在的,我的手痒,早就想打麻将。可是,现在哪儿找得到一副他妈的四旧呢?”书记十分清楚,早在红卫兵破四旧之前,麻将就已经被宣布为腐朽的地主和资本家们邪恶的玩意,麻将牌一律被没收或者当众焚毁。没料到,大队书记却有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太巧啦!在破四旧运动中,我从两个老地主家没收了两副麻将。它们一直被扔在大队部楼上。我们肯定可以从两副牌当中拣一拣,湊凑足一整副。”邱书记大乐。

  第二天早餐后,邱书记约我一道溜鞑到大队部,那是一座老地主的房子,两层楼的木结构,顶板高,柱子粗,在这个地区常见到的。大队书记领着我们上了空荡荡的二楼。我跟在两位书记后面,来到地板上堆着麻将的角落。我们三人一起围着一堆四旧蹲下,分别按花色搭配。没花多少时间我们就凑足了一副一百三十六张的麻将牌。大队书记把牌放在一个布口袋里,提在手里,陪同我们回到校长家。邱书记急不可耐地要上阵。方桌拉出来,四张椅子摆好,我们四个人,三位书记、一个牛鬼,就打起麻将来,一圈接一圈,直到校长爱人做的午饭上桌。我有二、三十年没打过,牌艺荒疏,一牌也没胡。幸而好,我们没赌钱。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又回到牌桌,一直打到另一家准备的晚餐上桌。年轻的书记在牌桌上大显身手,兴高采烈,在饭桌上继续跟他的医生“对着干”,一杯接一杯和另外两位书记干杯。晚餐后,他还想再上牌桌,无奈他连路也走不直了,只得作罢。一天下来,我有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快闹完了。正如“伟大导师”所爱说的:“事物走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

  总的说来,我们搬迁到芜湖标志着我们的生活开始往好处走。固然,一丁和一毛被迫离开我们,归计遥遥无期。怡楷又得在我们新家里过第一个春节的前夕离家,奔赴天津探视患晚期肺癌垂危的大姐。我在政治上受歧视仍然是严酷的现实,不过我已经毋须接受批斗了。房管科甚至在我们每一家两间屋子的后面盖了一个简陋的厨房,有自来水龙头和洗涤槽,煤球炉子也有处放了。我们几乎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们知足常乐的生活很快又受到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威胁。

  ?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怡楷的日子也更难过。偏巧这时候一村患小肠疝气,急需住院手术。1975年冬,一村刚十二岁,住院必须有家长陪伴护理。我要上课,这个任务又落在怡楷身上。她去向那位“小左”式的女副系主任请假,被她训了一顿:“打字室工作这么忙,你怎么偏偏在这时候请假?偏偏在这时候给孩子动手术?等放寒假再说吧。”怡楷说孩子的病情严重,医生说要马上手术,她也无可奈何,等孩子出院后她来加班加点。还是那位女副书记出来解围,让怡楷尽快送孩子住院。第一医院设在一座天主教女修道院的旧址。一村住的是一间修女住的小屋子,三张病床之间是窄窄的“一人巷”。怡楷只能和衣躺在病房门口的长凳上过夜,自然睡不好。一天早晨,她实在太困,就挤在一村身旁睡下了。不料隔壁床上的癌症老人断气了,医院工人来要进“一人巷”收尸,怡楷半个身子悬在那里挡路,被推了半天才醒。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一个中年男子一面咬着烧饼油条,一面咕哝:“怎么睡得这么死!”一村说:“妈妈,你再不醒,他们也许会把你抬走的!”

  1976年春,在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猛攻下,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批判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在安徽省会,首当其冲的是杨效椿和他的同僚。在安徽大学,张校长和五个系新复职的党总支书记被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九月,新学年开始,掌握省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军方领导人派出一个新工宣队,进驻安师大,领导运动。这个新工宣队,由模范煤矿工人组成,号称“十面红旗”。不料运动大张旗鼓开始后不久就被迫暂停,因为全国上下都忙于为毛泽东办丧事了。

  九月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我们的小隔间里自得其乐,读几页《罗马帝国衰亡史》。古罗马帝国和当代中国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个下午,我重读吉朋笔下的东罗马帝国朱士提年大帝和西奥多拉皇后的故事,妙笔生花,叹为观止。朱某靠阴谋诡计胁迫伯父乖乖地让出皇位,碰上一个沦落风尘的倡优却乖乖地束手就擒。西女登上大位之后,当政二十二年,为所欲为,朝庭内外闻风丧胆。我不禁暗自惊叹:“红都女皇何其相似乃尔!”正在这会儿,广播大喇叭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通告:当天下午四时整将发布重要新闻。这条通告每隔几分钟就用低沉的声音重播一遍,背景有哀乐。我心里想:“这可新鲜。哦,哦,老头子翘辫子了。准是那么回事儿。”四点整,毛的死讯成为世界新闻。那天是1976年9月9日。

  按规定,全国上下哀悼七天。哀悼期一满,以红都女皇为首的“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安师大,追悼大会后第二天,“十面红旗”就召集大学和附中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在大操场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我对运动和会议已经厌烦透了,更加我认为我和这次运动绝对挂不上钩。可是我又不得不忍受又一个荒诞的运动,听又一次大会上愚蠢的废话。于是我尽量往后坐,离最后一排还有几尺远,跟一个年轻的英语教师聊天儿打发时间。主讲的人是一个姓许的年轻女子,不久前从安大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她左得可爱,深得工、军宣队的欢心,已经扶摇直上官居安大党委副书记。她奉派到全省各高等学校,揭露安大张校长和同党五大书记的右倾翻案罪行,从而推动当前的运动。我断断续续听到她的话。我对同事说:“快点儿散会就好啦。我等不及回去读我的吉朋。”他没答理我,却竖起耳朵边听边说:“你听,她刚点了你的名。”我的名字?没错儿。我听到她说,安大发生的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是巫宁坤问题。“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却由杨效椿和魏心一互相勾结,调进安师大,受到重用。”我心里想:“哦,哦,怎么又搞到我头上啦!”接着,我又听到她掉转脸质问坐在她身旁的魏书记:“我问你,魏心一,你还要右到哪儿去?”魏书记答道:“最近在一次会议上,省委宋书记说:‘?你一直是个右派。?'他说的‘?你'指的就是我。我在师大的工作中肯定犯了不少错误。我欢迎全体同学和教职工对我提出批评。”我觉得他的回答非常得体,他不愧为久经诬告考验的干部。

  散会后,我回到家门,怡楷已经先到了。她含笑问我:“你感觉如何,反动教授?”我看出她并没被新的政治风暴吓倒,到底久经考验了。我说:“你不怕吗?”她说:“怕有什么用,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回来的路上,有人跟我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别理他们。”我心里还是没底。这个运动怎么搞法,对我后果如何?再关牛棚,还是再送劳教??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我先找到教学小组的组长,问他:“小丁,还要我上课吗?”小丁是69级毕业生,一个出身农家的和蔼可亲的党员。“当然啦,巫老师,你不上谁上?”他那朴实无邪的一笑让我感到放心。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像平常一样专心听讲。下午政治学习会上,大多数学生都作了千篇一律的发言,表示准备积极投入当前的政治运动,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提高觉悟,没有人提到我或者正受到批判的学校领导人。外语楼的门厅里贴了几张大字报,只有张副教授的一张点了我和张春江的名。他指控魏书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因为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表扬这两名“反动教师”积极参加“开门办学”。一位同事站在我身旁看这张大字报,笑着说:“老张又想捞政治资本啦!”有一些同事开始回避我。在打字室,姓秦的干脆不理怡楷了。他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我路过时,他就直瞪着我,两眼流露出“?阶级仇恨”。

  怡楷和我稍感宽慰的是,至少一丁和一毛幸免于眼睁睁看着爸爸遭受新一轮的政治迫害。一村在一中上初中,每天上学穿过师大校园。这时候,行政楼四周贴满了大字报。他放学回家路过那儿,常停留一下浏览大字报。有一天,他回家时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爸爸,你是白猫还是黑猫?”我感到莫名其妙。“一村,你什么意思?”他说:“财务科长吴瞎子贴的大字报说,邓小平讲过‘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的就是好猫?'。魏心一把你调来任教,又强迫命令财务科支付你的旅馆费,正是执行邓小平这条资本主义路线。爸爸,你说吧,你到底是白猫还是黑猫?”我们父子二人都哈哈大笑。我很高兴看到孩子也并没给声势汹涌的运动瞎倒。

  正当运动进入高潮时,一毛突然间从生产队回来探亲。我们看到她当然喜出望外,但也告诉她,选择的时间不完全恰当。她满不在乎地说 :“没事儿,我已经全都知道了。那个姓许的女将到皖南各大学做报告,每次都要点爸爸的名。恭喜恭喜,爸爸!你现在是全安徽省的头号反动教授,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有名。”她在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小王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女儿,她是个爱好运动的假小子,天真无邪,有话就说。她听说一毛回来马上就跑来看她,一见面就说:“一毛,这几个月我好想你。可我爸说我不能再跟你交朋友,因为你爸爸受批判了。”一毛说:“我无所谓。你自己决定吧。”我插话说:“小王,你爸爸也许说得对。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小王冲着我嚷嚷:“我才不干哩,巫伯伯,除非你撵我走!”我们三人都笑开了。

  大学和全国的心态都和文革早期大不一样。大多数人对于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和越来越艰苦的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尽管“十面红旗”闹得满城风雨,学生和教师队伍中很少有人对眼下的运动表现出任何热情。许多中层干部都愤世嫉俗,纷纷公开对目前整肃老干部的运动表示不满。全市街谈巷议的是贴在大学一面墙上的对联。上联是“小平小平为国为民”,下联是“江青江青是个妖精”。普遍的感觉是中央的变化迫在眉睫,人人脸上都有“等着瞧”的神情。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的遗孀为首的四人帮覆没。新领导核心公开承认文革为“十年浩劫”,是毛掌权后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也是中共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然而?毛仍然不失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当然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面对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反对,“十面红旗”拒绝撤退。后来学生们公开建议为他们开欢送会。模范煤矿工人们恼羞成怒,再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扬言要在校园过冬。他们的头目宣称:“我们把棉大衣都带来了。我们一定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料,冬天还没到,“十面红旗”就灰溜溜地打铺盖回煤矿去了,连欢送会也没开。

  四

  我从“四人帮”覆没得到的意外收获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上课,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马上去见她,刻不容缓。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一见面,她就说:“巫老师,我们刚接到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你必须马上前往镜湖区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说:‘?不要抓小虫,要抓革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遭到破坏。现在,作为老年知识分子,你被安排优先接受治疗。现在跟你爱人一道回家去,收拾一下,准备住院。”我感到莫名其妙。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为了防止任何差错,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他们给我看我三次化验有两次阳性记录。我探问是否可以重新化验。值班的化验员简慢地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暗示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缺少正确认识。我再罗嗦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我去报到,住进一间大病房,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同病相怜”。治疗方法主要是每日滴注锑剂,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疗程一个多月。三组患者同时在三家区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从小道听说其它两处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其实死亡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病房门口有一张破躺椅,常常有新死去的病人放在上面,等着送往太平间,因此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被哀恸的哭声惊醒。出院时,值班医生警告我们:“你们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剧毒。今后一个多月,千万不能摔交,因为流血会造成当场死亡。”我耳朵里响着这严厉的警告,回家后行动“谨小慎微”,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怡楷中午回来,发觉煤球炉子灭了,两只暖瓶都是空的。她一手提着一只暖瓶,又冒着大雪到校园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她去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但是等到她终于回来,我大吃一惊,看到她脸上和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她用左手托着右臂。一村一手扶着妈妈,一手拎着两只没有塞子的空暖瓶。原来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女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只说了一句“我得赶一场电影。”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动弹不得,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现在她摔断的胳膊疼痛不堪,必须有成人马上陪她上医院,而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年青的朋友小林从外地来,走进我们家的门。于是,在一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扶持下,怡楷再回到风雪中去,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艰难地往前挪,路上又滑倒了一次。到了第二医院,她托着一只断臂,忍受着钻心的疼痛、饥饿的煎熬,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一直到晚饭后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处理完毕。晚上十点多,她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吊在夹板里。父母双双病残,刚十三岁的一村从此挺起胸膛,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担当全部家务活,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才交班。怡楷从此不能当打字员,二月开始改教英语,一丁说:“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我因病住入位于当涂的解放军86医院,曾进行全面体检。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他听我说曾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就特地用直肠镜为我仔细检查。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遗迹。

  “你命大,没有死于锑剂中毒。”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病历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三次中两次阳性”

  “我知道,我知道。”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 “但是,如果化验员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或是洗得不彻底呢?那是常有的事啊。” “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我叹了一口气。 “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还在顽抗。在教育战线上,高等院校终于在1977年夏末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参加1965年以来的首次高考。录取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一丁和一毛瞒着生产队领导偷偷复习五门功课,准备应考,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还得为“资产阶级大学热”做检讨。一毛总算被安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一丁考试成绩优异,英语得105分,却成了“政审”的牺牲品。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碍难录取”。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诸门外,因为知情者透露,“录取他就意味着巫宁坤卷土重来”。他被安师大阜阳分校看中。所谓“分校”是阜阳师专的前身,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戴上了大学的“帽子”,后来正名为阜阳师范学院。我这个含疚的父亲到火车站去送他登程,眼睁睁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含着眼泪登上北上的慢车,前往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深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孩子们惊异不已。因为长期以来,“海外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家丑”,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除了一个姑妈,不久他们又发现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1977年9月,又冒出一个外甥女、一个堂姐的女儿。她夫妇二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从纽约回国探亲,我认为他们来芜湖探望舅舅一家是理所当然的。不料她从北京来电话,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芜湖不是“开放”城市。我一听就火了,当即说:“他们睁着眼说瞎话。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他就住在离我住处一箭之遥的铁山宾馆。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从我门口经过。”

  这样一来,我的外甥女,年过三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海外关系”光临,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调整住房,以免“外宾”(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最臭的“臭老九”,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原来住户搬走之后,才允许我们搬家。实际上,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房管科,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凑巧得很,一丁从生产队回来,又当上搬家的主力。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待人和蔼,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两瓶“古井贡酒”,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供我招待“外宾”之用。后来发现,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下午到达,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天气酷热,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乾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次日早晨,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当天下午,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巫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搬上楼,加工资,又该翘尾巴了。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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