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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再教育, 1969-70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又搬家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全家会因此再一次流放!我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通: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这种做法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一想到搬家自然就会唤起十年前仓皇离京不堪回首的记忆。而这一次又要孤零零带着三个小孩下放到一个陌生的村子。一听说我将第一批下放,我就跑去找外语系工宣队头目沈师傅,问他是否可以给我男人几天假回家帮他女人搬家。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你很清楚这是办不到的。”沈师傅答道,他嘴里叼着的香烟呛得我咳嗽。“你爱人现在还是群众专政对象,而且还是校管一级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让他出来乱跑?何况,不就是搬个家吗?打行李、搬东西,还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准备到农村参加劳动,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个有三个小孩子要照顾的女同志。”我回答他,希望他也许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那又该怎么样?毛主席不是教导过你们,‘?妇女能顶半边天'吗?还有‘?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孩子们,对啦,搬家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对不对?还有,李怡楷同志,你别忘了,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哪个同志不会出来帮助你?你放心吧。”

  这样一来我又得“自力更生”了。回到家,三个孩子同时扑进我怀里,我在心里啼笑皆非地对自己说:“李怡楷同志,你顶的不止是半边天啊!你放心吧。”孩子们帮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霉臭的屋子的窗户,然后擦洗长了毛的家具,晾晒被褥,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团聚几天。

  “可惜爸爸不能回家来看你们,帮忙搬家。”我无奈地说。

  “妈妈,别着急!我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啦!”一丁自豪地说。

  “我也是男子汉!”小一村抢着附和道。

  “别忘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孩子们!”一毛不甘示弱。也许对孩子们真是很好的锻炼吧。

  我只剩下四天功夫,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听那些不下放的人翻来覆去地讲当下放干部如何是史无前例的光荣,还要跑遍校园里和街道上的有关部门,办理转人事关系、迁户口、转粮油关系等等手续。我的同事没有一个来和我分享下放干部的“光荣”,更别提帮我的忙啦。

  头一天晚上,一毛突然发烧,我想等早晨再带她去卫生科。到半夜,她全身烧得滚烫,我慌了,背起她去看急诊。到了卫生科,两扇大门紧闭。我使劲敲了半天,才有人答应,我说孩子发高烧要看急诊,里面的男声边打哈欠边说:“我是药剂师,不管看病。今天是刘医生值夜班,你去她家找她吧。”我又背着烧得滚烫的孩子,按着他给我的宿舍号码去找。快到刘医生住的红楼时,路对面平房窜出一条大黑狗,一路狂吠着冲过来,吓得病孩子直叫。天哪,这不是祸不单行吗!我想起娘说过,碰到狗追,千万别跑。我就地站住不动,教孩子“别怕”,其实我很怕。幸亏狗主人把狗唤了回去。我背着一毛,爬上四楼,敲刘医生的门。我隔着门大声说:“我在准备下放,孩子发起高烧,请你给看一看。”起初无人应声,等了半天才听见刘医生隔着门没好气地说:“我家里也没药,看了也白看。明天带她来卫生科瞧瞧就是啦。用不着深更半夜大惊小怪。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哩。”我无言地背着孩子下了四楼,回到家里,用湿毛巾给她冷敷。早晨又背她去卫生科,值班的医生给她挂了盐水,又开了些退烧的药片。谢天谢地,在我出发那天,她的烧已退了。

  一毛躺在床上,脸又瘦了一圈,还说可惜不能和哥哥一起收拾行李。我猛然注意到一丁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无忧无虑的孩子,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我十三岁的大儿子已经身不由己长成一个“男子汉”了。我惊奇地看着他如何仔细地包装爸爸的书刊稿件,又巧妙地把两幅溥心畲的画夹在他自己的一堆画当中,免得会被当作四旧扫走。

  5月15日上午,我还得去听有关下放部署的最后一次报告,地点是三年来开过无数次批斗会的水泥球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头目们再一次表扬第一批“光荣下放”的教职员,然后庄严宣告:

  “下放干部是毛主席派到贫下中农中去落户,并向他们学习的。你们一定会受到公社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最热烈的欢迎。明天一到落户的生产队,保证就会‘?四有?',这就是:有干净的屋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产工具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听了他的“四有”保证,我觉得稍微放心了一些。可是,在散会回家的路上,一位女同事悄悄地警告我说:“听上去不错。不过,我要是你,我就一个人先下去,看看那里情况怎样,而不是一下把三个孩子都弄下去。这几个月,你不是看到一点农村的生活了吗?”我猛然认识到,尽管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还是多么天真幼稚。还没回到家,我已经决定先带一丁下去,暂时把两个小的留在幼儿园。我实在不忍在短暂的团聚之后又和他们分离,进退都为难,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晚饭每人一碗面条,然后我就搀着他们,一边一个,走回幼儿园。我答应我在新家住定之后就来接他们,其实我对明天的事也毫无把握。

  回到家时间不早了,我和一丁一起动手,把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拆散,捆扎成几捆,再把棉被和褥子打成几个行李卷。然后把锅盆碗勺、台灯、尿盆以及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装进纸板箱子和箩筐。半夜前,一丁和我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把所有东西,包括两筐煤球和两捆劈柴,从我们二搂的屋子搬上停在路边的一部破旧的卡车上。最后,紧挨着一丁,在铺在水泥地上的一条棉褥子上躺下,希望能睡几个小时。孩子疲惫不堪,很快就呼呼大睡。我还没睡着,忽然听见大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天哪!这教我怎么办呢?我们的铺盖卷儿要湿透了,煤球要化成煤水了。”我不知怎么办,起身下楼出去看一下。我发现别的下放干部都在忙着用大油布复盖车上的东西。

  “老孙,你从哪儿搞来的大油布?”我问住在我楼下的一个外语系职员。

  “原来就在车上。”他不耐烦地回答我。

  “可我车上没有啊!”我着急地说。

  “那我可没办法,”他说。“也许你可以去找孙师傅试试,是负责这次下放工作的。”

  我冒着雨穿过校园找到孙师傅的宿舍,把他叫醒。他连门也不开,隔着门打着哈欠说:“你去找你的司机老黄。”我又摸到老黄家,很高兴看见他还没睡,正在和另外几个司机喝酒。可是,他只说了一句话:“不巧送你的车是唯一没有大油布的,你倒霉。”我又回到屋里,狠着心把一丁叫醒,让他帮我把几个铺盖卷儿和两筐煤球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回我们宿舍楼下门口。我知道楼下老孙家行李已经装车,就问他是否可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他家空屋子过夜,被他一口回绝。划清界限,好吧。我只得又和一丁一起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回楼上。

  我们母子二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刚要入睡,广播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我们“闻鸡起舞”,赶忙把褥子和毯子打成铺盖卷儿,就着暖壶里倒出来的一杯热水吃了两个凉馒头。等我们把铺盖和煤球又装上卡车,就得赶到水泥球场去参加最后一次欢送大会了。广播大喇叭一个劲儿地播送着《毛主席语录》歌,水泥球场四围悬挂的红旗迎风招展。一毛和一村已经站在人群中等我们,一丁走到弟弟、妹妹身边去,我马上加入一百多名排成军事队形的下放干部的队伍。工宣队头目们从队伍面前走过,摆出首长的架势微笑着点头、握手,在每人胸前别上一朵纸做的大红花,下面挂着“光荣下放”的红纸条,祝大家“在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上取得胜利!”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本省最高领导人、李德生将军大驾光临,前呼后拥。大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表扬我们是全省第一批“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荣道路”的干部。然后,他从我们队伍前面走过,和每一个人握手,似笑非笑地说声“再见”!

  现在我们准备好被运走了。孩子们跑到我跟前。我一遍又一遍地搂抱一村和一毛,强忍住眼泪。我把口袋中仅有的几块钱和指甲剪交给一毛,嘱咐她“别忘记给弟弟剪指甲。”我们在车队中找到了自己那部破卡车,一丁先爬进了驾驶室。我紧紧把一毛抱在怀里,看着她瘦削的小脸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放下一毛,又抱一村。我上车在一丁身旁坐下,司机就开车了。我含着眼泪回头看见我的两个小东西哭着朝我挥手。我高兴的是一村没有拖着鼻涕,像五个月前我们出发“长征”时那样。“这条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把我领到哪里去 ?”我的心在呻吟。

  二

  从安大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不过三百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破旧的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颠簸簸,震得我全身酸痛。我时睡时醒,每次脑袋撞在玻璃窗上,司机就叫一声:“别把我的玻璃撞碎!”一丁脑袋靠在我肩上一路睡了过去,直到司机猛一刹车把车子在一个村子口上停下。我可以看见男男女女在远处稻田里劳动。司机走出驾驶室,向他们挥手,大声叫喊:“快来啊,接收你们的下放干部!”

  几分钟之内,男男女女的社员就一窝蜂沿着从村子到公路的小道飞快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为首的中年男子敲着一面破锣,他身后一个小青年打着一个小鼓,另一个敲着一对钹,显然是为了对下放干部表示热烈欢迎。一群半裸的小孩子光着脚跟在大人旁边,一面笑,一面喊:“下放干部!下放!下放!”离我们还有十来尺远,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嗄哑着嗓子喊道:“搞什么名堂?我们只听说有人要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可还没日子。怎搞,欢迎吧,可教我怎么办呢,这么多行李, 还有个大孩子!我是队长。我叫李庭海。”

  他身后一个年青妇女插话说:“就叫他老螃蟹。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你看他像不像一只横行的螃蟹?”

  “你住嘴,你臭奶们子!”老螃蟹转过身去,举起拳头吓唬那个女的,手里攥着一张纸。“看见这个没有?《公安六条》!你们谁敢跟我捣乱就符合《六条》当反革命抓起来!”大人孩子都放声大笑。

  “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以后去接他们。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三个孩子吃口粮!生产队咋养得起?可你已经来了,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有钱的城里人!都过来,大家动手,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这位队长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来横七竖八,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我跟着迈进黑屋子。苍蝇蚊子扑面。一股尿、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老螃蟹点了一枝烟。我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耙、大掼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我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带酒了吗?”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一个叫小黑子,一个叫小水子,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他的姑表哥、队长的儿子,就叫大水子。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他们不抽烟,称呼我李大妈,一开口就脸红。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农具、种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墙上。木箱、皮箱、纸箱也靠墙堆着。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还有一条长凳、两张方凳,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许买的,工人师傅问道:“贫农坐椅子吗?”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闯进来了。“好得很嘛。你瞧,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李队长,你很帮忙。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我们离开安大以前,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四有'。有干净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干净水喝。所以我没带大米、面粉。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你跟你哥讲笑话!新米还没收割,陈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粮票到粮站买米。今儿个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这前塘的水尽你喝。小黑子,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眼睛一亮。“这是什么?单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这么多床。借一张给你哥。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他一定爱睡的。你需要什么东西,直管跟我说。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我就是党。你和我可以合得来,李大妹子,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饿还难受,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喂我挨饿的儿子。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我翻纸箱找绿豆,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洗过凉水澡(男的在后塘,女的用木盆),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他们的问题可不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我爱人还在乌江公社劳动,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乡下,我每月少拿两块钱。” “我的妈!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们农民可真穷。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还得挣够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你,一个奶们子,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 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不了。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对吧?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意料之中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只有无邪的好奇。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我饿醒了,面对我们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芦瓢、扁担、拨火棍、大扫把、和两只水桶。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真是天大的幸运,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晚饭后,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邻居说,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为在1960年那场饿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他父母双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后高庄的交界处。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她寡居多年,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她的儿子基升,外号黄鳝篓子,壮得像条小牛,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叫小兔子,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全村年纪最大还下地的是孙开道,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人人尊称“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担负“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戏称他“水利部长”。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贵,小的叫“小蛋”。基贵十六岁,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都当面叫他“孬基贵”,或者干脆就叫“孬子”。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黄瓜,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继父犁田手王学贵、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他姑妈“老棉胎子”嫁给了老螃蟹。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队长陈安友一家,他八岁的儿子“尖嘴猪”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碱、针、线之类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老螃蟹,不用说,是常客,一天几次来抽烟。而且,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答应“明儿个就还”。我并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气恼。虽然我也很拮据,几块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就像讹诈。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用他的“绝对权威”来对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儿个就还”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风俗,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金猴”。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带进蚊帐,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我感到满心温馨,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三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这新家里几乎感到快乐了,但我很快就知道这是朝不保夕的快乐。六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发高烧病倒了。我从来没发过烧,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感到惊惶。我让一丁步行二十里地到香泉镇去拍一个电报给宁坤,让他请假回来一趟,宁坤的请求却被系工宣队头目断然拒绝了。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疟疾,这个地区的流行病。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让我服了不少奎宁,我的病就好了。

  紧接着天就下起雨来,一连下了几天几夜。一天深夜,我和一丁被怕的坍塌声惊醒,接着是我们的两个暖瓶爆破的声音。我把头伸出蚊帐一看就吓呆了,原来是烟筒倒了,塌下来时砸烂了搁在锅台上的暖瓶 。雨现在从房顶的大洞哗哗地往下落。我身处黑暗势力的重围,惊慌失措,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过了些时候,我镇静下来,直面现实,想起我下来是要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的。谢天谢地,夏季天亮得早,雨也停了。我起床后赶忙跑到后高庄队长家,向他报告我们母子给出乎意料的灾难吓坏了。

  “下了那么多雨,你还指望什么?那烟筒也老了,当初就没盖好。我这就派两个人去搞。你当然得请他们吃顿饭。当然还得有酒有烟。”

  我当然赶紧骑自行车去西埠买了两斤猪肉、一只母鸡、几斤青菜。一丁在家把煤球炉升起来。我用大钢精锅煮了满满的一锅饭,炖了一锅红烧肉,又炒两盘素菜。鸡,我只得麻烦隔壁孙奶奶给杀了,在她大灶上烧好。两个年轻的男社员没花多长时间就清除了砖土垃圾,修好了灶,用砖和泥盖了个新烟筒。快到中午,我把四盘菜、一锅大米饭、一瓶白酒放在我们的小折叠桌上摆好,老螃蟹就大模大样地闯进来了。

  “老李,麻利快,这两个小伙子!”说着,他就在桌旁坐下,点了一枝烟,又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快来啊,你们俩,来尝尝我妹子的手艺!这红烧肉真鲜,我说就是比我家奶们子烧的菜好吃。”

  “李队长,烟筒不太直,”一丁站在旁边说。

  “那有什么关系,”队长用手里的筷子一比划打发了他。

  “反正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不长的 。”

  他们三位速战速决扫光了四盘菜、一大锅饭、一瓶白酒、一包香烟。这时候,小黑子的哥哥尹富贵走进来,找老螃蟹说:“你借的那一百元,我盖屋急用。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别再拖啦。”老螃蟹醉薰薰地说:“你他妈的放屁!我李庭海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咋会欠你的钱?”富贵恼了:“你借酒装疯,想赖帐?你今儿个不还,我要你好看!”老螃蟹一把掀翻了我们的活动桌,杯盘在地上砸得粉碎,吓得一丁躲到我身边。老螃蟹一骨碌跳了起来,嗄哑地嚷嚷:“你他妈的想造共产党的反?《公安六条》!”话音刚落,两个人就揪成一团,大打出手,从屋里一直打到屋外,刚好遇上前高庄的社员去上工。富贵被人拉开,老螃蟹骂骂咧咧,肚子里装了大半瓶白酒,摸回家去午睡。烟筒能在天再下雨之前修好,我真得谢天谢地。

  过了几个晴天,雨又下了起来,常是倾盆大雨,昼夜不停。烟筒虽歪但没倒,稻田却都淹了。有些邻近的村庄已经淹了。有一天,陈安友冒着大雨来到我屋子。

  “老李,”他神情严肃地说。“我是副队长,我有责任警告你我们眼前的危险。如果这大雨不赶快停,全村和你家就会被洪水冲走。那么一来,我们都有自己一家人要照顾,有谁能来帮你呢?我要你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拼死拼活逃命。今儿个晚上,你和你儿子要参加巡逻,监视水位上涨。你一看到出现危险的迹象,马上快跑去报告我们的水管员三老爹。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助你和你儿子,可是我有奶们子和儿女要管。我并不是说我们抛下你不管,但是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不管用。”

  我并不感到被人抛弃,不完全如此。一个硬闯进来的外人,我有什么权利指望社员在自家面临没顶之灾的时候来帮助我?自欺欺人的漂亮话我听得太多了,我倒喜欢这农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有什么办法抵御能够轻易地就把我和儿子冲走的汹涌的洪水?我一筹莫展地看着一丁。我孩子说:“妈妈,万不得已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大木盆当救生船,划到安全的地方。我今晚不睡,陪你看水。”我搂着他说:“有你这么个好儿子,我们肯定可以渡过难关。”晚饭后,我把所有的现款和粮票都放在口袋里,躺下打个盹儿,这时候一丁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凝视诡秘的黑夜,探寻危险的迹象。我起身后,带着一丁去察看附近稻田的水位。我可以听见远近的洪水怒号。我撑着一把油布伞给我俩挡雨,一丁拎着马灯照路。一丁惊慌地说:“妈妈,田里的水差不多跟田埂平了。咱家大门和稻田在同一水平上,水马上就要进咱家啦!我们马上去告诉三老爹”我们母子二人顶风冒雨踹着泥泞走到他家,把他叫醒。开道从家里出来,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锹,急急忙忙走到田边放掉一些水。回到屋里,我让睁不开眼的一丁去睡觉,单独守望。我继续在田边来回巡逻,突然间听到两只大狗在狂叫,声音比下放前半夜背一毛去看病听到的还可怕。眼看着狗朝我跑来,我赶紧跑回屋里。惊魂稍定,突然想起下来之前有人警告过我,安徽有狂犬病,千万别让狗咬着。我精疲力竭,不知不觉陷入了沉睡。等我醒来,天已大亮。谢天谢地,雨停了!

  太阳一连出了好几天。淹没公路的洪水一退,连接县城和各市镇的农村公共汽车又跑起来了。已经是七月了,我想我得抓紧时间让一丁到初中注册,要不然就会耽误了。香泉是附近唯一有初级中学的市镇。镇上除了有一处温泉,用作附近地区的公共浴池,还有一所麻疯病院。一个晴天的早晨,我骑自行车带着一丁上路去学校,我们的午餐口袋挂在车把上。半路上,我看见小基贵朝着我们飞奔过来,一路狂喊:“救救我,老李!救命啊,老李!”等他到我自行车前站住,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条污秽不堪的破短裤,头髪像发像一堆乱草,浑身上下都有泥巴和伤疤,活像《圣经》里那个浪子,让我这三个孩子的母亲看了心疼。

  “你在这儿干什么,小基贵?你爹妈到处找你好几天了。他们都急死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小基贵?”

  “开道不是爹,他揍得我好疼,你不知道啊。老李,你救救命吧。我饿死啦!”

  “你回你爹家里去,小基贵。他会给你杀只鸡的。我给你蒸大馒。”

  “我才不吃他的鸡,我要吃”说着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午餐袋,黑糊糊的手指伸进去,掏出一个我昨晚蒸的的馒头吃起来。他几口就吃掉一个,又伸手去抓第二个。我推着车子向前走,他边吃边跟着走,我又接着劝说他回家,还答应不许他爹再打他。他吃完第二个,又伸手要再拿。我说;“小基贵,这是我和丁丁的中饭,别再拿了,我给你一个大西红柿吧。”他接过去,边啃边跑,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到了香泉中学报名注册,我说:“我是安徽大学的下放干部。我儿子在合肥小学毕业。新学年开始,他是否可以入学?”老师说没问题,让一丁填一张注册表。

  他一看家庭住址就惊讶地说:“高庄,太巧啦!你们村有个孬子在我们学校撒野发疯,胡闹了好多天了。到食堂抢饭吃,追赶女学生,男生就扔石头砸他。在街上跑进饭馆子连偷带抢,没少捱打。他初来时睡在空教室里,后来就睡到温泉去了,听说和来洗澡的麻疯病人打得火热。劳驾带个信给队长和他家里,让他们快来人把他接回去啊。”

  正在这时候,基贵冲进来,嘴里嚷嚷:“老李,救救我!老李,救救我!”有几个男生追赶他,向他扔石头。我走到门口,向那几个男生喊话:“同学们,请你们别作弄这可怜的孩子!我是他生产队的下放干部。他有病。我回去教他爹妈来领他回家。”我又转身对基贵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回你爹家里去?那儿没有人朝你扔石头。你妈一定会给你吃好的。我给你蒸大馒。”他大声说:“开道他打我。我喜欢在这里。”他突然放声大笑,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得乱七八糟,好笑极了。一转眼间,他就溜了出去,不知去向了。

  我一回到高庄,立刻登门找到三老爹和三奶报喜。他爹就骂骂咧咧地说:“这该死的孬子,我家的败家子!我要去把他抓回来,好好收拾收拾他。”我说:“他是你亲生儿子,开道。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好调理调理。浪子回头金不换啊!说什么也不许再打他了。你答应吗?”老贫农嗄哑着嗓子说:“老李啊!亏你给我把孩子找回来了,哪能再打他呢?我要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他当晚去香泉,把儿子带回家。

  有一天,我正在做午饭,一群孩子突然间冲进我屋子,齐声嚷嚷:“大妈,有人来找你啦!”我伸头往外瞧,一眼看见小一村沿着土道走进村来,怀里抱着个大饼干罐,身后跟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我近来一直在想我该去合肥把两个小的接下来。我非常惦念他们,而且让这么小的孩子独自生活也不安全。现在来了这个意外的惊喜!这位年轻战士解释道,他搭安大的卡车下来,顺便把一村带回家,因为孩子最近不舒服,他姐姐很不放心。一村回到我身边当然好,可一毛就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好像不断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村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哥哥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他也学会捉萤火虫,把它们装在自己叠的纸笼子里。除此以外,他总爱自己呆着,可能因为他在幼儿园惯于一个人坐在墙角上。他常坐在大床上,一个人玩跳棋或象棋。他每赢自己一盘就快乐地大笑。虽然刚来不跟年龄相仿的孩子玩,他有时却教基贵下棋。他也会给他讲一两个金猴的故事。他常说,“基贵好温和。我喜欢他。”

  过了不久,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一村去南庄和他爸爸团聚一下,不料一到就赶上他发高烧病倒了。更坏的是,还流传着要把他“遣送回乡监督劳动”的说法。看着他躺在乌江卫生院的病床上烧得痛苦呻吟,我想起袁枚悼唐朝诗人方干的两句诗:“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大雨又下了起来,淹没了道路和田畒。一丁和我轮流监察上涨的水位。等到雨停,我们家的存粮快见底了。

  四

  八月中旬,我决定把一丁送到学校去,他可以在那里吃住,虽然学校九月才开学。那样我就可以带着一村去安大,把一毛接回家。于是一天清早,我推着自行车往香泉走,一村坐在横梁上,一丁的铺盖卷儿和旅行包捆在车架上,一丁在车子另一边走着。

  路走到一半,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急迫地从我后面喊过来:“李怡楷,站住!李怡楷,站住!”我掉转身来,看见一个男的骑在自行车上朝我过来。他三十来岁,身材不高,我模糊地认出是外语系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李怡楷,这事万分紧急!你女儿病重。你必须马上回安大!”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呆得说不出话来。一丁赶忙扶住自行车,不让倒下。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她害的什么病?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还没完全弄清她到底生了什么病。她几天以前发高烧,被送到安医。他们的诊断是大脑炎。那是传染病,安医又没有传染病房,所以后来就转到了105军医院。由于大雨和洪水,我们没有法子派人通知你。我好不容易挤上多少天来从含山开到和县的第一趟长途汽车。我姓戴。我认识你,但交道打得不多。现在你必须赶快去看你女儿,不然的话”“不然什么?”我感到恐怖极了。孩子还活着,还是已经没有了?他是在把坏消息瞒着我吗?“跟我说实话。我需要决定怎么办。”

  “真的,她住进军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幼儿园派了个阿姨陪她住院。别的我不知道。你赶紧上路吧。别再浪费时间。”

  我决定按原来计划先把一丁送到学校。我们中午以前走到学校。管注册的老师看见我们吃了一惊。“你们来得太早了。学校最早九月才开学。而且,教职员工都去抗洪救灾了,不完成任务回不来。”

  我向他说明了我所处的困境,他马上就同意让一丁住进男生宿舍,在食堂买饭吃。我先给他买了饭菜票,然后去宿舍。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放了几十张双层木床。水泥地面上布满了垃圾。我帮助一丁打扫了部分地面,擦净一张床,挂上蚊帐。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一家点心铺子,匆匆忙忙吃了面条和饺子。我好像不断地在和孩子们作无定期的分离之前吃最后的一餐饭。

  跟一丁挥手告别之后,我骑上自行车上路,一村坐在我面前。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公社停留一下,向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组长请假。我又想顺便到公社卫生院取一点中暑和腹泻的成药带在路上,以防万一。我还没走进卫生院,就听见一男一女大哭大嚎:“啊!我苦命的女儿啊!”这是死了亲人的哀号!它刺痛了我的心。我问鲁医生怎么回事,他摇摇头叹息道:“太不幸啦。?他们来晚了,拖了几天才把孩子送来。急性肺炎,太不幸了。我认识这家人。一个很好的小姑娘。”他的话让我听得心慌意乱。一毛是否也已经太晚了?我的心被恐惧揪成一团。我去药房取药,经过一间屋子,看见妈妈抱着死去的女儿恸哭流涕,爸爸也站在一边啜泣。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禁不住流下泪来。这女孩死得很惨,但至少死在妈妈的怀里。我女儿却会更不幸,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泪流满面了。鲁医生来到我眼前,悄悄对我说:“李老师,镇静一下。你的担子很重”我匆匆离开卫生院,又到大队部去向大队书记请假?。但一路上,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抱在妈妈怀里的死女孩,那痛不欲生的爹妈的哀号。最后回到高庄,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再一次请假,这次是向我的顶头上司老螃蟹请假。

  “队长,我的家怎么办呢 ?”

  “你的家?你的家是我们的公房。我就让小青年夜里来值班,就像你没来以前一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说你不信任贫下中农吗?难道你不是下来向我们学习的吗?难道你不信你哥吗?”

  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胡乱吃了点晚饭,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明早上路。半夜时分,迷迷糊糊正要入睡,猛然听得有人砸门。难道又有红卫兵来抄家?我慌忙下床,只听见三奶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喊道:“老李,快开门,快!救救命啊!孬子发疯,抄起菜刀要杀小蛋,我得把他放在你家过夜。”我一打开门,她就冲了进来,掀起蚊帐,把小蛋扔在一村身边,转身又出门了。我听得出她家那边人声嘈杂,但我太累了,明天还要赶路,实在没精神去管人家的是非。

  门栓也没插,我就钻进蚊帐,在一村和小蛋中间躺下。只听见三奶又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道:“老李,快来,开道和老螃蟹一起下手,要把孬子活活打死。只有你能救他的命啦。你是国家干部。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快来啊,快,我求求你!”一个下来接受再教育的牛鬼家属,去救一个贫农的儿子,不让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共产党员队长打死?我为难了,但她已拉开蚊帐,拖我出来。黑夜苍茫,我慌慌张张跟在她后面走,差点儿一脚踩进孙奶奶家门口的牛粪堆。还没走到她家,我就听到开道大喊大叫:“你这个孬子,你这个祸害,祖祖辈辈的脸早都给你丢完了,现在又要杀你亲弟弟,他是我家命根子,不如先把你宰了!往死处打!”在嘈杂的人声中,也可听到基贵凄厉的尖叫:“我要死啦,我要死啦!开道狗地主!螃蟹狗地主!你们要杀贫农!......”

  邻居们都在围观,如同传统的示众场面一样。三奶拉着我挤到人群前面,我一眼看到了基贵。他半裸着身子,被粗绳子紧紧捆绑在他家门前那棵孤零零的树上。开道和李队长都赤着膊,手里都挥动着一根大树棍。三奶拉着我走到他们跟前,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得出基贵全身都在流血。我问开道:“三老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基贵了吗?你这是干什么?他难道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你的头生儿子?你们两个大汉把一个小孬子打成这个样子,你做爹的不心疼吗?”

  “他不是我儿子就好啦。他妈没生他就好啦。我是答应过你,老李。可他又干下坏事,我只得又把他绑起来,他挣脱了,夺过一把菜刀要杀小蛋。不把他打死,全家不得安。”

  “死了清净!”老螃蟹以权威的口吻说。“他从香泉带回麻疯病,传给全村一百多口人怎么办?他又狗胆包天,满嘴喷粪,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有‘奸臣相',罪该万死!小蛋检举他,大义灭亲,他竟敢杀人灭口。根据《公安六条》,他是特大现行反革命。他罪该万死,打死他也是为民除害,三老爹也省心。”

  “这不行,李队长。”我鼓足了勇气说。“大家都冷静一下。基贵有病,应该给他看医生,不是把他打死。杀人偿命,罪责难逃。赶快住手吧,我请求你们!”

  “老李,这关你什么屁事?”老螃蟹满口酒臭、怒气冲冲地对我喝道。“你算老几?奶们子,下放的。你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生产队的内政轮不到你来掺和。生产队归我领导,孬子的事有我和他爹做主。”

  “我很清楚我下来是干什么的。”我竭力保持镇定。“可是眼看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无辜的小青年,要给他的亲爹和生产队领导活活打死,我能够不管吗?要是你们不放了他,我就马上去大队把宋书记请来。”

  这时候基贵的妈冲到他男人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三老爹,可怜可怜吧,别把我们的头生儿子打死。给你生了个孬子,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要打死他,你就先把我打死吧”她嚎啕大哭起来。?同族的孙奶奶也走上前来,为她的侄子求情。

  开道叹了口大气说:“我这回就饶了你,孬子,最后一回。要是你敢”没等他说完,我就抢着说:“孩子受不了啦,快给他松绑吧。你瞧他瘦成这副样子,作孽啊,你得给他调理调理。不许再糟蹋他。”

  基贵边呻吟边嚷嚷:“开道不是我爹。毛主席是我爹。老李是我妈。打倒开道!打倒螃蟹!”

  围观的乡亲们轰然大笑。老螃蟹气得暴跳如雷。“你这王八蛋!你敢打倒我?我是队长,我是共产党!我手里有《公安六条》,你是现行反革命!我要看着你死。三老爹,我是想帮你个忙,你可又把王八脑袋缩回去了。告诉你,别指望我再帮你了。真他妈的!”他转身要走时又说:“别忘记你答应请我吃饭的。”

  孩子松了绑,遍体鳞伤,慢慢爬回他爸爸的破茅屋去,好像我在公路边上见过的一条被人打得半死的狗。我回到自己的茅屋,倒在一村和小蛋中间。我紧紧抱着一边一个孩子,尽力想忘去刚才经历过的情景,不然我生怕我也会成孬子了。我为一个贫农的儿子和我的牛鬼的女儿逃脱死亡的魔掌祈祷。

  五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先背着小蛋把他送回家,再背上还没完全睡醒的一村,肩上挎着个小包,一手提着个旅行包,一手从后面搂着一村,他双手搂着我脖子。我得走十里地到西埠搭公车去县城,换长途汽车去含山县城,再上火车去合肥。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重地跋涉,如同八年前背着一丁去清河劳改农场探监。一村一个月前刚满六岁,正好和一丁那时候一样。我们的恶梦难道没个头吗?我走一段路就得坐在路边歇一会儿。一村完全醒了之后,他就自己走了。走到一半,我们发现前面的小桥被洪水冲掉了。缺口上面搭了一块窄窄的长木板,下面流着汹涌的洪水。我没能耐从木板上走过去,更甭提带着一村和旅行包了。

  我在路边坐下,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非得向前走不行,可是怎么走呢?这桥什么时候才修得好?我可等不及啊。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老张、和我同时下放的一名党员干部,沿着公路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这可好了。我马上站起来招呼他。“老张,你得帮我过这个大缺口。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得赶去看她。情况紧急,请你帮我的忙。”他对一村和我的旅行包看了一眼,摇摇头说:“对不起,李怡楷,我帮不了你。我要赶公共汽车去和县接我女儿。”说着就掉头走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农民走过来,我迎上前去。“大哥,你能帮我和小家伙过到对面去吗?我急着要去赶公共汽车上县城。我女儿在合肥病危,我要赶紧去看她。”他马上就说:“没问题。你肯定是下放干部。女儿病重,妈妈还在这里,真作孽。路又冲断了,你哪里碰上过这种事。我先把小家伙背过去。再回来拿包。最后再接你。”一村和旅行袋到了对面,他又回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拉着,领我走过去。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我住在高庄。有空来玩。”他说他是本大队王庄人,帮我这点小忙是应该的。

  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睁睁看着人家拼死拼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望车兴叹。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天气又很热。但是我别无选择,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离县城还有十里。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我跟着车走。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等我们到了含山,天已经黑了,赶紧走到火车站。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一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里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又不知怎么办了。附近没有旅馆,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同志,请你帮忙。”我喊道,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有紧急情况。”“哦,不行,我不去。”他摇摇头。“太远,太晚了!”

  “请你帮忙,我求求你。我女儿病危,一个人呆着。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我在争取时间,请你帮帮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三倍,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怀里抱着一村,脚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午夜以后,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周围有死亡的阴影;我紧紧地搂着一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大铁门已经锁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蹬车的不肯蹬进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懒得多话。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让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我来得太晚了吗?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我又累又,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105医院了。问讯处的女护士吃惊地问我:“你来这么早干什么?我们八点钟才上班。”听我说明情况后,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着急了,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还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后,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后一间时,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李老师?”她绷着脸问我。“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等你来。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我拼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轻声说:“毛毛,妈妈来啦。你觉得怎么样?”他惨淡地一笑。“妈妈,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开心你来了。哥哥弟弟怎么样?”她没烧到讲胡话,还那么镇定,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我女儿。“村村跟我一起来了,回到幼儿园。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问我:“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我的心一揪,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我只能说我试试吧。接着又问:“妈妈,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你收到了吗?”她的头脑这么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没能写信告诉你,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一位军医来查病房。他一看见我就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没等我回答,一毛就说:“王大夫,这是我妈。她下放在和县,刚从那儿来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来一个妈?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我接着说明情况,澄清了混乱。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先后排除了疟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见是伤寒。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王大夫并不悲观,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我急忙回到幼儿园,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我回医院之前,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她说过很想吃。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同时,多天来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头顶隐隐作痛,我也顾不上去理会。过了两天,实在痛得厉害,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她以为是头痛,让我看内科。我说是头顶上痛,她扒开头髪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因为卡子和头发、血块纠缠在一起。她用水浸湿,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她说伤口已发炎,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一周之内,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发烧的红晕一退,她的小脸苍白乾枯。为了让她早日复原,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她身体又太弱,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补一补身子,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后诊断”一项空着没填写。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他说实在无法确诊。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想,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那就会更难啦。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写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临时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甚至粮食。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原来那次“宽严大会”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演出,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于是,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送贫困潦倒、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不只一次,他摸进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捣翻了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我说:“沈老师,您的情况也会好的。”他说:“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现在要叶落归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我心里想,“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很久以后,我才听说,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我感到惊奇。一丁干巴巴地说:“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5月16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妈妈,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中、小学已经上课,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我们坐在卡车上,挤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我们顶风坐着,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惊,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事情严重,”我大声说。正在这时候,老螃蟹闯进来了。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把那包烟放进口袋。“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好多啦!这就是你女儿,好漂亮。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自行车,对啦,自行车。老冯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骑过,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他来找我,说借用一天。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车是锁上的。我们砸了锁,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 “老李,你回来啦。欢迎欢迎。哦,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会在意的。”“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嘿,还不是老螃蟹的主意嘛。他说老李上合肥了,车子靠在公房,你想尝尝外国车的味道吗?我说咋不想,车子锁上了吧。他说那怕啥,榔头一砸不就开了嘛。你请我喝两次酒,买鱼虾少要点钱,车子就归你骑。我想好在你也不用 ”

  “我现在要用啦。车子呢 ?”

  “就靠在那边墙上。老李,真是好车 。”

  我走到他身后。我的自行车被砸得面目全非。我气极了,掉转身来质问他:“老冯,你怎么把我的自行车毁成这个样子?”

  “我带着我奶们子骑到小堡,上坡时车子坏了,把我们摔了下来。老李,你真运气,我们俩都没受伤,要不你有责任啊,因为车子是你的 。我看车子没什么大毛病。你可以把它放在我这里,等我慢慢找人修修。他妈的外国货,街上修车的都没办法。你可以等,你也可以推回家,找人修。也许你需要它。”

  我咽下满腔怒火,把我残废的自行车推回家。这是它第二次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做贡献。

  响应“复课闹革命”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年之后又上起课来了。与此同时,千百万初、高中毕业生都到边远地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公社和工厂。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子女升学和就业都受歧视,有路子的父母把子女送去参军、加入体操队或杂技团。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不理解的,我决心让孩子继续上学,尽管当时学校非常混乱。一丁在香泉中学上了几个星期之后,转学到新成立的孙堡初中,离家只有三里路。现在他放学后可以帮我干点家务活,特别是从前塘挑水。一毛上公社的小学。一村上本大队的初级小学。这个小学只有一间屋子,老师的讲台后面的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在讲课休息时老师在灶上烧午饭,满屋子都是烟。陆老师是一个回族中年人,本来是挑货郎担的,他教给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村后来需要抛弃的不多。后来他干脆不干了,因为付给他的钱少得可怜,他又重新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去了。这时候,一村也跟着姐姐上孙堡小学了。

  我们的临时住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我们母子四个都睡在这张床上。“人多热气大,”一丁绷着脸引了一句毛主席语录。一村只说:“人越多越热闹!”没料到小孩子的话竟然是未卜先知。一个下雪天的下午,邻村的下放干部老陈突然光临。老陈是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技师,她的爱人是和县医院的药剂师,像宁坤一样是“摘帽右派”,也还没解除专政。我们经常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见面。除了我们的处境大同小异,我们俩都是天津人,确确实实有“共同语言”。我的三个孩子也爱陈阿姨,因为她心直口快,跟孩子们也说得上话。

  一村看到陈阿姨突然从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来临,兴奋地说:“陈阿姨,雪这么大,你回不去。你得和我们住一起。”“我没准儿真住下,小村村。”

  “你怎么在这大雪中跑出来,老陈?”我焦急地问她,已经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无家可归了。你知道我是借人家一间屋子住的。今天上午房东来找我,说要收回屋子,因为春节期间她儿子要结婚。我去找队长,他说他唯一能提供给我的是生产队的牛棚。他可以把它收拾一下给我住。等我配给的木料来到,他可以盖一个新牛棚。”

  “这真是岂有此理!”一丁几乎大叫了。

  “但这是现实,孩子们。不光这样,他还说我连牛棚也不能住,除非我先同意他的安排。我说他尽可以留住他的牛棚,从他家走了出来。我又去找大队书记,他正忙着准备过节,等过完春节再研究。我要坚持用配给我的木料盖一间小茅屋。但是,目前我无家可归。”

  “老陈,我们这屋子只放得下这张双人床。不过床相当大,又是冬天。我们挤一挤没问题。孩子们太高兴了。”三个孩子同声唱道:“欢迎!欢迎陈阿姨!”陈阿姨感动得要流眼泪。“陈阿姨给你们包饺子吃好不好?”

  她是包饺子的能手。当晚我们就吃上了饺子。晚饭后,大人孩子都开动脑筋,研究五个人睡一张床的最佳方案。最后决定,老陈和我各把一边,两个小的夹在我们俩当中。一丁横卧在我们脚下。这个安排一直维持到过完春节,孩子们欢送陈阿姨去另一位女下放干部处投宿。

  皖南春来早。该是给下放干部盖房子的时候了,按人口每人配给0.30立方米木料。老螃蟹亲自出马,带了两名亲信,前往县城木材场领取我们四口人的1.20立方米的木料。他在县城吃饱喝足之后,押着由两个小伙子拉着装木料的平板车,把十几根又粗又长的木料拉到后高庄,整齐地堆在自家的屋檐下。

  “老李,有这么多好木料,我给你盖一座大房子。你放心,交给我办好啦。”反正我也不懂怎么盖房子,他既愿意包办,也只有让他办了。他决定给我盖一座四架间的房子,木架、土墼墙、茅草顶,我说听上去不错。新房子要盖在工房附近的地基上,可是打房架的主要工程却不在这里进行,而是由木匠带着徒弟和打下手的社员在老螃蟹家门口干。等梁、椽、柱、门等等都加工好了,再运到前高庄在新房址装配。后来才明白他的心计。全村的劳动力都参加盖墙和上房顶。全部费用由政府拨给我盖房用的专款开支,公社把钱交给队长掌握。老螃蟹让我买一条好烟,两瓶白酒,表示对他和其它生产队干部的谢意。

  盖好的房子一头有一间屋子,各用一堵竹子和泥巴的墙隔开,中间留下一片空地,一个角上有一个烧草的大灶。两间屋子都没有门。“你要门干啥?浪费好木料。”老螃蟹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窗户。为了迁就我,他让瓦工在我屋子正面墙上留下一个洞,那就是我的窗户。大门关不上。“那又该怎么样?哪家也不关门的。”他一挥手就抹杀了我的意见。

  “老李,你真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这座多好的新房子。你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阔。你还拿五十七块一个月,五十七块!”我说,我当然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也感谢他领导下的高庄贫下中农。

  总的说来,这次搬家,从老鼠窝到一座干净的新茅屋,几乎是一桩喜事。一村跟我睡一间屋子,一毛睡在另一间屋子,一丁睡在中间“堂屋”。一丁发表意见,他认为大门关不紧在设计上有一个技术性的理由:他和煤球炉睡在一起,这么样的一扇门可免他煤气中毒。他又说:“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我的理论。”一毛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多希望爸爸现在回家和我们一起享受新房子!我在合肥病得快死了,他都不能来看我一下。”

  我们搬进新家的欢乐很快就被人破坏了。一天半夜,我们早就睡觉了,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突然间冲了进来。起初我以为是一场恶梦,但很快我就面对着十来个真人,有男有女,手里都挥动着晃眼的大电棒。

  “我们是大队民兵营突击队。全国在凌晨两点开始统一行动,进行政治大清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个为首的年轻人郑重宣称。“你是李怡楷吗?”

  “我是啊,安徽大学下放干部。”

  “你家几口人?”

  “五个人。不过这里只有四个,我和三个孩子。我爱人还在乌 江。”

  “他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

  “安大没派他下来。”

  “你敢保证你家里没有藏坏人吗?”

  “我敢肯定。”

  我被带队的讯问时,其余的人用大电棒到处探照。随后一个女民兵来向他报告:“在一个屋里找到一个小男孩,另一个屋里有一个小姑娘,堂屋里有个大男孩。”

  “你们在床底下照了吗?”

  “我们照了。有个大箱子。”

  “拉出来,打开检查。”

  他们打开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宁坤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是李政道用白漆写的 “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几个大字。

  “啊,这是什么东西?”带队的睁大了眼睛。

  “英文打字机。我是打字员。”

  “你现在不打字了,留着它干啥?”

  “给孩子当玩具吧。”

  “你敢保证这不是发报机 ?”

  “别开玩笑!”

  “李怡楷,你能保证你家里没有暗藏的反革命吗?”

  “当然没有。”

  不速之客鱼贯而出。我知道孩子们都醒了,吓得不敢出声。我赶快先去看一毛,再去看一丁,最后看一村,对每人说:“别害怕。快睡觉。天快亮了。”什么时候在夜晚我的孩子才能安然入睡?我再也睡不着了,天刚亮就起床,想出去吸点新鲜空气。一开门,吓我一跳,那帮男女都坐在门前地上和水沟边上,身旁还乱七八糟放着棍棒。我“哦”了一声,他们抬起头看看。过了一会儿,带队的下令收兵。我说了一声:“?辛苦啦!”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村送到大队小学上课之后,就去大队部,希望能为夜间发生的怪事找个解释。这时候碰到另一个下放干部、俄语老师老张。他劈口就问我:“昨天夜里有人到你家来吗?”我告诉他昨夜的情况。他透露道:“这个行动是两天以前在这间办公室策划的,我也在场。两家被选作主要对象:一家是你,另一家是地主李善柱。大队民兵在李善柱家挖地三尺,据说是找暗藏的田契和金银珠宝。当然什么也没找到。”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政治上和大队唯一活着的地主平等。只是他们没有挖我新房子的土地。

  但愿我知道这场恶梦什么时候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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