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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再入虎穴, 1973

  (据李怡楷口述)

  一

  一年复一年,下放生活好像是又一次没来由的无期徒刑,重演我们不堪回首的旧事。除了那难以忍受的悬虑,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艰难。我每月五十七元的工资很难应付五口人吃饭、三个孩子上学、全家轮流生病、各种零七八碎的费用、外加老螃蟹不断的小额“贷款”。我们没钱添置衣服,于是我开动脑筋把用五颜六色的碎布打补钉变成了一门艺术。夏天一村常一丝不挂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村子里玩乐。除了孩子们的课本?,我们从来不买一本书。老螃蟹消耗我们少得可怜的资源固然恼人,他的明偷暗抢,借钱不还,我们还能宽容。但是,要对付他不择手段的讹诈,却威胁我们的心灵平静。

  林彪折戟沉沙之后,邓小平重新上台收拾乱局。1973年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无奈宁坤连身份证也没有,寸步难行,无法去政府机构提出申诉。他只得将一份份申诉书分别寄往安徽大学、省领导部门、中央领导部门,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全如石沉大海?。我们觉得“守株待兔”无济于事,只得由我再次上阵,进入一个又一个“虎穴”,重演1961年从清河农场将宁坤从死亡边缘抢救回家的战斗。

  我先到安大,找到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要求给宁坤落实政策,分配工作。他一口就回绝了:“如果我们连一个巫宁坤也不能从外语系清除,那么安大的文化大革命就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了。何况,你干什么要给他找工作呢?你每月还有五十七元,在农村生活那可不少啊。你还想要什么?你们两个最需要的是再教育。”

  在安大碰了钉子,我决定远征北京。找到原单位,发现整个学院已经下迁了,于校长本人正在等候重新分配工作,呆在家里读《资治通鉴?》。于是又到教育部和国务院上访,得到的答复是宁坤的问题归安徽省领导部门处理。我北上前,听宁坤说他有个姓吴的亲表姐在北京,是他二舅的女儿,多年没见了。她的爱人在中南海当“御医”,应当消息灵通。我如有空不妨去看看他们,请他们指点一下他的问题该怎么办。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下午,我按着他新近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他表姐家在中央组织部的宿舍。不料表姐一口否认有这么个表弟,也不承认有宁慧这个表妹。我又提到不久前来高庄看望过我们的李家表姐,她说:“不记得。我离家很多年了,亲戚早就不来往啦。”天气很热,我渴极了,主人却连一杯凉水也没给倒。我回家后,问宁坤是否真有这么个表姐,他答不上来。北京之行劳民伤财,无济于事,倒是亲身体味到“六亲不认”的滋味。

  走投无路,但我们并不死心。我在合肥时听说杨效椿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副主任。他是老党员干部,1957年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官复原职,文革中再遭批斗,现在又“结合”了。听说他重视知识分子,于是宁坤又给他写一份申诉,准备我尽快再去合肥,设法把申诉送到他手中。不料回家后第二天,毛毛又发起高烧,住进孙堡卫生院,由我陪她住院,六天后才回家。毛毛住院期间,宁坤认为事不宜迟,已将申诉寄给他的棚友安大张校长转交杨主任,这时候张本人已被结合当上安大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月下旬,毛毛基本复原后,我又去安大。当时杨主任在安大蹲点,有一个办公室,专门处理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我找上门去,办公室负责人杨伯川告诉我,杨主任已收到宁坤给他的报告,并作了批示,责成安大尽快落实政策,他建议我去找张校长了解情况。当时张校长因病正住在安徽省医院。我又跑到市内省医院,一口气爬到五楼的高干病房。

  张校长坐在病床上,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喘成这样?是接到通知后来给老巫办手续的吧?杨主任早就有批示了。你怎么到今天才来呢?”

  我感到莫名其妙,问道:“张校长,您说什么?我们没接到任何通知。上月我曾来安大,向外语系工宣队沈师傅汇报情况,请求给宁坤分配工作,被他一口回绝。我又去北京到高教部上访,他们不予受理,让我回合肥反映。”

  张校长一骨碌跳下地来,激动地说:“我亲眼看见,杨主任一看完老巫的报告就说:‘?真没想到在我们安徽省还有像巫宁坤这样的人被埋没在农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现在国家多么需要人材啊!这个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他随即提笔在报告上的空白处作了批示,写不下,他又在信封背面接着写完他代表省委所作的批示。安徽大学应尽快为老巫恢复工作,如安大有困难,可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每月工资不低于一百元。我以为早就解决了。我知道有来自极左方面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抵制,但我没料到他们竟敢不执行杨主任的批示。太不像话啦!这群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党的政策,什么是办教育,整天胡搞,想把安大搞垮。老巫在农村几年的情况我都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农村干部对他不了解继续迫害他。我听了很气愤。他的业务水平很高,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不会留在安徽的,安徽容不下他,他一定要回到北京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你这趟来得太好啦。一定要尽力争取彻底解决问题。时候不早了,你马上到省委大院直接去见杨主任本人好啦。他很平易近人,你就说是我让你去见他的。你如实告诉他,他的批示至今安大仍未落实,请他过问一下。你和他谈话后,先来我这里把情况讲一下,再回安大。”

  我听了这好消息自然十分兴奋,马上跑到省委大院,要求见杨主任?。不料磨了四个多小时,说得舌敝唇焦,传达室说什么也不理会,因为我没有特别通行证。我又回到省医院,向张校长汇报情况。他听后又激动地拍着桌子说:“真不像话!这群不学无术的人专门搞官僚主义,怎么有得了!这样吧,效椿同志每星期五下午都来看病,他看病后必来看我。下次他来时,我一定把这些新情况都告诉他,请他再次过问此事。你下星期六再来一下吧。”我正起身准备告别,他又说:“我又想起另一个办法,你去找安大的赵书记,他是个好人 。”

  第二天早晨,我到安大人事部门去追查杨主任批示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不知道有什么批示。既然是代表省委批的,那你就到省教育革命委员会去问吧。”当天下午我又跑到教革委,居然见到了一位分工管安大的副主任,他说杨主任的批示几个星期以前就发给安大了。于是又回到安大,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他爱搭不理地说:“省委是有批示的,批文原来由某某同志保管,后来他调动工作去了山东,走前也没办移交,可能批文还在他抽屉里锁着哩。你在合肥跑这跑那也没用,还是赶紧回农村接受再教育吧。”踢皮球的老一套!极左分子们显然在拖延时间,等待下一次政治风向改变就推翻杨主任的决定。”

  我再次去省医院向张校长汇报。他听后大怒说:“我早知道那群人不可靠,为了怕他们抵赖,特意在一次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了老巫的报告和效椿同志的批示全文。读后,我又把全件交给全体与会同志传阅。谁也赖不了。你还回安大继续和他们进行斗争吧。”

  回到安大,我又跑了几个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知道批示现在哪里。”最后,又找到人事部门负责人,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听说杨主任批示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过。读后还传阅过,会上决定执行省委指示。怎么现在连批示的下落都不明呢?”

  人事大员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质问我:“你怎么会知道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我说:“这又不是国家机密,全校的人都知道 。”

  他又强词夺理地说:“知道又该怎么样?会上是讨论过的。但扩大会议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们还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巫宁坤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何处理。你来合肥日子不少啦,还是赶快回去吧!”

  碰壁之后,又按张校长指示去找校党委赵副书记。他和我素不相识,却热情接待了我,我和他谈了三个小时,详细介绍了宁坤的历史情况和多年来受迫害的经过。他一再表示同情我们全家的不幸遭遇,最后说:“安徽现在还有像巫老师这样的人埋没在农村,而学校现在每天都在叫嚷‘?教师奇缺,尤其缺高年级教师,要想办法从外地调教师。?'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怪现象!你每月只有五十七元收入,要养活五口人,呆在合肥每天要住招待所、吃食堂,怎么受得了?你明天就回家吧,这事由我负责处理,落实后尽快通知你们。”

  为了等杨主任的消息,我在合肥又住了三天。盼到星期六,又去省医院。张校长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杨主任昨天来了。他听到他的批示遭到某些人抵制,非常生气。他要立即追查是谁们在捣鬼,并要求尽快落实。你可以回家啦,等好消息。”

  有了三位领导干部的支持,我满以为宁坤的问题很快就可解决。星期日清晨,我心情舒畅地登上长途汽车,颠簸了四个半小时后到达和县,又步行三十里才回到高庄,但并不感到太疲倦。宁坤和孩子们听到我的历险记后,既感到荒诞不经,又为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从那时起,我们全家天天盼望着安大来信。每天下午,都要有人到大队办公室去看信,去前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却天天都失望而归。几次写信去探问,总是石沉大海。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全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生怕夜长梦多,便决定再上合肥,而且下定决心,不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决不回来。

  ?到了安大,先去张校长家中了解情况。张校长的爱人热情接待我,她说:“张校长因患美尼尔氏症经常昏迷,仍住在医院,医生不让他多见客,但你是可以去见他的。他很关心你们,前几天还说起:‘?如李怡楷再来合肥,让她来见我。老巫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不能出头露面办任何事,全靠她一个人跑北京,跑合肥。他们又那样穷,她从农村来一次真不容易,路上多辛苦啊!?' ”

  我又到省医院,张校长一见到我就满面笑容问我:“是给老巫办手续来的吗?这次可好啦!”我说:“两个多月来,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得急死啦,不得已又来合肥。”

  张校长脱口而出骂了一声“他妈的!他们还在捣鬼。”我吓了一跳,生怕影响他的病情。他休息了一会儿,接着说:“上次你走后,效椿同志亲自到安大去解决老巫的问题。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他指着军宣队负责人问他,为什么老巫的问题拖延至今不予解决?他说:‘?我几个月前所作的批示不是代表我个人,我也根本不认识巫宁坤是谁。我是代表安徽省委文教部作的。你们为什么当面说照办,背后却拒绝执行。你们过去对他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他是1951年由美国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如今被埋没在农村,没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难。这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知道吗?现在我要马上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你表个态吧:安大到底还要不要他?若是要,马上请人家回来。若是不要。我负责安排,保证有地方要他。?'?军宣队负责人声言,巫某在安大复职就无异于‘承认安徽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杨主任不再和他们纠缠,随即安排调老巫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同时恢复公职。老巫的调动由赵书记负责处理,怎么又拖了下来,肯定又有人在捣鬼。你去见赵书记,请他抓紧办吧。”

  回到安大,我就去见赵书记。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干革命四十多年了,还没见过这么难办的事,明明上级有批示,下面就硬是层层顶着不办,表面上还装着?服从组织?的样子。我和他们缠了两个月了,还没结果。你来得很好,你去找他们据理力争,你不要怕。”

  我又找到那位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他阴阳怪气地说:“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经过省委、校党委、和人事部门的努力,基本上解决了,但还要上报省革委会,请发正式调令。快过年啦,你回去等着吧。”

  我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到高庄,全家人自然又都欢天喜地。不料等了半个多月,还是杳无音信。我沉不住气了,不顾天寒地冻,又从和县爬上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晕车呕吐,疲惫不堪,回想起来其实是青光眼的症状。多少年来忙着活命,哪里顾得上小小眼球。到合肥后,挤上公车,好不容易走到安大。先到招待所落脚,倒头就睡,顾不上吃饭,反正也没胃口。第二天,又去人事部门。那位官员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啦?”

  我说:“上次你让我回去等调令。我们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收什么调令。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得又坐几百里地的长途汽车来向你请示。”

  他没好气地说:“我们忙得很,问题要一个一个处理,你瞎催也是白搭。跟你说过了,你爱人的工作问题原则上已解决,但还有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还是回去等着吧。”

  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才等到如今。你这次不彻底解决,我就不回去。从明天起,我每天来听你的回音。”

  从此以后,我每天一早就去人事部门“上班”,坐在门口一张长凳上,用从我一件旧毛衣拆下来的毛线给一村织毛衣,没有人理我。见到那位官员,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发调令。他总是说:“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研究。你回去等着吧。”我一连“静坐”了三天,毛衣也打好了,决定再去向赵书记求援。我问他,他们说的“具体细节要研究”是怎么回事。

  赵书记说:“什么‘?具体细节?'!他们又在搞鬼。杨主任给你爱人批的每月工资待遇不低于一百元,被他们擅自改为文革前的临时工工资七十元,并已写入给安师大的调干公函,我很生气,但再拖下去,又怕夜长梦多。你还是见好就收,不要再跟他们纠缠,尽快让你爱人去报到吧。”

  我说:“这真是欺人太甚,违法乱纪!我们感谢您和张校长的大力支持,抓紧时间去报到,等宁坤取得教师身份再向省委反映吧。”

  

  三入“虎穴”,精疲力竭,但是,谢天谢地,终于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夹缝里取得了全家人渴望的成果,一村也美滋滋地穿上了用旧毛线织的新毛衣。

  二

  三个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城,但是五年的下放生活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一毛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作为见证。

  鞋

  来美国六年了,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还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这双脚,不太长却特别宽厚,根本买不到合适的高跟鞋。

  “你这对猪蹄儿,都是那些年光脚光出来的。”妈妈老爱说。也是呢,那年爸爸、妈妈挨整,被赶出大学,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时,我才十岁。

  一天清晨,我学着村子里别的孩子的样子,背了个粪筐去“钩屎”搜集狗、猪的粪,作肥料。每交给队里十斤粪,就可以换得一分工(合人民币三、四分钱)。

  “哈哈!城里来的丫头子,钩屎还穿鞋。”小狗子笑我。

  “她还不晓得鞋子不好做嘛。”邻家的英姐护着我说。

  从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从那时起,妈妈也没钱给我们三个孩子买鞋了。我的脚皮渐渐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铺的大路上,既不觉得烫,又不觉得疼。雨天里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也会用脚趾深深地嵌入烂泥而不跌倒。下雪的时候,要么就整天呆在家里,要么就在妈妈的旧胶鞋里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春节到了。村里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妈妈,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着,不肯穿那件烂得一条条的棉袄去拜年。”

   “一毛,农村人讲迷信,过年一定要穿新的。咱们不兴这一套。马上就是春天了,还要什么鞋。”妈妈哄着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已经会放牛了。十四岁的英姐也讲了婆家,学着绣花,做鞋子。英姐家里穷,她哥哥说不到媳妇。她爸爸就给他们“换亲”-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的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许我学做鞋,说有那个工夫,不如多看些书。牛儿吃着草,我就和英姐坐在草地上,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

  “你怎么看得懂呢?”英姐羡慕地问。 ? “你要上学的话,也看得懂的。”大队小学里,只有我一个女生。 “家里不教念书,有什么法子呢?”她把针在头皮上刮刮,用劲在厚厚的鞋底上扎下去。“你把书上的故事讲把我听,我给你做双鞋。”一天英姐突然说。

  “真的?英姐,真的?我给你讲故事,还给你唱歌。”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每次去工地慰劳挑河的民工,我都带头呼口号,还来段独唱样板戏。

  一部《西游记》讲完了,八个样板戏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实实的白布鞋底。深蓝色的鞋帮,鞋头上还绣了几朵小花。我那份乐啊!英姐说鞋是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才穿的。既不过年,又不是 节,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脚,睡觉前穿着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会弄脏的。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走亲戚?”我老问。 “明年,一毛,明年妈妈带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妈,表哥、表姐。”

  “为什么今年不去呢?”我并不肯就此罢休。

  “天津在几千里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远点。别在这儿让我心烦了。”妈妈把我轰开了。鞋小到不能穿的时候,我们也没走过一趟亲戚。英姐倒是出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鞋了。

  婚后,英姐连着生了二个女儿。她生第三胎时,正好是春节。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女儿,年初三我就赶了去看她。

  “英姐,快让我看你的双胞女儿们。”我一进屋就喳喳开了。

  屋里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

  “月子里的人,让她歇着吧。”他婆婆进来了。 “英姐,我走了。”我把带给她的一把天津寄来的糖果放在床头,跟着她婆婆出去了。

  “她为什么哭?”一进堂屋,我迫不及待地问。 “咳,命苦啊。”她的眼圈红了。“已经养了二个给把人家的东西,又来了二个吃饭的。大年初一,图个吉利。初二才把二个讨债的丢到河里去了。”

  不记得怎么离开她家的。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倒是随着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其它同命运的女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给倒提着,往尿桶里一丢了事。这以后不久,我们全家就因爸爸、妈妈的平反而离开农村,我也没再见过英姐了。

  爸爸、妈妈到另一所大学里任教,我也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去上学。第一天上学,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刚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就把我拦住了。 “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笑着。教室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想赶快进去。

  “你的鞋呢?”老师问,并没回答我的问候。

  “我”我嚅嚅地不知说什么好。不是年节,又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来上课。”

  当我哭着跟妈妈说完老师没让我上课的理由后,妈妈反而笑了。“咳,搬家一乱,加上在农村住了那么多年,我倒忘了这个。别哭,妈妈带你去买双新鞋。”

  在我的学期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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