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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红与黑,1968-70

  1968年11月,“伟大领袖”连续发表了两次“最新最高指示”。一曰:全国高等院校必须立即开展“斗、批、改”运动继续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工人和贫下中农中去进行教育改革。二曰:广大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大全体革命师生照例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散发小传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响应“伟大领袖”最新号召,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老、弱、病、残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开展新运动。

  出发前一天下午,“牛棚”放假半天,让“牛鬼”回家准备行装。我一进家门,看见家里凌乱不堪,仿佛又被抄过家了。一村一看见我就喜笑颜开地说:“爸爸,我跟哥哥、姐姐一起住到幼儿园,妈妈说的。多好玩啊!你们要都来就好啦!”我把他搂在怀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们一走,三个孩子都得交给幼儿园。怡楷正忙着给一丁、一毛收拾行李。她又给我看她已经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手提包里了,好像十年前那个四月的下午我离家去充军一样。怡楷下了长面条作晚餐,她苦笑说:“吉祥如意!”这是几个月来全家第一次在一起吃饭,也是我们分手前最后的晚餐,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重聚一堂呢。然后一丁自告奋勇给我们蒸一锅馒头,让我们带在路上吃。等他打开大蒸锅盖子一看,他就傻了。“怎么会都是巧克力的颜色?”妈妈笑着说:“没什么,碱放多了。帮助消化,照吃不误。丁丁,别难过。你想到给我们做就让爸爸妈妈开心了。”这时候,一丁、一毛就背上行李卷儿准备走了。一丁说:”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爸爸妈妈放心。”一毛也说:“我也会照顾村村。孩子们都那么镇静懂事,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我感到既高兴又难过。

  一丁、一毛走后,我问怡揩:“你给准备语录牌了吗?一人一块,糊上红纸,写一条毛主席语录?”怡楷“哦”了一声:“我都忙忘了。我到学校木工房捡了一块小木板。不知塞到哪儿了。红纸是从系办公室拿的,他们有的是,准备随时写最新最高指示用的。”一村到堆在床上的东西里翻,找到了埋在下面的木板和红纸,又从书桌抽屉里拿来一枝毛笔和一瓶墨汁。怡楷搂着他说:“小村村,没有你帮忙我怎么办呢?干脆你告诉我,我们该用哪一条语录吧。妈妈忙得晕头转向啦。”

  “妈妈,我会老师教我们的一条容易的。”说着,他就用千篇一律的唱经的调子背了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很好,说得对,村村。我们把这一条给妈妈用。现在你能给爸爸想一条吗 ?”

  “我实在记不起别的了。来一首杜甫的诗怎么样?”

  怡楷笑了起来。“那不行,村村。必须是一条毛主席语录。”

  “那是为什么呢,妈妈?”

  “因为规定人人都这么做,乖乖。让爸爸自己去想吧。他会背好多语录。”

  我会背的语录确实不少,因为是规定的功课,但是我只能用一条反映我牛鬼身份的。怡楷建议用经常有人引用的关于人犯错误的一条:“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很难不犯错误,但是我们要尽量少犯错误。一旦犯错误,我们就应当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怡楷又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出本人承认有罪并愿弃旧图新。其实这只是一条常识,对任何人都适用,包括发这高论的伟人。”我俩都笑了,然后怡楷用毛笔把两条语录抄在红纸上,再贴在木板上面。

  时候已不早,该送一村去幼儿园了。怡揩问一村要不要玩驮驮背。孩子悄悄地说:“我要跟爸爸玩驮驮背。我们好久没玩过了。”在即将长期分离的前夕,这一点要求太微不足道了。怡楷轻轻地哄他说:“村村乖乖,爸爸得挑你的东西。让妈妈背你好吗?”我生怕孩子会哭闹,可是他一声不响就顺从了,我觉得更难过。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孩子的铺盖卷儿,一头挑着一个装满他的衣服和鞋、还有零星用品的旅行包。我走在怡楷身旁,她背上背着我们的小儿子。夜晚黑沉沉的,我们默默地走着。有一次我轻轻地喊了一声“村村!”他也轻轻地回答:“爸爸!”我们再也没开口。

  我们到了幼儿园,值夜班的阿姨咕哝着怪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赶忙打开孩子的铺盖卷儿,铺在地板上两个小朋友中间,帮他钻进被窝。临走经过两个大孩子睡的屋子,我们探头看到另外两间的地上,一丁、一毛分别睡在别的孩子中间。回家的路上,我们俩搀着手,默默地走着。回到屋里,怡楷说:“不早啦,你该走啦。以后几天要走好多路哩。我多想知道我们有什么奔头儿。没关系,至少咱们走在一条路上”她把几个巧克力色的馒头放进我的手提包里,又递给我语录牌,我就走了,让她孤零零收拾凌乱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和“棚友”们背上挂着语录牌的背包列队走到球场,分别插入各单位的队伍,排在革命师生后面,成四路纵队。怡楷和外语系女教师在一起,离我不远。大队走出校园,留守人员组织了家属在路边列队“热烈欢送”,敲锣打鼓,呼口号。突然间,我在人群中看到我们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身上穿着臃肿的棉大衣,在幼儿园老师们带领下,和其它孩子们一起,挥动着小胳膊,喊着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万岁!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们从他们眼前走过时,一丁、一毛激动地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小一村光发呆,拖着鼻涕。怡楷快步走过去给他擦了鼻涕,又小跑着回到队伍里。我们已经向前走了一截路,听见小一村使劲用他的小嗓子喊着:“妈妈,再见!爸爸,再见!”怡楷掉过头去向他挥手。我咬着牙只顾向前走,眼睛盯着“狗叛徒”吴老背包上的语录:“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响应“四个伟大”金口玉言的号召,全省头号大学的师生员工,三千之众,浩浩荡荡走上新“长征”的道路,人人背包上都挂着毛主席语录牌。一路上,红卫兵带领大家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沿途居民奉命在马路两边列队欢送,用相同的口号欢呼他们“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有一个老大娘指着走在我前面的吴老和姚主任,对身边的另一个老大娘大声说:“你瞧,白头发老头子!他们也跟着跑!哎呀呀!”一辆大板车,一般都是马拉的,却由张校长拉着,车上装的是辎重和红卫兵头目的行李。一辆空荡荡的校车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作为病号的“救济车”。

  大队蜿蜒前进,像一条有几千双脚的巨龙。据说这条巨龙正在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长征,但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它是奔向何方。中午,又累又饿的长征队伍到达肥东县,有大学食堂的厨师备好的午饭。饭后,红卫兵和革命教师为当地居民表演“忠字舞”,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牛鬼蛇神”不配跳忠字舞,由红卫兵押解到十字街头表演批斗,由高头大马的张校长扮演头号活靶子。小城的居民似乎欣赏“牛鬼戏”远胜过忠字舞。本省头号大学的校长做痛心疾首的检讨,他们听了都纷纷鼓掌,而不喊“打倒”什么的。

  当天下午又走了二、三十里,日落时分到达撮镇,在当地中学过夜。外语系十几名“牛鬼”以一间教室暂作“牛棚”。晚饭后第一件事,处理脚底上的血泡。我不知怎么办,郭副书记说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当步兵时学会的。他用一根干净的缝纫针挑破我双脚上的血泡,再贴上小绷带,明天我就可以重上征途了。这时候,两名红卫兵走进来,组织我们学习。其中一名指着吴老问道:“你从今天一天的新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我真心相信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白发苍苍的老共产党人非常认真地答道。“在行军的路上,我边走边想那些参加长征的英雄。我从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汲取力量。他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困难算得了什么?有一点儿疲劳,脚上打了几个泡,算不了什么。这趟长征一定会把革命带进我的灵魂深处 ”

  他充满革命激情的发言被红卫兵打断了:“很好,你们自己讨论吧。别出去。”他们急急忙忙出去和同伙们发掘小城的夜生活了。

  第二天,行军路上的情况差不多,除了一个小插曲。早上走了十来里路之后,走在我身旁的老郭突然“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哎唷 我肚子、肚子疼。”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他:“老郭,怎么啦?我去找红卫兵联络员请校医来。我看见有随队的校医。”

  “不用,不用,是我的胃溃疡。”他边说边用一只手按在胃部。“我需要吃一点硬东西把痛压下去。自从在部队里得了这毛病,每次犯病都是这么办的。医生没用处。”

  我突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丁做的巧克力色的馒头。我掏了一个出来,递给他。我抱歉地说:“样子难看,老郭。丁丁做的,碱放多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吃下去。”

  “啊,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巫,谢谢!”老郭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碱能治我的胃痛。”馒头梆硬,可是病人大口大口地吃了下去,又挺起腰继续“长征”。

  当晚,我们在巢县的一个中学一间教室宿营。老郭又动手处理了我脚上的血泡。晚饭后,两个红卫兵又来主持我们的政治学习。

  “吴某人,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长征确实对我、对我的思想改造,非常有好处,但是,我也得承认我累极了,脚上的血泡疼极了。我到底上年纪啦。”

  “你觉得你明天还能走吗?”

  “我想我可以试试看”老吴吞吞吐吐地答道。

  “你不用试试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嗯?别忘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对你们牛鬼,我们也是按革命人道主义办事的。明早再看吧。”

  早晨开拔之前,红卫兵通知老吴上救济车。当晚到含山县城过夜,同一个红卫兵又问他:“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啦。我衷心感谢毛主席和红卫兵小将们对我这样宽大。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

  “很好嘛。你明天能走吗?”

  “噢,我很愿意走,不过我脚上的血泡”

  “那么你还想搭校车?”

  “要是红卫兵小将批准的话”老吴陪着笑脸说。

  “原来是这样!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的车,还想再享一天的福。什么‘?感谢党的宽大?',什么‘?加强思想改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想糊弄谁啊?你别倚老卖老,得寸进尺!好好反省一下,明早交一份检讨。”

  当夜,在我们借宿的县立中学礼堂的讲台上,吴老戴上老花眼镜,在暗淡的灯光下写了检讨。早晨出发之前,他向红卫兵交上“家庭作业”。年逾七十的老共产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完了最后两天的长征,这时候校车上,除了两个生病的女教师之外,空空如也,慢得像一辆灵车。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征大队到达目的地、霸王别姬的乌江。革命师生按系别分别住在公社各生产队贫、下中农家。校管专政对象减为二十人,连我在内,被关押在镇上一家老当铺的库房里,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抵押给命运的人质。住定以后,放假一小时,上街采购生活用品。我走进百货公司去找牙膏、香皂,碰上怡楷,在没人注意时小声说:“圣诞节快乐!”她听了两眼发亮。很多天以后,我才有机会再见到她。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四个伟大”七十五岁生日。当典“牛棚”里四名小组长开会研究决定,为了庆祝伟人寿辰,我们除了吃长寿面,别无良策。采购员还是我。我上街买了十斤水面、十斤酱肉、二十个鸡蛋、四斤新鲜菠菜。棚友中有两位烹调能手。他们把酱肉切成薄片,在两个洗脸盆里排成向日葵花瓣,当中放一个煮熟的鸡蛋黄,构成一幅群众心向“红太阳”的画面。大家饱餐了一顿,准备好好睡一觉,恢复疲劳。不料,值班的红卫兵晚饭后回来,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通,骂我们以庆祝毛主席寿辰为借口,满足我们腐朽的口腹之欲。他大骂时,唾沫四溅,酒臭薰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二十人分成四组,由红卫兵押解到小镇的大街上,为本镇居民搞批斗演出。校长、副校长、校工会林主席、和我为第一组,站在镇中心的百货公司门口。这是镇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挤满了附近地区赶集的农民,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观众。演出还没开始,站在前面的两个男小伙子拉瓜了起来。

  “嘿,搞啥名堂?”

  “安徽大学红卫兵演出批斗牛鬼蛇神 。”

  “牛鬼在大学都干了些什么?”

  “干反革命!干修正主义!”

  “他们搞那个干啥?”

  “别犯傻。是刘少奇让他们干的。”

  “那毛主席怎么不管呢?”

  “别讲蠢话。”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

  “别问我。红卫兵会让你明白的。你好好看,好好听。”

  主持批斗的红卫兵首先宣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威力、毛主席各项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接着他解释安大三千师生长征到农村来,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最新最高指示。第一步就是斗争隐藏在大学里的“牛鬼蛇神”。然后,他从张校长开始,一一痛斥我们四人的罪行。他不时停下来,责令被批的低头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包括借口庆祝毛主席生日大吃一顿。演出结束时,观众和革命小将、“牛鬼蛇神”一起高呼口号,不外“打倒”和“万岁”,如此等等。后来的几个月里,类似的演出成为标准的保留节目。

  二

  过了几个星期,校管的大牛鬼奉命回本单位接受管制。冒教授、孔教授、和我走到离镇四、五里路的南庄生产队,住进外语系的“牛棚”。这所砖瓦房的女主人金大妈的前夫是富农成份,虽然早已去世,而且她也改嫁了一个老贫农,她却仍算富农。革命师生,主要是十几名俄语一年级学生,都住在贫农家里,“牛鬼”就都住在全村唯一的富农家里。凑巧也只有这一家有一间大屋子容得下十二名牛鬼。“牛鬼”组长是一位俄语教师,本来是个积极分子,由于历史问题也被圈了起来。铺着稻草的土地上已经有九名“牛鬼”的铺位,组长把我们新来的三个插在他们中间,每人铺位不到一米宽。两名红卫兵睡在厨房里一张竹床上,正对着无门的“牛棚”,就近看管。我们每天清早首先列队走到村子中心的“忠字墙”,墙上绘有“四个伟大”的巨幅肖像。十二人在墙前站成一排,大声背诵集体认罪书,恳求“大救星”宽恕,并保证彻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牛鬼”和革命师生在同一个伙房用餐。做饭的是学校学生食堂的一位中年男厨师,胖得流油,烟不离口,每天有两名“牛鬼”帮厨。他用一个长柄大勺从大铁锅里把菜舀到我们碗里。可是,每餐前,人人都得先向毛主席“请示”,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回到像前“?汇报”,高呼“毛主席万岁!”

  南庄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地理位置好,水稻旱涝保收。小山上还有一座桃园,每年可以收几百斤大甜桃。另外,每年养几百只鸭子,中秋节前后就沿江而下赶到九十里外的南京去销售。全村绝大多数人家都是贫农,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大家笑称“地主”,因为他父亲当年是个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时他还是个小孩。正是这名“地主”被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委以统率鸭子大军的重任。娄队长四十来岁,身材短粗,话不多,受到全体社员的敬爱,因为他有能耐保证他们有较好的收入。他尊重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下来的工人师傅,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有一次,三杯下肚,工人师傅老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问他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一个“地主分子”。队长直截了当地答复了他:“他在行,干得好。”他对大学来的人都很客气,不管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每逢红卫兵为生产队举行“牛鬼”批斗演出,他应邀发言,就批评挨斗的“牛鬼”不重视农民的艰苦劳动。“你能吃你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的字吗?”他总这么问,挨斗的也总回答说“不能吃”。但是,尽管他的儿子如果上工可以和其它小青年一样挣钱,他却坚持让他继续上学,好学会“在一张纸上圈圈画画”,因为他自己由于不识字上过当、受过骗。

  社员们不明白大学的师生所为何来,因为他们好像啥也不“干”,尽管工人师傅和红卫兵一再宣称他们是来进行教育革命,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次大会上都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万岁!”的口号,但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贫农,以讲老实话闻名的,却对红卫兵说:“万岁”得好!谁能让一朝又一朝皇帝坐金龙宝座,又让你们小少爷们闹革命,若是没有世世代代的农民“万岁”?有些红卫兵在背后骂他“思想反动”,但是他们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下来是向贫农学习的。

  农历新年快到了,社员们忙着准备过年。本村的裁缝挨家挨户给孩子们做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屠户给每家杀一口猪,石磨日夜不停地磨黄豆做豆腐。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玩闹,嘴里嚼着新做好的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家家户户大门上贴上了写在红纸上的春联。文革以前,人家往往选用吉祥如意的对联。现在报纸上推荐了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春联。我们的女主人不识字,又不放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找我给她选一副无人可以挑错的。为了让她放心,我选了万无一失的口号“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又请冒教授用他那精湛的书法写在红纸上,再贴在大门上,也许可以辟邪吧。

  与此同时,据说为了严防阶级敌人在节日期间捣乱,红卫兵不时举行批斗“牛鬼”大会,打乱了社员们准备过年的热闹活动,也更加衬托出我们贱民的处境。春节前几天,怡楷来看我。她住在邻近的生产队刘庄,每月一次来送生活费,这时候已减到十五元。她告诉我,有规定,节日期间,每系可以放一名有孩子留在学校的女教师回家过节。我们的三个孩子都留在学校,举目无亲,她认为她最有资格回去一下。但是,这个机会却给了“小辣椒”,她的两个孩子有她母亲住在一起照料。她叹了一口气:“政治挂帅,连这件事也不例外!”

  然后,她给我看一丁写来的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的。他的字体比蝇头还小,密密麻麻,我仔细琢磨了一会儿才看明白。原来他等我们走了一周之后才有机会回家。不料学校已经派人用一根大钉子把大门钉死,据说是怕小偷撬门。幸好邻居有人在家,他们家的凉台和我们家的相接,他就从邻居家翻凉台过去。一进门,他就发现妈妈特地从市内长江饭店为他们买的小蛋糕都坏掉了,他只好忍痛扔进垃圾箱。又过了三天,他再回家,哪知道更坏的事情在等着他。屋子里满地是水,是从楼上人家流下来的,他们白天外出忘了关水龙头。他好不容易才把水扫到楼梯上。然后,他一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从床底下把几个泡在水里的重箱子搬到了床上。他又用洋灰在大门口外面筑了一道小小的防洪“堤坝”。一丁这时刚十三岁,身材矮小,不过是个大孩子,却被时代“逼上梁山”为父母分忧了。

  他又讲了幼儿园里的情况。厨师刘叔叔让他帮厨,给他一些额外的东西吃。妹妹和弟弟都很好,只出过一个小事故。也不知是吃的东西不合适,还是夜里着了凉,一村夜里拉肚子,把床单和褥子搞得一塌糊涂。阿姨骂了他一顿,吓得他直哭,又让一毛把床单和褥子抱到废弃的游泳池去洗。褥子在水里变得很沉,一毛被拽下水,幸亏有一个过路的人把她救出。不过,现在都好了,妈妈不用烦心。怡楷被这小事故吓了一大跳,就把信拿去给工宣队师傅看,满心以为她有充分的理由在节日回家一趟。“你能想象那家伙看过信说什么吗?”她激动了。“他说:‘?李怡楷,你听我说。你儿子确实把家庭琐事给你写得很详细,但是没有一个字讲他怎么学习毛主席著作。最要紧的事,不是和他们一起过年,而是在他们脑袋里装满毛泽东思想。?'?第二天,他自己就带着几只活鸡过江,回马钢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去了。”

  一丁的另一封信也使我们捏了一把汗。“楼下邻居吴阿姨也和你们一道去乌江了,留下两个男孩让老人带。老人不识字,所以吴阿姨有信来由我念给他们听,回信也由我写。后来有一个同学对我说,‘吴阿姨已在乌江被揪出来了,是历史反革命,而你还为他们家通风报信,家属委员会已经提出你的问题了。后来我就没再去过吴家念信写信。妈妈放心吧。'”天哪,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差点儿也会掉进“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的虎口!

  春节过后,社员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我们上午下地,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下午政治学习,为“落实政策”做准备。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们不时找我们单独谈话,或是在会上告诫我们要“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重复到让人作呕的程度。

  四月的一个雨天,我们被领到镇上的旧戏院参加全校大会。一个破败污秽的场所给安大的师生员工挤得水泄不通。舞台上方挂着一条大红布的横幅,上面有用墨笔写在八张正方形白纸上的特大号大字:安徽大学宽严大会。军宣队头目、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主持会议,首先宣讲 “在当前政治运动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百多名牛鬼蛇神已经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他宣称,举行宽严大会将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证明党的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最后号召罪犯走坦白从宽的生路,不要走抗拒从严的死路。

  接着,工宣队头目宣布四个从宽和从严处理的名单。从宽处理的第一人是化学系助教、牛鬼大队王大队长。反右运动中,他在复旦受过批判,但并未划为右派,后来由于人事工作中的错误,他被误认为右派,应予平反。据称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从宽处理的第二人是老党员、副校长。他在学生时代被国民党警方逮捕,曾供认自己的共青团员身份。这是个早已处理过的陈年旧案,本人也从未否认过。他的宽大处理包括:从行政九级降至十八级,重新分配到数学系当行政助理。从严处理的第一人是老党员、孙教务处长,和我有“同棚”之谊。他早年参加革命也有被捕的遭遇,现在人家拿出一张国民党时期的旧报,上面有一份被捕的共产党员退党的声明,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和他的一样。他一直矢口否认他当过叛徒。他的处分是撤消原职务和行政级别,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

  这时候,工宣队头目大声吼叫:“把反革命敌特带出来!”全场骚动,大会进入高潮。两个武装的彪形大汉把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老头子推到舞台中央,老人低着头。一个大汉喊道:“抬起头来,沈瞎子!”我一眼看出,从上次在校园里的批斗会以来他衰老了许多,我的心往下一沉。随即我听见工宣队头目宣读他的罪行和对他的判决书。他的罪状包括:?1?1937年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2?文革期间疯狂反扑,多次张贴小字报抵赖自己的罪行。由于反革命敌特顽固不化,判处劳动改造五年。工宣队头目问他:“你认罪吗?”沈讲师摇摇头说:“不,我没有犯”没等他把话说完,观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打倒沈瞎子反革命!”武装的彪形大汉一面往他手里塞一枝钢笔,一面说:“不管你认罪不认罪,你在逮捕证上签字。”瞎子尖声喊叫:“我不签字。反正我也看不见。”武装大汉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食指按进一盒印泥,然后捺在逮捕证上。沈瞎子成了阿?的接班人!革命师生员工又喊了一阵口号。宣判后的罪犯被武装大汉拖下舞台。

  我跟着拥挤的人群慢慢走出了会场,看见沈瞎子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外面一辆卡车上,等待被押回合肥和任人摆布的厄运,俨然是对那些把他推入这个深渊的力量的无言的谴责。革命师生、工宣队、军宣队熙熙攘攘从他身旁走过,有说有笑,仿佛刚看完了一场轻松的演出,现在该去小馆子饱餐本地风味了。

  三

  宽严大会标志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新阶段。牛鬼重新按系别集中在乌江中学。教室暂作牛棚兼斗鬼场。为了从宽或从严处理作准备,人人轮流作最后的坦白交代,由“棚友”指出其中的漏洞和前后矛盾的地方,再作补充。一周之后,大多数牛鬼回到各自的科系,文革语言称之为“回到革命群众中去”,听候处理。各系牛棚解散,“牛鬼”也分散住到社员家。

  冒教授和我相依为命仍住原处,由俄语一年级学生陈宇监管,三人各睡一张竹床。这位红卫兵爱读中外文学作品,如今可以躺在床上和两位文学教授夜话,也是“斗、批、改”的意外收获。冒老是名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后裔,家学渊源,又毕业于俄文专修馆,精通中国古典和俄罗斯文学。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说不完的文坛佳话和个人轶事,背不完的古典诗词,再加上他本人和钱钟书唱和的旧体诗,听得小陈入迷,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幸好我们的富农女主人和贫农男主人,一天劳动下来,一夜呼呼大睡,不受干扰。

  小陈贫农出身,粗眉大眼,性情耿直,不会溜须拍马。他晚上回来往往讲一段他和工宣队师傅林麻子的最新遭遇战。林师傅不但对“牛鬼”严格要求,对红卫兵的思想和阅读也抓得很紧。有一天晚上,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今天下午我碰见林麻子。他看我手里拿了一本书,马上就问:‘?小陈,你在看啥书??'”我说:“《红楼梦》。”他说:“那是啥玩意?你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我回答他说:“这是毛主席推荐的伟大古典小说。”他说:“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跟毛主席著作一样伟大,对吗?”“我不相信他自己读毛主席著作,靠他识的那几个大字,哈哈!”小陈还告诉我们,工人师傅多半酗酒,晚上往往在一个本地干部家喝白乾,经常酩酊大醉。零买来的酒一般装在用过的生理盐水瓶里。有一次,林麻子在路上看到另一个师傅从镇上回来,手里提着一个装得满满的盐水瓶。他三步併作两步走到那人跟前,一把抢过瓶子,拔下橡皮塞子。“我想喝一口想得嗓子冒烟了。你可别拦我!”说着,他把瓶子倒举起来,猛喝了一口,马上又喷了出来。“你他妈的!这是什么臭玩意儿?”那个师傅哈哈大笑:“给我炉子喝的煤油!活该,你他妈的贪嘴的麻猪!”笑话马上在社员和大学生中传开了。小陈最后说:“他们怎么能找到时间读书,即便他们想读?”

  有一天很晚了,老冒和我已经上床睡觉,小陈还在暗淡的电灯下看书。林麻子突如其来光临,满嘴酒臭。“小陈,你在看啥书?”

  “郭沫若写的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三百周年的文章。”小陈回答,他想这次大概没问题吧。不料师傅又问他:“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著作呢 ?”

  “林师傅,这是毛主席自己推荐的,而且是《毛泽东选集》的 附录。”

  “它可能跟毛主席自己的著作一样好吗?嗯?”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化身走后,只听小陈愤慨地自言自语道:“老天爷,这些家伙能领导‘?文化?'革命吗?”

  第二天夜晚,小陈正在灯下入神地看中译本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他急急忙忙把书塞到枕头下面,打开了桌上的一本《毛泽东选集》。林师傅进来,看见他正在研读天下唯一值得阅读的书,满意地宣称:“小陈,我很高兴看到你听我的话读毛主席的书,我真高兴!我认为,没有任何书能比得上毛主席著作。记住我的话,小陈。”他一走,小陈忍不住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乐趣。“老冒,老巫,这简直太妙了!我正在紧跟着斯巴达克斯骑在马上飞跑,逃避敌人的追捕,这时候突然听到邻居家的狗叫。我的心跑得比斯巴达克斯的马跑得还快。啊,多精彩的冒险!”

  这个期间,怡楷有时从刘庄上乌江镇,来回路上往往来看我一下。小陈一见她来,就说有事到村子里去。我俩喝杯绿茶,讲点闲话,谈谈不在身边的孩子,或是揣测我们的前途。她每次都带一包五香花生米和几块茶乾,她知道我爱这些小吃。她也跟我讲她住在一个贫农家的故事。主人老刘两口子待人很好,但是作为“牛鬼”家属,她受一个俄语女生监视。两人合睡一张不宽的竹床,这位“巾帼小将”占了靠墙的一边,睡得稳稳当当,让老师夜夜冒一翻身就会掉地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夜里耗子在床上跑来跑去。“有一夜,两只耗子在我脸上打架,把我惊醒。我惊叫了一声,吵醒了女将。我赶忙说对不起。她只说怕耗子是‘?缺乏革命性?'。反正我从来就没有‘?革命性?'。第二天早起,我到水缸去舀水洗脸刷牙,看到水面上漂了一只大耗子。这次我没惊叫,跑去叫老刘来看。他伸手把死耗子抓出来,扔进垃圾堆。他说:没什么新鲜的。下次政治学习会上,我的‘床伴'揭发我胆小不如鼠,抵制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时候,她的好友、俄语女教师江楠和她一道来。我们的谈话题目离不开“牛鬼”会如何处理。怡楷和我早已习惯于党的反复无常,不再为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操心。可是江楠忧心忡忡,因为她的爱人、老党员、校工会林主席在宽严大会上被宣布有严重问题,被押回校园单独监禁、严格审查。怡楷和我尽量安慰她,说他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虽然我们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

  社员们忙于春耕春播,革命师生呆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谈论教育革命。红卫兵头目不准老冒和我参加讨论,命令我们二人执行生产任务,去生产队指定的一块地上种白菜,供食堂用。冒老从来没下过地,何况步履蹒跚,所有翻地、种菜、挑水、挑粪的活儿,理所当然都是我份内的事。他老人家高兴时,帮我浇浇水、施施肥。其实,巴掌大一块地,能有多少活儿。闲下来,坐在田头,目标太大。我心生一计,我俩还有看菜地的任务,于是在一处田埂下面挖了一个洞,面向菜地,宽大足以容二人并坐。小小天地,不啻红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冒老大喜,称之为“二牛桃花源”。我干活时,他可以倚靠在洞中抽烟养神,或小睡片刻。我无活可干时,二人促膝谈心。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休想关起。这时我才知道他早年在北平攻读俄语,因为系出名门,又人才出众,随意出入豪门。后来出使莫斯科,诗酒风流,名噪一时。此刻置身“桃花源”里,远离批斗会的唇枪舌剑,冒老讲起往事来,津津乐道,毫无愧色。

  有一次,我有心跟他开玩笑,就绷起脸来给他上了一课。“老冒,我看你的思想改造开倒车啦。你念念不忘你过去腐朽糜烂的生活,说得津津有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足以证明你坚持反动立场。老冒,我看我非揭发你不成啦。”

  他也一本正经地答道:“老巫,我低头认罪。我儿子在家里也控诉我犯有同样的罪行。他经常让我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我就合着他,就如同他小时候我哄他玩儿一样。有一天,他命令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觉得他搞得太过分了。我说:‘?你小时候,我从来没让你给我、给祖宗磕过头吧,有没有?这是老封建嘛。'他可乐了,他说:‘老封建,算你说对了!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你是封建余孽嘛。用你教我的一句话,这叫做‘?以毒攻毒?'!别废话,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我听了一惊,追问道:“老冒,你到底跪了没有?”

  “跪啦。我一想,‘六六'那天夜里,咱们几十人被赶到广场,在大庭广众之中罚跪。如今在自己私宅里跪一跪,又有何不可呢?二话没说,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等我爱人喊我们吃晚饭,我的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还是儿子过来扶起我。一家三口又坐到一起,吃了一顿我爱人做的好饭菜,儿子还给我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哩。多荒唐的闹剧!”

  我又接着批他:“老冒,你不但坚持反动立场,更严重的是,你玩世不恭!”

  他理直气壮地答道:“难道你不是吗,老巫?这个年头,除了玩世不恭,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跟他说我大半生的遭遇和他的有天壤之别,我没有资格玩世不恭。我给他讲北大荒劳改营的故事,还有清河劳改农场饿莩遍地的景象。一半或许因为他本人是书法家的缘故吧,听我讲起一个年青书法家活活饿死的事,老人家泫然涕下了。可是,他随即倒打一耙,故作正经地说:“老巫,你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很清楚,我们党一贯坚持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更是三令五申。抗日战争期间,从来不许虐待俘虏。解放战争时期,政策也完全一样。劳动教养分子怎么可能受到虐待,甚至活活饿死呢?我看,要么是你凭空虚构,要么是你神经错乱。我看我非得检举你不成啦。”说完,他哈哈大笑。

  到了四月中旬,政治学习的题目是如何贯彻“四个伟大”关于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广大干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势在必行。工宣队、军宣队头目热烈赞扬伟大领袖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深远意义,号召广大教师争取“光荣下放”。人人表态热烈响应号召,可是人人都惟恐这一“光荣”落在自己头上。实际上,下放对象限于那些解除专政的“牛鬼”、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有工宣队的眼中钉。怡楷在劫难逃,早在5月10日公布名单之前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当晚,怡楷来给我“报喜”。第二天早晨,学校派大卡车送这些“光荣榜”上题名的选民返回校园,收拾行装。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受我株连,被迫独自带三个小孩流放农村,比起十年前来更是每下愈况了。我对这“伟大战略布署”感到茫然,我也无言可告慰我的妻子。我送她走回刘庄,在黑暗中无言地告别。

  四

  怡楷一走,日子就更难过了。“斗、批”搞得差不多了,坦白交代也完事了。闲下来,我将被如何发落成了我沉重的心事。或许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七月一个大热天我突然发高烧。路过的校医来看过两次,给我吃了一些退烧的药,烧不退反而上升。最后他决定送我去镇上的卫生院住院治疗。正当我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准备走,怡楷突然牵着一村出现了。这是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见这孩子,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又躺倒在竹床上。一村来到我跟前,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层又一层的纸,然后用两个小手指捡起暗藏的宝贝,放进我嘴里。“我盒子里最好的一块糖。我留给你,爸爸。好吃吗?”我只能点点头,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你怎么回事儿,宁坤?”

  “我发了几天高烧。你进门时我正在准备去医院。你怎么会知道我病了,怡楷?”

  “我不知道。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一村几天前从合肥回家了。我就想带他来看你。你们好久没见了。校医怎么说?”“无名病毒感染什么的。让我去住院。”

  怡楷看见我走不动,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推到镇上去,把一村托付给金大妈。我住进已经有十几个病人的大病房。院长李大夫新近解除专政,给我检查了一下,没做什么诊断。在几天滴注抗生素之后,我退烧出院,怡楷才带着一村回 她“光荣下放”的村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烈日当空,一丁突然出现在我屋里,汗流浃背。“一丁,怎么回事儿?”我惊慌地问他。“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了?”

  “妹妹在合肥病重,来了个工宣队师傅教妈妈赶紧回去。我在香泉中学寄宿了一阵,可学校因为闹大水不能按时开学。食堂关门,我没处吃饭,只得回生产队,在邻居孙奶奶家搭伙。她没多少东西给我吃,我一个人也孤单,我就决定来找你。你看他们能让我呆下吗?”

  “你当然呆下。”小陈插话。

  “好,那就解决了。”我放下了心。“你说说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我走来的。”

  “走?多远?几个钟头?”

  “四十来里,我估计。我歇息走走。出门很早。一路上吃了好多西瓜。”

  一丁刚十三岁,大热天在路上走了六、七个钟头。金大妈对孩子的毅力感到惊讶,给他做了一大碗蛋炒饭。当天夜里他发高烧,第二天上午小陈带他去看校医,拿了一包复方阿斯匹灵和治中暑的草药。几天以后他好了,小陈带他去驻马河游泳,那是与刘邦争天下的楚霸王的大军饮马的地方,小陈顺便给一丁上了一堂历史课。

  一丁的到来不仅让我重享片刻的天伦之乐,也丰富了老冒和小陈的生活。我和头生的孩子分离大半年了。他长大了一点,但是由于营养不良,跟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还是矮小。他是自己学会游泳的,现在又有小陈乐意当他的教练。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小陈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待一丁,从来不让他觉得他爸爸是归他监管的“牛鬼”。夏天下午很长,没有学习或劳动时,我们就都躺在凉床上(一丁和我睡在一起),小陈带头,大家轮流朗读一篇鲁迅作品,一丁也参加。有时侯,我们会中途打住,议论其中的一段,或者弄清某个论点。

  一丁天生不爱多话,可会讲故事,几个月的幼儿园生活给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有一天,他讲给我们听:“一天早晨,过了早饭时间,阿姨发现我屋里所有孩子都还在呼呼大睡。等他们都睡醒起床,阿姨问他们为什么没准时起床。他们都说巫一丁讲孙猴子的故事,一直讲到很晚。”

  我焦急地问他:“你犯规挨罚了吗?”

  他笑笑说:“有那么点儿。老师们罚我白天轮流给各个班讲。”

  小陈高兴地说:“那太棒啦。你做了一件大好事,让那些被父母亲丢下的孩子们开开心。我一向喜欢看《西游记》,不过我好久没看过了。一丁,你也讲几段故事让咱们开开心吧。”

  我不放心就问他:“小陈,这能行吗?” “没问题。孙猴子是毛主席表扬的革命者典范。红卫兵人人都要向他学习。讲吧,一丁,讲金猴的故事。”这样一来,在让人懒洋洋的炎夏的下午,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讲童话,让三个躺在竹筏上在狂暴的革命急流中漂荡的成人开开心。

  有一天下午,一丁正在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林麻子闯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这是老巫的儿子,林师傅,来看他爸爸的。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孙悟空的故事。”小陈回答。“您知道,毛主席十分推崇《西游记》。”

  “我知道。不过你不应该跟归你监管的对象在一起玩闹。你应当监督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这孩子也适用。”

  小陈晚饭后来,面有愠色。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林麻子决定不让一丁再呆下去。对你的思想改造不利,对孩子也没好处,他这么说。”第二天一早,一丁搭小轮去裕溪口,再坐火车去合肥找妈妈,她还在那里看护一毛。

  一丁一走,我们的生活又回到单调的老一套:一日三餐、偶尔的政治学习、菜地浇水施肥。白菜出现营养不良的迹象,红卫兵头目下令教我多施化肥。菜倒是长得快一些,不过等到老冒和我把收割的白菜抬到伙房,菜叶子已经由绿变紫了。胖厨师看了一眼就说:“你们把这个送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哪是蔬菜?明明是劈柴嘛。抬走!”于是冒老教授和我又把我们的劳动果实送进垃圾堆。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件等候处理的废品。

  秋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帮厨,当时全系的革命师生就在附近的公房里开会。突然间,我看见一个男社员从不远处的东郢村朝着公房跑过来。过了片刻,我看见本系岳副书记从公房出来,跟着那个社员向东郢飞奔。显然出了紧急事故。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纳闷儿。革命师生散会后来伙房吃午饭。他们激动地谈论着,原来是江楠在她住的社员家上吊死了,我听了大为惊骇。下午,我看见在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我听惯了文革夸大其词的革命辞令,并没把这些标语的恶毒语言当真。可是,两天之后,话传开了:江楠的坟被盗了,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然后有人又挖了几锹土盖上。又过了一天,她的坟再次被盗,这次是一条野狗把尸体咬得粉碎。社员们愤怒地质问:“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我们犯了什么错,就该遭这样的晦气?”工宣队头目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几项紧急措施:(1)江楠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正式宣布为“现行反革命”;(2)事件绝对保密,任何人向死者爱人泄密以现行反革命论处;(3)红卫兵与革命教师应以毛泽东思想帮助社员破除迷信;( 4)将对事件进行调查,任何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流言蜚语将按违犯革命纪律严肃查处。

  可是,社员们不受“革命纪律”约束,却公开谈论。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死者生前曾遭一名至数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奸污,并受到威胁,她如胆敢泄露真相,他们将严惩她的爱人。后来,死者发现自己有孕,就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找一家医院打胎。但是,按政府规定,必须提供父方姓名。这头目不但不设法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受害者走投无路,痛不欲生,曾对一位好友吐露唯有一死了之。她的爱人原来已在校园单独监禁,但仍可由红卫兵押解到食堂用餐。从她死后,他再也不许离开监禁室,三餐都从食堂送来。他对严管措施的升级措施感到惊愕,认为这是他的案情严重的迹象。他被蒙在鼓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工宣队回马鞍山之后。对江楠自杀的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又过了几年,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才终于得到平反。

  江楠之死驱散了一丁的小住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田园生活的幻觉。我的思绪又回到十年前在劳改农场饿死的难友,但是江楠之死更令人毛骨耸然、更令人痛心疾首。这噩耗很快会传到怡楷那里,给她沉重打击。她们二人同病相怜,而且一村和她的女儿同年,在一起玩得很好。仿佛有一种阴影笼罩着我周围的人。社员们摇头叹息。他们再也无法了解,这么可怕的事,怎么会发生在用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安徽大学?老冒和我相对无言。小陈一向大声说笑,现在只顾埋头读书。有一晚,他正在读《水浒》,忽然又听到邻居的狗叫。他急忙关灯,钻进蚊帐,打起呼来。我们听见脚步声接近,大门吱呀一声,又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几分钟后,小陈从蚊帐钻出来,打开灯,重新回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中去,小声骂道:“真他妈的讨厌!”

  批斗牛鬼蛇神进入尾声,斗争矛头指向青年教师,几乎是要人人“过关”。我看到几张给我的政治“告解神父”小冯贴的大字报,抨击他“拜倒在极右分子脚下,丧失阶级立场。”后来就轮到学生了。一个英语专业一年级的男生、贫农出身,被押到各生产队轮流批斗,只因为他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获得冠军是由于他们学习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和其它国家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呢?”他胆敢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幸好他的阶级出身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住在南庄的好几个俄语一年级学生都受到批判,不过小陈被整得最凶,因为他经常和林麻子顶撞。该他上场的那天,老冒和我奉命参加。秋末的一个下午,批斗会在生产队工具房举行。十几个同班同学、两三位教师,各人自带小凳子,在许多铁锹、锄头、柳条筐、扁担当中找个地方坐下。林师傅坐在一张大藤椅上。墙上贴满了“打倒陈宇!”之类的标语。空中挂着一条白布的横幅,宣告“陈宇不投降就教他灭亡!”

  会议由小陈的同班同学小裴主持,他是班长,又是林麻子的宠信。“小陈的阶级根子好,出身经济落后的淮北贫农家庭,和我一样。”他用老一套的阶级分析开了头。“然而由于他狂妄自大,又放松思想改造,他不虚心向工人师傅和贫下中农学习,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恶影响。事实上,他正在很快地陷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淖。我要求他今天暴露他的灵魂,做一个触及灵魂的检讨。”

  小陈情绪低沉,以他平常硬梆梆的口气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我二十一岁的生命是一本敞开的书。我从来不想掩盖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我欢迎我的同班同学、工人师傅、贫下中农对我的批评。”说到这里,他的两只大眼睛怒气冲冲。“但是,我绝对不是一个敌人,也不能当作敌人来对待。”

  没等他说下去,小裴插话了。“我警告你,陈宇,这不是你虚张声势、美化自己的时候。你目无工人师傅,反对毛泽东思想,走得够远了。该是你坦白罪行,挽救自己的时候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裴。”小陈又提高了声音。“我听到过这些罪名加在‘牛鬼蛇神’身上。我自己也干过。而你现在跟我这样说!你难道不是把你的阶级弟兄和敌人混为一谈吗?”

  “正是你自己敌我不分,”另一男同学、积极分子绰号“小尼姑”发言支持小裴。“党交给你监管两个‘牛鬼’的政治任务。而你干了什么呢?你变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俘虏。你一次也没有汇报过他们的反动言行。你不但不让他们劳动,反而陪他们去游逛散心。你不但不监督他们改造思想,反而迷恋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品味!是不是这样?”

  “打倒陈宇!陈宇必须坦白交代,低头认罪!”

  冒老和我身为“罪证”,如坐针毡。这时候,另一名阶级弟兄拍案而起,指控小陈流传一首他和“二牛”合写的反诗。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众目睽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听小裴勒令老冒坦白交代。

  冒老毫不含糊地高声回答:“有一个星期日,小陈陪老巫和我到附近的霸王庙去散步。我步履蹒跚,滑倒在楚霸王项羽的塑像前面。感谢小陈把老朽扶了起来。我随口说出两行打油诗自嘲:‘霸王庙前出洋相,教授原来是草包'。是老巫续了后两句。”“是我,”我坦白道。“后两句是‘牛鬼蛇神我不要,滚回人间去改造。'与小陈无关。”

  小陈发言了。“也许我对老冒、老巫宽大了一些。但是我认为我只是根据党的政策规定给他们以人道主义的待遇。我和他们一起读的文学作品都是毛主席推崇的经典著作。”

  “陈宇在打马虎眼,”另一阶级弟兄插话。“他不但包庇二牛的反诗,而且背给我们听,散布他们恶毒的不满情绪。他对这一切都没表示任何的悔恨,反而胆敢盗用我们伟大领袖的名字为自己开脱。陈宇亵渎毛主席!陈宇罪该万死!”

  “陈宇不仅和牛鬼友好,而且跟他们的家属亲热,”一名阶级姐妹揭发。“巫宁坤的儿子未经批准和他们住在一起,陈宇领他去驻马河,教他游泳。我听那孩子叫他:‘?陈大哥?',有没有,陈宇?”

  “他确实叫了,怎么的啦?”

  “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的兄弟!”

  “那你说他该怎么叫我?”

  “没得叫的。首先你根本不应该和他打交道!”

  对陈宇“不分敌我”的抨击原来只是一场前哨战,更严重的罪名是反对以林麻子为代表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陈宇经常顶撞林师傅,每逢师傅用毛择东思想帮助他。”小裴宣称 。“不仅如此,他还散布流言蜚语中伤我们大家十分敬佩的好师傅。林师傅是工人阶级代表,是毛主席派来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陈宇反对林师傅就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等于反对毛主席。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全场高呼:“打倒陈宇!陈宇必须低头认罪!”

  “我小时候,我爹妈总教我当个诚实的孩子,不要对他们隐瞒什么。”陈宇好像在顾左右而言它?。“后来毛主席教导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因为林师傅代表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来的,我觉得我对他也得像对我的爹妈、对我的老师、对我的同学一样。如果由于无知或傲慢,我出于无心地冒犯了林师傅,我现在当众向他请罪。”

  “陈宇狡猾抵赖!陈宇必须承认反对工人阶级、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小裴带头喊起了口号。

  出乎意料地,林麻子发言,收拾僵局。

  “同学们,我们大家在这里开会是为了帮助陈宇,不是把他一棍子打死。我是工人宣传队的一名队员;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向前进,而不是计较对我个人尊严的冒犯。陈宇让我操心,因为他浪费时间读什么梦啊、楼啊,什么郭沫若、阿,什么鲁迅和猴子,乱七八糟,全都是古人、死人。为什么不好好读毛主席著作呢?天下没有比毛选四卷更好的书。我一贯跟他讲的,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大家讲。小陈,回屋去,好好想一想,写一篇自我批评。”

  我猜想,林麻子自以为得胜了,大可摆出一副宽宏大度的胜利者的姿态。第二天话传开了,林麻子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一起庆祝他征服小将的胜利,喝了半瓶白乾。

  至于陈宇,当晚他一回到屋里就放声大笑;“想治我!门儿也没有!不过你们俩得格外小心。我不信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但是他们随时可以跟你们过不去。我必须多读鲁迅的杂文。他对那个时代和他同代人那些锋利的批评在今天也同样适用。若是他活到今天,他也会被打成极右的,没错儿!”两天以后,小陈被分配到另外一家,和一个阶级弟兄同住。老冒也搬到另一家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孤家寡人”,这家的小主人、小金把他的四柱卧床搬进来和我同住。

  外语系“牛鬼”一半已在“解放”后下放农村,剩下的五人归一名英语毕业班男生小孙监管。他受到工人师傅信任,因为一来他出身贫农家庭,二来天生羞怯,不会跟师傅们顶嘴。他住在系领导所在的一个村子,不时把我们五人从各村集中到一起学习或劳动。他从来不教训我们,不咋呼,不大声说话,而且动不动就脸红。晚饭后他往往来找我,陪我去散步。他说,他对我的事一清二楚,因为他听过我的检讨,看过我的自传和其它材料,他看不出我有什么问题。时间一长,他就把自己的情况讲给我听。他从小父母双亡,他和弟弟就由一个嫁在附近一个村子的姐姐抚养。过了几年,姐夫再也容不下两个孤儿了,姐姐二话没有,带着两个弟弟和自己的一儿一女回到父母的茅屋。公社以产梨闻名,叫做良梨公社。姐姐多干多得,不仅养活四个孩子,而且送两个弟弟上学。1965年小孙高中毕业,考上安大,全村欢庆。不久,小孙要搭火车去省城入学。车站离家十里。小孙身材矮小,姐姐二话没说,背起弟弟的行李,一路走到车站。

  “你有这么一个有爱心的好姐姐,真是太幸福啦,”我说。“你姐姐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

  “我知道,”小孙说。“姐姐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决心送两个弟弟上学。她希望我们刻苦学习,可是从不责备我们,从不教训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

  “所以你从来不教训我们,不提高嗓子跟我们说话?”

  “我不知道,”他说着脸就红了。“姐姐说话总那么柔和,她从来不伤害任何人。我会羞愧死了,如果我教训你们,提高嗓门说话,伤害谁。同学们批评我性格软弱,不像个革命小将。但是每逢我看到他们盛气凌人,欺侮老师,我的脸就发烧。我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有许多事我也不理解,可是那并不等于我们有权任意伤害人。无论如何,我会对不起我姐姐和过世的父母,如果我干了其他红卫兵干的一些事。”

  他还没读完大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眼看他就要毕 业,拿到一张“合格完成四年英语专业课程”的文凭。

  “我毕业后能干什么?”他一脸无奈的神情。“大学一年级,我很用功,但是学的东西现在都忘光了。我当然愿意为人民服务,可是我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

  “这不能怪你,小孙。”我想安慰他一下。“二战时期,我自己中途退学去当了五年空军翻译,荒废了学业。仗一打完,我就回大学弥补失去的时间。目前你们也不忙,你何不马上就复习旧功课,学点新课?”

  “你能帮我吗?我不聪明,可是我愿意学”

  “现在我等着做结论,有的是时间。”

  于是我开始帮他复习旧课,然后进入大二的英语课本。我警告他不能靠背单词、抠语法的机械的办法学英语,试着教给他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有一天,他带来一本初级法语课本,我们就开始攻第二外语,虽然我的法语也早就上锈了。他十分好学,接受能力也不错,我便鼓励他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这都是毛主席最熟悉的。这个年青人天生一颗好心,经历了三年的红色恐怖而居然一尘不染。我希望优美文学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扩大他对人生的视野。我还能给一个窝工的鬼找到更好的消磨时间的办法吗?当然我们得十分小心,否则他就会重蹈陈宇的覆辙,犯“敌我不分”的错误。

  秋去冬来,飞舞的雪花意味着社员和他们的水牛、红卫兵和“黑五类”,都将开始冬眠。66、67、68级毕业生早就远走高飞了。剩下?69级学生作为革命的主力。但是他们也只是在耗时间,争取毕业分配出人头地。关于首都和别处的政治斗争的报道和新闻在师生当中只有轻微的回声。照样有老一套的政治学习、敷衍了事的讨论、谣言和闲话,但是没有多少激情和兴趣。毛主席像章和忠字舞已经退出文革舞台。有一天,几名红卫兵走进伙房去吃午饭,按规矩先向毛像鞠躬,背语录,喊口号,不料林麻子厉声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不许搞腐朽的封建主义东西!”小将们恍然大悟,他们又落后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了。

  冬去春来,生产队小山上的桃树开花了,小孙常带领他放牧的一小群牛鬼到果园去学习。我们坐在繁花似锦的树下,呼吸花香醉人的新鲜空气。一天下午,春光明媚,我们正准备在那儿聚会,却看见好几个社员正在队长指挥下砍伐桃树。小孙大惊失色,急忙问道:“娄队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满面愠色的队长回答:“小孙,上级命令!挖资本主义根子!水果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从卖桃子得到的额外收入会腐蚀我们的灵魂,他们说的。明白吗 ?”小孙说不出话来,但是我看见他眼里有泪水。

  晚饭后,小孙来和我去散步。他情绪低沉,含泪说:“这场革命有许多事我没法理解,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我是在果树当中长大的。它们是跟我玩耍的朋友,它们的果实养活了我。粗暴无理地砍倒一棵鲜花怒放的桃树,这就如同杀害一个欢笑的青年!我恐怕当不了一个好的革命者”不久以后,小孙被分配回他自己的公社中学当英语教师,而他那些更革命的同学就分配在安大或城市政府机关工作 。

  四月底,岳副书记向我宣布对我审查的结论。(1)没有发现新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没有;(2)解除临时工合同,5月1日起生效;(3)下放和县高庄生产队,与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又补充说:“你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论,虽然你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反正李怡楷每月还有工资。我希望你能体会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会上表达你对党的感激。”听上去仿佛我获得了什么浩荡的皇恩。我写了几个字把“好消息”告诉怡楷。两天以后,4月30日,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岳副书记宣读了《中国共产党安徽大学委员会关于巫宁坤问题的决定》,然后由我向党、向安大和外语系领导、向全系革命师生对我如此慷慨宽大的处理表示由衷感激。回到金家,社员接二连三来跟我说,他们对于我的处理感到十分愤慨。“他们指望你靠什么生活?特别是他们自己承认并没有发现任何新问题!”村子里那个爱说实话的社员说:“毛主席不是最近刚讲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说了也白说,老巫,‘?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还不到五十,好好保重身体。”陈宇前来话别。“看上去,你和李老师从此以后没有机会在大学教书啦。注意自己的健康,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我跟一丁玩得很好。告诉他陈大哥想念他。”我听得出他有些感伤了,就跟他说:“别这样,小陈。我并不那么悲观。如果中国连我这样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也没有,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将会伊于胡底。咱们走着瞧吧。我个人的命运并不让我忧心忡忡,更不应当成为你思想上的沉重负担。当心你那张大嘴巴!”我们俩都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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