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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暂回人间 1961-66

  1961年6月29日,中午过后不久,我和几百名劳教、劳改犯一起在农场收割小麦。骄阳似火,汗如雨下。忽然,值日队长通知我去和一名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我心里有点打鼓:人事干部找你往往没好事。来人是一个中年男子,身穿短袖白衬衣和草绿色军裤,蹲在打谷场边上的树荫下。他用近乎正常的声音招呼我:

  “巫宁坤吧?你生病了,对吗?现在怎么样?”

  “好一些了,”我含糊地回答,还不知他的来意。

  “那就好。农场领导决定让你回家,保外就医。革命人道主义 ,你明白吗?”他用官腔宣布。“你现在就回队部去,先把帐结了,然后收拾行李。明天一早,总场有大车送你,还有其他几名保外的,一起去火车站。明早八点整,你在分场大门口等着。人事科有人来发给你一张火车票。保外期间要好好表现,明白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没什么话要说,只含糊地说了声“谢谢”。事情的变化来得突然,虽说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却也简单得不可思议。复杂的感受让我不知言从何起。“你回家,保外就医。”那么简单,那么说一不二,正如当年不经审判一下就罚我无限期的劳教。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听任社会主义政治风云的摆布!自从那个四月十七我被押上囚车之日,三年多的黄金岁月被糟蹋了。我无日无夜不梦想释放回家。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亲人身边,可是又觉得前途茫茫。会思想的芦苇连思想也不会了。我疲惫不堪,连怨恨的力气也没有。我只想摆脱几个月来如影随身的死亡的威胁。

  第二天早晨,我告别了同班的难友,爬上大车,从人事干部手里接过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保外的文书。我必须在天津换车,于是我下车后坐上一辆三轮车直奔幸福里岳母家。熟悉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似乎不真实。我真的是在生者当中吗?在胡同口,我撞见了怡揩的一个侄儿,四年前最后一次见面他才六岁。他没认出我,正如不久前一丁来探监时背给我听的那首唐诗里说的,“儿童相见不相识。”他一定给我的囚首垢面吓坏了,一认出我来就飞奔回家,用最大的嗓门儿喊道:“老姑父回来啦!老姑父!”我的岳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泪流满面,马上就去给我泡一杯热茶,老人家知道我爱喝茶。我告诉她我是被批准保外就医回家,她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怡楷的众位兄姐看到我的惨状都流泪了,但庆幸我活了下来,又放了出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只说大家给我送去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救了我的命,想让老人家感到欣慰,反而又引她流泪。当时一毛住在大姨家,就在附近,三姨去领她回来。我女儿起初不认识我,过一会突然想了起来,一下扑到我怀里:“你是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好怪的地方看你。噢,爸爸!我不让你再回那个可怕的地方去!”我答应她我决不回去,姥姥听着又流泪了。

  第二天一早,我先给怡楷发了个简短的电报,告诉她我四号到家,然后就先搭火车去北京看望老母和妹妹。那天正好是“七一”、中共的四十大寿。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相形之下,下面的行人好像小人国的侏儒。我想起五年前我从观礼台上遥望他踌躇满志向广场上狂呼“万岁”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又想起一年后他用“阳谋”坑害了无数知识分子,两年后又搞“大跃进”,不知又害死了多少人。一座座新建的高楼正面悬挂着红彤彤的条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和公车上面有菜色的乘客、沿街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的橱窗,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起十年前初次来到这座古城新都时犹如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土的感受。现在我觉得更像一个从死亡归来的游魂,我口袋里的保外文书把我和首都的芸芸众生划清界限。这些好人会怎么想,若是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件?他们会不会,像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那个小城镇安分守己的居民看到新释放的犯人华尔让的黄护照时那样,吓得退避三舍?或者,他们会不会,像小说中那位慈祥的主教那样,为一个“危险的犯人”提供食宿?幸好我不需要到一个小旅店去求宿,而受到老母和妹妹泪如雨下的接待。

  我们之间没有多少话要说。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活着来到她们面前,这就够了。其余的就意在不言中了。下午,他们陪我到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散步,离半步桥也不远。我一点也不“陶然”,只能和亲人一起欢庆我从死亡的阴影里归来,明媚的阳光闪耀着新生活的希望。

  7月2日,我搭一班早车回天津,当天又搭夜车去合肥。那是我先母的故乡,我仿佛又要回到黑暗的子宫,从头开始生活。7月4日中午到达,我走进候车室,拖着我的行李和两条浮肿的腿,汗流浃背,倒坐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等了几分钟,只见怡楷急匆匆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但是你终于回家了,我太高兴了。小丁丁着急等着再见大爸爸哩。”我盼星星盼月亮等这个团圆的时刻,现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多年离别,受苦受难,我们俩又在一个新城市来到一起。我心潮起伏,如果我开口说出我的感受,我一定会放声痛哭的。我只轻轻地说:“终于回家啦!”怡楷见我热得累得不行,又跑出去给我买了两根冰棒。然后又跑出去雇了一部双座的三轮车。等我吃完冰棒,我俩就坐上三轮,在灼热的阳光下前往安大校园。一路上,她告诉我,她好不容易才请下假来接我,部分原因是我的电报没有签名。我咕哝道:“省几分钱买根冰棒。”她说:“我理解。但是他们看事情总不一样。我的顶头上司‘?小辣椒?'质问我:‘你怎么知道电报是你爱人发来的?他在接受劳动教养,是不是?他怎么可能突如其来就来这里?逃跑还是什么?你不能借口有一份没签名的电报就请两个小时的假。上个月你刚去看过他,超了假。上次小组批评会上,你答应弥补损失的时间。现在你却又要去逛荡了。?'我走投无路,只得硬着头皮去找一个党员干部求情,答应他如果接不到你我晚上加班。他们处处给我颜色看。但是我真开心,我那次深入虎穴不是劳而无功。”

  两间小屋子比“栗子壳”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自视为一个“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因为我又和妻子、儿子在一起了。不过,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上午,怡楷带着我的保外就医证件去保卫科给我报户口,却被复员军人史科长拒绝了,他说材料不够,必须有更正式的文件和我的人事档案才能申报户口。如果月底以前收不到材料,我就得回劳改农场去,否则就作为逃犯送交本地公安部门。怡楷问他公家是否可以给农场发个电报索取有关材料,史科长驳斥道:“难道你认为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专门发电报帮忙把一个罪犯留下来?”外语系领导的意见也一样。走投无路,我只得起草一份给农场人事科的电报,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又不得不写长一些,由怡楷自己掏腰包去发了,希望能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僚主义挪动得快一些,不致误了史科长任意规定的期限。在等候发落的期间,我常做恶梦,或是被当做逃跑犯五花大绑押解到一个边远的新劳改营,就像兴凯湖放猪的小陈那样,或是用华尔让的黄护照到了一个法国小城镇被赶进狗窝。这种提心吊胆的等待毒化了我们团圆的喜悦,直到月底最后一天,保卫科科长才不经意地告诉怡楷我的材料都到齐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材料早在我到达后几天之内就寄到了。可是科长大人故意把我们蒙在鼓里,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的无止无休的神经战的一部分。

  每想到华尔让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的悲惨遭遇,我就很不愿意在安大校园里抛头露面,只得“深居简出”。后来,经不起怡楷再三再四催我尽快去看病,一周之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到卫生科去求医。一路上,对面走过来的人瞪眼看我,满脸惊愕的神色。到了卫生科,一位医生轻而易举就诊断我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随即开了处方:维生素乙1一瓶、白糖一斤、黄豆一斤。我向医生致谢,因为我知道这些正是我需要的,而到黑市去买要花很多钱。不料,等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女药剂师盯了我一眼,跟我要医疗证。她轻而易举就弄清我的身份,顺手把处方撕得粉碎,扔进字纸篓。

  为了补充我配给的山芋乾、玉米面、高梁面,怡楷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市内的食品黑市去找便宜货。当初关在农场,我还能靠自己劳改所得养活自己,每月还能省下几块钱。现在说起来是“自由”了,其实只是挨饿的“自由”。我成了怡楷“养的汉子”。要养活一家三口,她不得不计算她每月五十九元收入的每一分钱。平均每天合一百九十六分,除去房租、粮食定量、水电、家具租金、幼儿园学费、一丁医疗费、工会会费等等,就所剩无几了。靠宁慧每月支援我三十元,我们可以从黑市补充一些植物油、鸡蛋、红糖、大米,和少量猪肉。鸡蛋一般要卖六毛钱一个。有一个星期日,怡楷从外面采购回来,用一条手绢包着四个小鸡蛋。她高兴地说:“一块钱四个,真便宜!丁丁,今天中饭可以吃炒鸡蛋啦!”一丁高兴极了。没想到,她把鸡蛋往碗里打的时候,一股臭气冒了出来。一丁大叫:“好臭!好臭!”他妈急忙走出去,把臭东西倒进垃圾桶。“你这坏蛋!你这坏蛋!?”她咕哝道,仿佛在责备一个看不见的人影。

  后来,我稍好一些,可以骑我们当年在天津买的那辆旧英国自行车出去,我也偶尔去逛食品黑市找便宜货。看到白面花卷和熟肉,我馋得口水直流,可是我只买得起一毛钱一根的小豆冰棒,在寒风中解馋。还有一次,碰上一个小贩兜售一筐又大又红的苹果,我马上想起在北京动物园一丁被大象卷走的苹果。小贩叫卖道:“大苹果一元一个,又脆又甜,真便宜!”我对自己说:“你一定得给他买一个。别舍不得!”这价钱让我发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票子。一丁一拿到苹果就欢喜得直喊“大红苹果!好香啊!”他咬了一口,我急切地问他:“甜吗?”他咕噜道:“甜倒还甜,就是味道好像棉花一样。”显而易见,没有什么法子补偿他失去的金苹果了。

  我的病体逐渐复原。为了减轻怡楷的负担,我也学着做一些家务事。最难的活儿是用旧报纸和劈柴生煤球炉,需要的时候把火搞得大大的,晚上把火封起来过夜。我往往要搞两三次才能把炉子生着。做饭需要好火的时候却往往看不见火苗,不管我怎样用我们的破巴蕉扇拼命煽。有时,一早起来,发现炉子没有一点热气,我的心也就凉了,如同在劳改营发现一个长期挨饿的难友在夜间熄灭了生命的火焰。碰上这种情况时,一丁就从他每月半斤的“儿童饼干”定量中带上几块去上幼儿园。怡楷干脆“枵腹从公”。

  合肥的溽暑是令人胆寒的。我们的两间小屋子,白天热得受不了,夜晚闷得喘不过气来,蚊子成群,一丝风也没有。我们尽力用配给的大巴蕉扇扇风,赶吸血鬼。时间一长,汗流得更多,我们只得躲进蚊帐避难。人泡在汗水里,无法入睡,我就给怡楷讲一千零一夜北大荒和清河大狱生与死的故事,同时纳闷儿我们会有怎样的未来。

  有一次,怡楷问我,在受了十年的磨难之后,我有没有懊悔过回祖国来。我说:“其实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的折磨,我也有过短暂的痛苦的悔恨。但是一瞬即逝,当我记起有多少人,比我更冤枉,已经饿死或正在饿死。在北大荒大雪封门的日子,我有空闲反思十年来我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在我回国以前,看上去好像有几种途径可供取舍,但我不可能作出其它选择。我的决定是我的一生、我的梦与幻想、我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因缘际会的自然结果。当然啦,最好能让我免喝苦杯,但是喝苦杯肯定胜过与狗腿子们同流合污。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不回来,我就决不会找到你的。”

  “现在你又拿我开心了。”她轻轻地说。

  “岂敢,岂敢。我实在感到难过,我让你为我的一些选择付出 沉重的代价。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倒觉得近几年的经历激励我向 上,而不是使我堕落沉沦。我还讲不清它们对我的全面影响。但是我敢肯定我决不会徒然受难。毛泽东也为自己的严重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是否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唯有希望事情往好处发展。”

  为了克服饥荒,党号召大学教师,像其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用自己动手生产的食物补充口粮定量。报刊大力宣扬“伟大领袖”的光辉榜样,他亲自动手,把中南海的御花园改成了菜园。校园周围没开恳的空地分给了全校教职工。我在分给怡楷的一小块地上种了大豆。夏末秋初,我的体力进一步恢复,我常抱着一把锹寻找没人要的小块荒地,种上蚕豆或绿豆。不久以后,我的行动引起了怡楷一些同事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姓刘的英语教师好打抱不平,他公开说:“巫宁坤抱着锹在校园里开荒,这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活生生的讽刺。应当让他教书,不应当浪费他的才能种绿豆。”由于“大跃进”彰明较著的失败,有些知识分子的嘴巴又放肆了。我有话也没处说,得庆更生就该知足了。怡楷的一些同事倒羡慕我活着回家,因为当时他们的亲人在乡下人民公社饿死,他们在学校连黑袖章都不敢戴。

  二

  1962年春节假期,我回家八个月后,二舅从天津把一毛送回来了,因为两年来姥姥把自己的饭食尽量省下来喂这个孤儿般的外孙女,结果自己因严重浮肿病倒了。我们对姥姥作出的牺牲感到内疚,但是欢庆全家四口四年来第一次欢聚一堂。

  春天一到,瑰丽的玉兰花为死气沉沉的景色增添了一点生趣,我的健康也更有起色。星期日上午,我们带一丁、一毛去逛市内唯一的公园逍遥津,相传三国时代曹操的部将张辽以八百人在这里破孙权十万之众。历史是无情的,成王败寇同样化为粪土,今天生杀予夺的奸雄到头来也无法逃脱同样的命运。对于安大许多人家,逛逍遥津是家常便饭,而对于我们却仿佛是珍贵的生活的馈赠。

  其实这公园没什么好玩的。可是,难得逍遥,怡楷和我在两行盛开的白玉兰和紫玉兰之间来回漫步,看着两个孩子在近处的沙坑里玩耍、或者笑着喊着打滑梯、或者在曹操的点将台上互相追逐。我们俩边走边谈,心情比较舒畅,有时谈到我是否有可能早日重上讲台。尽管我的贱民地位造成明显的困难,怡楷知道英语专业急需高年级教师,便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想法向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提了出来。没料到,李主任不但同意我们的想法,而且几天之内就光临我们的陋室了。

  他开门见山就很客气地说:“巫先生,我早该来看你的。但是,如果没有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新变动,我来一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最近召开的广州会议的情况,你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吧 ?”

  “看到了。”

  “好。知识分子现在要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受到党的信任,享受更好的待遇。这个对你也适用。1957年你给整得很惨,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要向前看。你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我很感激。”我急忙回答,生怕又上钩。

  “那就好。我喜欢你的态度。有些知识分子不明白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左右交替的。1957年,我们左了,现在我们向右转。这要看情况而定。那天俄语组冒教授用我们党今天右的政策攻击昨天左的政策,我马上警告他:‘?老冒,你小心点儿。也许明天你就会因为今天讲的话给揪出来。'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见过的可多啦。”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答道,衷心感谢他对党的变化无常的政策所做的出乎意料地坦率而简洁的分析。“我过去在政治上很幼稚,现在也一样。”

  “所以你才碰上那么多麻烦。你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文学专家,我们正缺像你这样称职的教师。你管你的教学,我们管政治。你头上还戴着两顶帽子,‘极右分子?'?加‘劳教分子?'?,目前还不可能恢复公职。我们想让你先当临时工、合同工。这还得由校党委正式批准,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党有新政策,你又有真才实学。”

  第二天,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来访,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英国文学。这次专业性的拜访实际上是一次口试。过了几天,系里就通知我九月起当临时工,合同每三个月签一次。每月工资六十元,不到我当年工资的三分之一,而且不能享受一般教职工的福利,包括大学生都享有的公费医疗在内。为了我备课的方便,住房增加半小间,搬到132楼20号。好在我们早已能身体力行“知足者常乐”的格言。

  又过了几天,杨教授再次光临,给我分配了新学年开始后的教学任务。一门课是四年级的高级英文作文,学生二十多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门其他教师拒绝接受的课。另一门课是三年级二十多个学生的泛读课,他还带来两本书给我作教材。一本是捷克共产党革命烈士伏契克的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中文译本广为流传,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证言。另一本是近代英国小说家希尔顿的中篇小说《别了,契普斯先生!》两本书我以前都没读过,虽然当年我在昆明上大学时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万世师表》。我很高兴有新的养料滋润我饥渴的心灵,不过二者的结合倒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伏契克的《报告》,据说是他被关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监狱里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偷偷送出来的,简略地记下了他所经受的种种酷刑,和他在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英勇献身的精神。我往往为他夜以继日的身心受难感动得泪如雨下,但也无法不感到历史的讽刺:伏契克和其它烈士所作的壮烈牺牲,不过为建立一个在摧残人性方面不亚于纳粹党的政权铺平了道路。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偏偏轮到一个共产党劳改营的幸存者来为一个在纳粹酷刑室受害的共产党人作证!契普斯先生是完全另一种的英雄。在他毕生为学生献身的精神中,我看到一种无限温和、无限高贵的情操,可以引导我和学生交往,尽管我的身份很暧昧。伏契克和契普斯都使我在面临新的挑战中感到谦卑。

  我用家里唯一的一张椅子当“书桌”,坐在一张小木凳上,一面挥汗如雨,一面为两本读物编写详尽的注释。这时候,其他教师正在度暑假。我把两本注释送给杨教授审查批准,然后交打字室打印。九月初开学上课,第一次走进教室上英三的泛读课,面对二十几个男女青年学子,恍若隔世。顾不上猜测学生怎样看待这个戴着两顶“帽子”的老师,我把精神集中在讲课上面。所谓泛读,作为精读课的辅助性课程,一向不受老师和学生重视。首先,由于受从“老大哥”引进的教学法的影响,英语阅读课早已被简化为学习词汇和语法重点。精读课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单词和一大堆分析语法结构用的专门名词。课文在这个过程中不见了,因此学生并不真的学会怎样读书。泛读课的要求更低,学生只要记几个新单词,会作简单的复述就行了。当年我说过,这种机械的方法是培养学究和奴才的最佳途径。

  现在既然在教育原则上没有发言权,我至少可以认真对待我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已经为学生准备了详尽的注释,没有必要再在课堂上花时间讲解生词和语法。想到我在劳改营里如何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的小说相依为命,我就有意探索一种明智而敏感的读书方法,通过对人文理念和感情的敏锐感应,培育独立思考,从而有助于一个自由心灵的成长。我朗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声泪俱下,使一个共产党的自由战士在一个共产党的劳改营囚徒身上再生。作为一个热爱学生又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契普斯的形象无形中使我的学生更亲近我,尽管政治辅导员一再警告他们不得与阶级敌人“亲如一家”。学生交来的作业中有时夹带一些表示钦慕的字条,情意那么感人,害得我这“孤家寡人”不禁潸然泪下。一个叫小张的男生聪明好学,他感谢我的“诠释和分析”为他“展现了一个充满奇迹的新世界”。小徐总是沉默寡言,面无笑容,在信里说他非常同情我,因为他教中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又说我的讲授“照亮”了他压抑的生活。我撕毁了这类字条,又警告他们千万不能再做这种鲁莽的事,否则我们都会在政治上“犯错误”。

  同时,一经我班上的学生宣扬,其它班级的学生、青年教师、甚至合肥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有时候,来晚的人就得站在过道里,从开着的窗户听课。怡楷提醒我,“树大招风”。我发现自己进退维谷。一方面,我得满足雇主的期望,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饭碗,仅仅因为他们相信我是个称职的英语教师。另一方面,我也得躲开同行间的妒忌和政治问题的激流险滩。处于这种情况,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也许最符合我目前的需要,可是,天哪,如果我停止把语言作为人文学科讲授,我对这些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还有什么用处呢?得啦,不管怎样,我也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认识行事,尽管我已经如履薄冰了。

  另一门是四年级的写作课,我每周要批改二十多篇英文作文。我们小屋里只有一张从安大租用的小书桌。这时一丁已经上小学,他每晚要做家庭作业,等他九点钟上床才轮到我用书桌。等我坐下开始看作文,我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为了提神,我开始抽起烟来,我抽的是最便宜的、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杨教授和冒教授抽的烟要贵五、六倍。有一天夜晚,怡楷和孩子们都已熟睡,一个点燃的烟头从我没知觉的手指间掉落铺在我脚下的、一块怡楷从天津家里带来的小地毯上。她给地毯冒出的烟呛醒,一骨碌跳下床,把我推醒,踩灭了刚烧起来的火。她果断地说:“马上上床睡觉。从今以后不许再开夜车,放烟火。”尽管这工作很辛苦,有时在学生的作业中碰到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说法,好像突然打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一颗年青的心灵,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三

  1962年9月我开始任教之后,外语系领导派了一名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青年英语教师小冯来跟我进修,同时监督我的思想改造。他在我指导下读英国文学作品,向我交读书报告,我每两周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不言而喻,我不断进步,但离“摘帽子”还有一段距离。小冯是一名复员的解放军尉官、共产党员,但天性谦和,笑容可掬。平常在看过我的思想汇报之后,他总会说几句鼓励的话。若是正好赶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他就会收起笑脸,批评两句“思想改造抓得不紧”。但是他来我屋里听我辅导,总是谦恭有礼,和孩子们有说有笑。每逢寒、暑假回南京或上海探亲,他回校时从来不忘给孩子们带点巧克力或奶油太妃糖,这些奢侈品是他们难得吃到的。我常纳闷,在这长达两年的微妙的双向交流中,他轮流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有过什么样的感受。我“摘帽子”的那天,他就不用再扮演我的政治“告解神父”的角色,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吧。

  1964年7月4日,仿佛是纪念我保外就医回家三周年,外语系在大学七层主楼一间阶梯教室举行全体教职员大会。一位人事处的干部在回顾我的右派罪行之后,宣读校党委决定,给我“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按照事前的通知,我作了简短的发言,再次承认我的右派罪行,感谢党“给我一个新的政治生命”。我泣不成声,仿佛七年来积蓄的苦水冲破了防洪的闸门。有几个同事和我握手,祝贺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李主任答应我,很快就可以让我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我们还来不及为我重新当上“人民”庆贺,怡楷就接到家里发来的急电:“母病危速归”。怡楷第二天一早匆匆上路,六日抵津,才知道妈妈患肝癌,发现时已是晚期,经手术抢救无效,危在旦夕。老人家在医院病床上还惦着我这个老女婿,怡楷把我?摘帽?的好消息讲给她听,这是她几年来一直盼望的。为了安慰奄奄一息的亲娘,她又添枝加叶说我已恢复教授职位,享受原先的工资待遇。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儿还能给她垂危的母亲什么别的安慰呢?我怎能忘记她老人家给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如许的爱心和理解?我怎能忘记三年前怡楷三次探监时转告老人家的话,“好人受难,耐心忍受”,一句话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她在7月8日逝世,正好是我们俩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清清楚楚记得她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作为“婚宴”。她一辈子生活简朴,受苦受难,而从她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她找到爱人的力量,尽力帮助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她完全无愧于她的受难 。

  八月初怡楷奔丧归来,副系主任姚老师约她面谈。他通知她,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爱人已经摘了右派帽子。至于我本人恢复公职一事,拖到年底,李主任和人事处的交涉毫无结果?。外语系党总支一位委员向我宣布,临时工工资待遇加十元,还说:国家经济目前还有困难,这是党组织的“一点心意”,表示肯定我在思想改造和教学工作中取得的进步。事前我已听到,人事处长说得斩钉截铁:“一旦开除,永远开除。”这象征性的加薪意味着我们的伙食中可以增加一些鸡蛋,但是也让我直面我的“新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摘帽右派”,如此而已。帽子摘了,不错,但仍旧是“右派”,这是今后许多年我无法逃避的政治现实。

  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了一些,我的日子也好过一些。我教四年级泛读课,冒昧从《格列佛游记》选了一些能折射当今中国社会的篇章作教材 。“摘帽”以后,我又被分配教一门四年级的听能课,教材除了北京电台对外广播的英语节目,还有我从外台英语节目选出的片段,这些外台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公司等等。学生们都很爱听,或许由于他们是生平第一次听训练有素的本国人讲英语,也或许由于他们注意到北京电台和西方电台报道方式之间的差异。一般公民“偷听敌台”是要受刑事处分的,安大得向合肥市公安局申请特批,准许我为了教学工作需要收听外台,并作录音。在这个省会的全体居民中,只有一个“人民的敌人”可以悍然收听敌对国家颠覆性的宣传!

  1964年,中共与“老大哥”关系破裂,双方进行公开论战。“伟大领袖”大声疾呼,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每隔数年搞一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会走上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年底以前,知识分子又被投入另一场政治运动。全国学习中共中央抨击苏修及其盟友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我们无法知道苏修如何承受这一连串的狂轰猛炸,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苏修的替罪羊,被冠以“散布修正主义病毒”的罪名。于是,在英语教研组政治学习会上,我们先一篇一篇地学习文件,然后人人过关,轮流做检讨,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最后接受同事们的“帮助”。身为“摘帽右派”,我敬陪末座,受到同事和党员干部的狂轰猛炸,仿佛我就是“苏修”的化身,不过我始终搞不明白我怎么会和中共昨天的“老大哥”挂上钩的。

  在猛批“苏修”的同时,为了保证农村的人民公社不“变修”,全国农村从1962年底开展“四清运动”,肃清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中的贪污腐化。1965年,安大中、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被派下去搞一年运动。老年教师不参加“四清”,又无课可上,1966年初,由校党委统战部长、原外语系李主任率领,到郊区一个公社去“观察四清”。我虽然是个“临时工”,也算“统战对象”,有幸和数十名教授和老讲师同行。我们住在一所小学,轮流到各生产队听报告,了解各生产队和公社干部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然后各人结合自己的“活思想”写学习心得,大多冠冕堂皇,敷衍了事。

  在农村“观察”三周之后,李部长又领我们去安徽北方的煤城淮南市,“观察工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淮南市分五个区,每个区都是以一座煤矿为中心的小城镇。我们乘车经过的街道都盖满了煤灰,空气中烟雾弥漫。作为李部长的老朋友、潘市长的客人,我们下榻在可称豪华的洞山宾馆,客房设施包括地毯和现代化的卫生间。白天,我们分乘两部大客车参观煤矿、工厂。每到一处,都有领导干部陪同参观,中午有丰盛的午餐招待。晚间,安排宴请和文娱活动。潘市长设盛宴欢迎,以善饮闻名的姚主任在席上代表大家祝酒,频频用罕见的茅台酒乾杯。散席后,他踉踉跄跄回到屋里,在卫生间地上滑了一跤。马上请来一位外科医生,缝上他脑门和鼻子上的伤口。

  这次的淮南之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红旗单位”谢一矿的参观访问。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早晨,我们来到这煤城的骄傲,煤矿的领导干部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宽敞的会客室。一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毛主席像,对面墙上挂满了奖旗、奖状,五颜六色,名目繁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奖、最佳矿井安全记录奖、矿井卫生奖、如此等等。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听党委书记做报告。他首先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煤矿过去在日军占领和国民党剥削下的悲惨历史,解放后迎来的新生。如今,生产突飞猛进,矿工生活无比幸福。可惜我们无法知道生产如何突飞猛进,矿工生活如何幸福。

  从会客室出来,我们由几名干部领进贵宾更衣室,换上保护服,包括矿工头上的照明灯。然后,我们先乘电梯下矿井,再换乘小火车,一路上向导讲解地下掘煤工作如何进行。我热切地盼望亲眼看到矿工是怎样干活的。但是上级有指示,向导不能把我们一直带到采煤工作面。我们回到地面,又到更衣室,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向导说要领我们去洗澡。我们先穿过矿工浴室。一间大厅里有四个巨大的水泥浴池,里面盛满了热水。向导说,第一个水池里的水洗黑了以后,第二个水池就开放。他接着又自豪地说:“这些浴池是解放后新建的。”我问他:“我们用哪个池子?”他笑着说:“哪里的话,我们怎么能让贵宾洗大池子?那怎么行?”

  说着我们已走到一间单独的屋子,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着?贵宾浴室?。一名服务员递给我们每人一块雪白的大浴巾、一双浴室拖鞋、一小块香皂。我们在清澈的热水中洗了个澡,水一点也没变黑。

  洗完澡,我们去参观位于谢一矿一个偏僻角落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们首先参观几间展览室,墙上挂的画和玻璃柜里的陈列品说明本地资本家和日本鬼子怎样剥削和压迫矿工。接着是一间“大病房?”,当年日本鬼子把那些由于劳累过度和身患重病的矿工关在这里等死。墙上挂着死者和垂死者的图片。病房对面是一间大厅,大门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万人坑。向导说明,在整个占领期间,日本鬼子把死去的和垂死的矿工扔进一个露天大坑,前后一万多人。然后,我们跟着向导走进大门,绕过一座巨大的木板屏障,在我们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玻璃板后面是堆积如山的人的骷髅、头盖骨、四肢、身躯。我看着简直透不过气来。我从上小学起就听到过日军暴行的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而这些尸体不过是千百万受日本侵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几千分之一!万人坑使我们大家都黯然失色,相顾无言。任何一个幸存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宽恕或遗忘?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奔向近年来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千百万饿鬼和历年政治运动中整死的冤魂。有朝一日,也会有人为他们建一座纪念馆吗?

  大体上,比起我关在大牢里饿以待毙、妻离子散的日子,我和全家的生活都好多了。一毛回来以后,当年夏天老母也从北京回来,全家终于大团圆了。1963年7月2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里知道,在祖国的政治地平线上又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它将使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我们一家人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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