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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株连,1958-60

  (据李怡楷口述)

  1958年7月21日产假结束,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正好赶上“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我们没有搞“深耕”,也没有搞“小高炉”炼钢,却要延长上班时间。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那台我不久之前才学着用的大打字机上每天多敲打几个钟头。我打字不断出错,在蜡纸上错得更多。每次数过我的错误之后,小“左”分配给我更多的蜡纸活儿,好让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级,我们打字员也得不断加班加点。有一次,我在古老的打字机上一直敲打到深夜,我的奶水渗透了我的衬衣。有一位女同事向小“左”建议,不让我上夜班,结果领导上却批评她 “立场不稳,同情右派 ”。

  国庆前夕,“小左”通知我整夜上班放卫星。我大胆想打动她的母性本能:“我在给女儿喂奶,这是你知道的。我怎么能整夜打字,忍心丢下孩子哭着要妈妈,要吃奶?我觉得我工作一直很努力,我已经打出了那么些东西,好像也没人用。”

  她的脸变了颜色,她提高了嗓门儿。“李怡楷,你忘了你的身份。你在这儿就得听我的,教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别再摆出一副教授夫人的神气,你现在是极右分子家属,不许乱说乱动。所有革命同志都在为大跃进力争上游。而你,一个极右分子的老婆,竟敢拒绝为革命工作牺牲几小时睡眠?"经过这半年多惨痛的教训,我已经学会了忍气吞声,只得去通宵打字。“小左”本人却要去完成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参加庆祝国庆的舞会。国庆当天,“小左”被评为“劳动模范”,不久以后又光荣入党。

  国庆过后不久,学校组织教职员去徐水县参观。徐水在北京西南方约三百里处,最近出了名,因为根据官方报道,那儿有一块试验田的棉花结的棉桃有水蜜桃那么大,“伟大领袖”已经亲临视察过了,因此各单位都争先恐后派人前往朝圣。这次参观来回要三天,我想我也许可以不去吧,因为我有一个婴儿要喂奶。小“左”却坚持我非去不行,证明我又错了。我问她是否可以带孩子去。

  “当然不行!”她狠狠地说。“你认为我们是去干什么?旅游?我要告诉你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你要记住毛主席亲自去视察过了!你应当感谢组织上没有因为你的政治问题不让你参加。我问你,和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相比,喂孩子算得了什么?”

  “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 ” 我感到走投无路了。

  “那是你的问题,李怡楷。”

  带着“我的问题”,我下班后跑到附近几家食品店,找到了两听炼乳,留给了我娘。圣地没多远,但是朝圣必须花整整三天,才能显出足够的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一路颠簸走了六个钟头,两部校车还没到达试验田,奶水就渗透了我的上衣。成百上千的人围着圣地转悠,观赏田里的棉桃。这些棉桃确实比一般的大得多,可也远没有水蜜桃那么大。空气中弥漫着粪肥的味道;有一个本地农民自豪地告诉我们,除了大量的粪肥,还施了大量的化肥。晚上,又有人领我们去试验田,观赏一大排探照灯通宵照射小小的试验田给棉花加温的奇景。我听见有人赞叹: “像国庆节夜晚天安门的焰火一样!”

  回到一个农民家的小屋子,我和同来的五、六个女同志睡在一张炕上。我感到我的乳房涨得痛。别人睡着了,我不断用吸奶器把奶吸出来 ,减轻压力。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试验田观赏奇迹棉桃,并听生产队长和大队长做报告,介绍他们是如何受到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从而创造了特大棉桃的奇迹。与此同时,我胸部的疼痛扩展到双臂。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悄悄地跟我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让你来,把好奶吸出扔掉,让孩子留在家里又哭又饿。如果拖下去,你的奶就会有毒,孩子就得挨饿。完全不可思议!”直到第三天下午,朝圣团才回到校园。我刚在我屋子里一张椅子上坐下,我娘把孩子送到我怀里,小东西就猛吸起奶来,我的泪水也止不住落在她的小脸上。

  二

  这期间,北京市市长宣布开展一个新的运动,清除政治上的不纯分子,也就是各类阶级敌人,把首都建成一个“水晶城”。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于注销各种不纯分子的户口。1959年1月4日,快下班时,冯副校长派人到打字室来叫我。

  “李怡楷同志,全国都在大跃进,”他边抽烟边说。“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学。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学,就在省会合肥。新成立的大学当然缺少师资,我们响应党中央支援内地的号召,决定给你支持安徽大学的光荣任务。你到那儿可以教英语,用上你的专业。工资待遇不变。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到那儿人地生疏我不知怎么办......”

  “党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派你去安徽,而没有派你去边疆地区,新疆啦、青海啦。你是很幸运的,李怡楷,你想想......" 他没说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巫宁坤结束教养以后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要看他改造的快慢。你八号一定要走。你可以到总务科领火车票。再见,再见。”

  这么随便我就给处理了!两年多前,我根本不愿来北京,但还是照样被调来。现在我根本不想离开北京,却又被作为一个“不纯分子”下令离开。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现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大概这就是“小左”要等着“瞧”的!祸不单行果然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里我已经镇静下来。我坐下来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把新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娘,说话时尽量保持冷静。“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全国都在大跃进,成千上万的人从首都派出去支援内地。我的工资不动!” 我娘自然感到沮丧,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搭公车去广安门宁慧姐家告别。奶奶提出:“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合肥,怎么还能上班?你上班,谁照顾孩子?你走后我们也都不会放心的。谁知宁坤何年何月才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奶奶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主动要帮助我,我自然满心感激。我随即去广安门派出所给她办理迁户口手续,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饭前,“小左”来到我家,通知我晚上要为我开个会。送别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有十来个职员坐在那儿了 。“小左” 宣布开会。

  “这是给李怡楷送别的会。她已经被调到安徽大学。在为她开过的若干次批判会的基础上,我们来为她一年来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现做个小结。我知道同志们都愿意在她离开以前再给她一些帮助。”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左”得可爱。最后,“小左” 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第一,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第二,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第三,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第四,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第五,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第六,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妄图从中找到漏洞,为巫宁坤翻案。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小左”对人事干部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然后宣布:“明后两天你不用上班了,李怡楷,给你充分时间准备行装。你不想讲几句话感谢我们大家长期以来对你的帮助吗?”

  “我由衷地感谢诸位同志。”我哽咽道。“大家把本来可以用于大跃进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觉得过意不去,我请求大家原谅。再见。”

  只剩下两天为流放的远行作准备!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全都得由我一个人做。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一上午,我忙着到各有关单位办理调动手续:人事科,从那位给我做总结的女干部手里领取调令;总务科,为我本人和婆婆申请两张火车票;公安局派出所,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注销北京户口,领迁移证;粮站,领粮油定量转移证;如此等等。我跑了好多路,因为风太大不能骑车。好在没有人家要去辞行,也没有人来送行。

  等我回到家,已经该吃晚饭了。我真想躺下,可是我娘一见我就说:“姓左的女同志来过,说晚七点要为你开个会。“天哪!难道他们不嫌烦吗?”我心里在呻吟。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喂过孩子,我再一次回到办公室。除了平常参加的十来个人,又来了几个领导干部。“小左”照例主持会议。她开腔道:“今天开这个会,是因为李怡楷没有坦白承认昨天会上指出的她的七点严重错误,群众感到十分不满。革命同志们有责任帮助她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随即全体在场的革命同志轮流重复我的罪状。最后,于副校长要求我低头认罪,警告我如果继续顽固不化,就会更深地陷入“右派泥淖”。我的脑袋沉重,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咕哝道:“我相信我犯有同志们提出的全部罪名,因为参加会议的革命同志决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些罪名并不真实。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宝贵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宁坤的工资早已停了,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运费。走投无路,我只好叫来一个卖破烂的,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娘送给我们的几件好家具运走。快到午夜,我才把宁坤的书籍用他的旧铁皮箱和纸板箱包装好,把我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装进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箩筐。我跪在地上用粗绳子捆了几个铺盖卷儿,累得站不起来。我们当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挤在两个孩子身边,我全身冰凉,筋疲力尽,洋炉里的火也快灭了。我听见北风呼啸,担心明天会太冷。我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一边一个。转眼间,大风变成了狂飙。这座楼年久失修,门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之间,一扇窗户被刮走了,掉在外面地上,玻璃粉碎的声音刺耳。接着,窗户一扇又一扇刮掉了,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下面。鹅毛大雪刮进我的屋子。我把所有的棉大衣、棉袄、棉裤压在棉被上,缩在被窝里,紧紧地搂着两个小东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或是《呼啸山庄》一开头风雨呼啸的场景,那些是宁坤过去爱读给我听的。幸好这场暴风雪刮的时间不长,两个小东西也一直没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要搭学校派的一辆老卡车前往几十里外的前门火车站。一位老司机开车来接我们,他很不开心地嘟囔道:“这么冷的天儿这么早出车,真是的! ”我说真对不起,他的气消了一些,又说: “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在这儿住了快六十年啦。都是他妈的西伯利亚寒流搞的。当然怪不了你。可你男人干么要当什么右派?我真不明白这些傻知识分子,白读了那么多书。现在你瞧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 老司机和他的助手帮我们把行李装车,随后我们爬上了敞蓬卡车,大家挤在一起。眼看两位小脚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车,我心里真难过。车开出几分钟之后,我猛然想起,这两天忙得晕头转向,我忘了把我娘送我们做结婚礼物的两幅溥心畲的画从墙上卸下来了。

  “娘啊,墙上挂的溥心畲的画忘了。这教我怎么办?”

  “是你爹最心爱的两幅画。精品。留在墙上就等于永远不见了。快点,请司机开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娘这么坚决。她帮我打定了主意。我转过头,大声朝司机座里喊道 : “老师傅,我有重要东西忘在在屋子里了。很对不起 ,可是劳驾务必把车开回去......”老师傅一定听出我急得要命,他一面掉头往回开,一面喊道: “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许会误了火车!”

  几分钟后,我回到卡车上,怀里抱着两幅红木镜框里的画。我看见我娘眼里含着泪水。我低头看着两幅画:一幅上面题着:“雁来云杳杳,叶落蒲萧萧”;另一幅上题着:“危嶂悬秋叶,遥峰入暮烟”。宁坤在家时常赞赏这两幅画和题诗的幽远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见天日和这两幅画?一路上北风呼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仿佛喜庆时抛撒的五彩碎纸,为我们送别,祝愿我们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我突然想到,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把这里搞得冰天雪地,宁坤身在中国的西伯利亚不定冻成什么样子啦。

  到了前门车站,离开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我赶紧办了行李托运手续,又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有一列客车停靠的站台,怀里抱着毛毛,丁丁拽着我的棉猴,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车。我又飞奔到另一个站台,两位小脚老人家摇摇摆摆跟在后面。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后面爬上一节硬席车厢,列车已经要开动了。我站在车厢门口,从我娘手里接过大包小果,我还来不及抓住最后一个包袱,里面有毛毛的尿布,列车就开走了。我怀里抱着孩子,匆匆挥手向我娘告别,她满面泪容立在站台上,手里提着尿布包袱。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车回天津去。

  车厢挤满了人,虽然离春节客运高潮还有一个月。起先我抱着毛毛站在通道里,近几天的忙乱搞得我疲惫不堪,后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夜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丁丁靠在我身上,呼呼大睡。奶奶眼看找个座位没指望,后来就挤出去,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虽然颠簸摇晃,至少离厕所近,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们得在蚌埠换乘慢车。车站候车室更像难民收容所,污秽的地面上挤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我让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就抱着毛毛去排长队买车票。花了两个钟头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处窗口,买了两张去合肥的车票。等我们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挤上一节硬席车厢,我发现这里更挤,通道里横七竖八塞满了扁担和箩筐。我们后面还有人上来,把我们推到通道当中,动弹不得。这一下奶奶可急坏了。 “六个钟头!我怎么去上厕所呢?我犯了什么王法该受这个罪?” 我掉转脸去,不忍看她泪痕斑斑、皱皱巴巴的脸。我无言告慰陪同我受难的老人 。

  三

  终于到了合肥!到行李房一问,才知道行李还要等几天才到。我们事前被指定在合肥中共市委党校招待所住宿,地址是屯溪路,离车站很远。我雇不起三轮车,只得硬着心肠把一家老小带上公共汽车,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谓招待所原来是寒假空着的学员宿舍,屋子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取暖设备。假期食堂就餐的人很少,我们赶到食堂,晚饭已经开过了。我赶紧买饭票,买了一些冷菜冷饭。行李没到,没有铺盖,只好穿着衣服睡,真怕老的小的冻坏。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搭公车找到省委去报到,接待处的干部说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我离北京前领导说分配我去安徽大学,他让我过两天再来问。我讲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困难,他说大家都忙着大跃进,个人有困难要克服。隔了两天,我又去省委,接待的换了人,还是说不了解情况,教我耐心等待。第三天,我惦着取行李,去火车站看看,一到就看见我的行李乱七八糟地堆在外面,我赶紧雇了两部板车,把东西运到住处,晚上总算有被子盖了。

  我每天上午去省委,天天碰钉子。一直等到第六天上午,我又准时去,接待的干部才说大家都忙大跃进,有些小事不接头,我提供的线索很好,确实是分配到安大,我可以持省委介绍信去报到啦。我回到党校,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拦住两个拉着空板车的农民。一问,知道他们是从郊区公社送东西进城的。我诉说了我的困难,央求他们帮忙把行李拉到安徽大学,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太和两个小娃娃。他们面有难色,经我好说歹说,又忍痛答应给每人十元钱,(二十元占我当时月工资三分之一),他们终于跟我进去,把行李分装两部板车上,一部上面坐了丁丁,奶奶抱着毛毛坐在另一部上,我只能跟着车子走。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安徽大学,距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个星期!

  这座大跃进的产物是建在郊区一片乱坟岗上的。全部校舍都是簇新的。教职工宿舍一律按社会主义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校领导干部住的是盖在校园安静的一角一栋栋雅致的两层小楼,每栋都有五、六间居室。教授和处级干部住的是奶油色的两层楼公寓,每家有四居室一套。讲师和科级干部住的是灰色的三层楼公寓,每家有三居室一套。助教和其它职员都住在红色的三层楼公寓,统称“贫民窟”。每套两小间或两间半,没有卫生设备,每层三户合用一个蹲坑,各家的煤球炉都放在过道里。理所当然我分到的是贫民窟131楼最小的一套,虽然我有四个户口。奶奶住一间,我带两个孩子住一间。我想尽办法,东西还是放不下,大门关不上。好在我们老小都困得睁不开眼,就“夜不闭户”,一觉睡到天明。上午,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向系领导求情,经派人调查核实后才批准我搬到稍大一点的一套。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重新搬家,大致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去外语系办公室报到上班。我问系办公室汪主任,我教什么课程。听了我的问题 ,他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你说什么,李怡楷同志?什么课程?”

  “北京的领导对我说分配我来这里教英语,因为新成立的安大外语系缺少英语教师。”

  “我们确实缺少英语教师,但是你怎么能上课呢?不行,绝对不行。你爱人是极右分子,正在劳动教养。你是他的家属,怎么可能在一所社会主义大学教社会主义大学生?这是明摆着的事。李怡楷同志,我们了解你会打字。我们也缺少英文打字员。领导上决定分配你当英文打字员。打字也是革命工作,对吧?我们希望你对安徽大学的大跃进作出贡献。你这就去向小组长报到吧。”

  我走到打字室向小组长报到。她跟我握手,笑着说欢迎我参加打字室工作。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和一丁同年 ,我们俩也许有共同语言吧。提到她爱人,一位俄语讲师,是外语系的党总支部委员,她脸上有得意之色。她本人是俄文打字员,把我介绍给另一位年长的英文打字员老陈,随即指着一台古老的Underwood牌的台式打字机,对我说:“这是你的,一直在等你来!大跃进热火朝天,工作做不完。老陈忙得不可开交。你今天可以开始工作吧?”她边说边交给我打蜡纸的任务。离开北京之前,我以为从此与蜡纸再见了。谁会想到,跑了千百里路,我又干起不是本行的老行当来了。

  和全国各地一样,安大也是“政治挂帅”。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占用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就任意推迟,星期日经常放卫星。工作这么重,还有一个小孩要喂奶,一个大的要抚养,我的身体越来越感到吃不消。小组长,绰号“小辣椒”,原来又是一个“小左”。她总找我的岔,监视我的行动,甚至于上厕所也不放过。宁坤写给我的两周一次的家书也要交给她检查。她是职员政治学习小组长,开会发言时往往把矛头对准我。

  “小辣椒”还不时专门为我召开小组会,帮助我加速思想改造。她责成我必须“暴露思想”,争取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我总首先感谢党组织和小组长领导下的同志们对我一贯的关怀。然后我就坦白承认,一天工作下来,还要喂小的、管大的、烧饭、洗衣、搞卫生,我根本没有精力想什么,脑子往往一片空白。“小辣椒”总会批评我不肯暴露坏思想,因此妨碍思想改造。“你的教授爱人被划为极右分子,又送去劳教,你怎么可能不对我们的党心怀不满?只要你一天不和他划清界限,你就决不可能真正体会我们的党对你、对你爱人,是如何宽大。你必须首先暴露思想,否则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一定会继续毒化你的脑袋,那是十分危险的。”她对我提出严正警告,仿佛我已经走上通往地狱的下坡路了。我明白,她整我可以向党组织邀功,也有党组织作她的后台,我无法和她较量。她一再重复我早就领教过的 “治病救人” 的口号,启发我自投罗网。但我也记得一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身为右派家属,挨批、挨整、被歧视、被孤立,已经司空见惯,成为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逐渐泰然处之了。

  日常生活也成为茹苦含辛的挣扎。1959年秋季,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发生大饥荒,生活必需品日益减少。党组织宣称这是由于自然灾害,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大跃进的后果。同时,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逼债,不仅为那些苏方以“兄弟般的援助”建设的工厂,而且要为朝鲜战争中支援中国志愿军的军火,以食物偿付。于是,偿债列车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物源源不断运往莫斯科。中华儿女只有挨饿的份儿了。1959年夏季开始,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减到二十四斤,平均每天八两。供应的品种主要包括:山芋乾、山芋面、玉米面、高梁面。大米和小麦面只有在逢年过节小量供应。食油从每月半斤减到二两 。猪肉和鸡蛋,起初少量定量供应,后来干脆完全绝迹了。营养根本谈不上,大家开动脑筋怎样把八两粮食做出来显得多一些,哄骗自己。我一个接一个试了党报上刊登的各种烹饪法,也无济于事,肚子还是永远饿得难受,听丁丁总嚷嚷肚子饿更加难受。出卖食物的黑市公开露面,但价格高得让我无法问津。我的体重不断下降,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奶奶因营养不良糖尿病加重,早就回北京住到宁慧姐家去了。

  我整天上班,而且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还要带两个小孩,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丁白天上幼儿园,由我接送。一毛没人管,我只得雇一个阿姨带她,帮助做点家务事。每月工资二十二元,占我工资40%。 简直是发疯,可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日子虽说难过,但我觉得,宁坤被迫流放,我怎么样也得咬紧牙关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而且,谢天谢地 ,没有发生更坏的情况。

  小高阿姨是合肥市郊区肥东县乡下的农民,一副朴实的农民面孔,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我们相处得很好,也许因为我们俩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吧。我把孩子和家交给她,很放心,相安无事过了好几个月。后来,一天上午我正在打字室上班,保卫科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又怎么啦?我有些紧张回到屋里,发现一名保卫科干部坐在外屋一张小折叠桌旁边,小高低着头站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儿?” 我惊慌地问道。

  “你让她自己给你说吧。” 保卫科干部冷笑着说。

  “小高,你说吧。”

  她突然掉转身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

  “我是罪人,李老师。” 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待我像自家姐妹,我反而对不起你。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干这种事。要是我再干,你就杀了我。李老师,请你饶了我吧,救救我吧。你一定会饶了一个可怜的农民吧......” 我感到困惑,也感到难堪。我自己是一个入了另册的人,如今眼看一个如此悲痛的姐妹,不知做错了什么事,跪在我脚下求情,我真受不了。

  “小高,快站起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我一边劝她,一边伸出手把她扶起来。

  她哭得更凶,一开口就语无伦次。保卫科干部插话,告诉我一名巡逻的校警抓住她把我家的食物和衣服从校园围墙的墙头扔出去,由站在墙外的她嫂子接着。我本来常认为自己穷得像乞丐,想不到这个农家妇女却还来偷我!保卫科的人说,看来她是初犯,给予宽大处理。不过安大校园里她是呆不下去了。这可难为我啦!让她走,一毛怎么办?不让她走,我就是在家里窝藏小偷?天哪,为什么这种事非得落在我头上?

  “如果她现在就走,我孩子没人管。”我考虑了一下以后对保卫科干部说。“我想留她在我家,等我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再让她走,当然要保卫科同意。”

  “李老师,你担风险吧。”他同意了。“不过,你要承担责任,如果她再犯案。”

  保卫科干部一走,我让她先洗脸,然后在单人床上坐在我旁边。我不能决定对她说什么。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她这样一来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如果她真的缺什么,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我讲?我再穷也会尽力帮她的。现在我一定要让她明白,偷盗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她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那样我是否会对她作出过分严厉的裁判?何况我有什么权利裁判她呢?仅仅因为这个没受过教育的穷农家妇女偶然拿了我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不,我不能那样教训她,我得为她着想。她帮我带孩子、做家务,在我孤单时跟我作伴。现在她碰到了困难,该是我帮她了。

  “小高,别太激动。你犯了个大错,也没法挽回了。眼泪是洗不掉的。但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罪。大家生活都艰难,人难免受到诱惑。我决不会抓住你小辫子不放,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姐妹。现在你也不能为这件事跟自己过不去。这很重要,你听见吗?学校不让你呆下去,我认为呆下去对你本人也没什么好处。你也许不愿意回家,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拿不到二十二块一个月了。但是你可以守着爱人和孩子,那可比我强多了。从这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你会活得更好的。先呆在我家,等我决定怎么办。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你听见了吗?我们俩还是姐妹。”

  她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

  “小高,打住,要不我就要真生你的气了。我得马上回去上班。等毛毛醒了,替我亲亲她。”

  这新的难题成了我沉重的心事,常让我夜里睡不着。我怎么办?小高非走不可。我也害怕再找一个阿姨,不定会出什么问题。其实我根本雇不起阿姨。我得克扣食物才能付她的工资。每顿饭,我总让一丁先吃饱,然后自己才吃。我已经没什么奶,一毛要喂稀饭,几乎用掉我们全家的大米定量。鲜牛奶是专门供应高干的,我只能跑附近的食品店,为她搜购奶粉,虽然明知市上出售的奶粉的成份大多是糖和其它非奶制品。我的面部和小腿已经有明显的浮肿症状。我知道我应付不下去了。

  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翻来复去思考之后,春节假期快到时,我无可奈何地决定和一毛分手,把她送到天津去托付给我娘。这个十九个月的小女儿还没见过爸爸,现在又要被迫离开妈妈的怀抱了!

  如果我们在家生活这么艰苦,宁坤在北大荒劳改营的日子不知要更艰苦多少!

  我真害怕在一年中客运最拥挤的时候带两个小孩挤慢车去天津。旅行一度是赏心乐事,现在却好像从一个恶梦走进下一个恶梦。客车永远是拥挤的,但在春节假期就挤得水泄不通。小高送我们去火车站,然后就回家。事前我警告她不许哭,但她还是哭了,又给孩子每人买了一小袋水果糖。我们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等了个把钟头之后,终于被周围的人推到站台上。我左手抱着一毛,右手搀着一丁,小高从后面把我们推上了一节硬席客车的车厢。车厢里挤满了人,通道里也有人坐在地上。我想我也得赶快坐下,要不然可能就没空了。我把一毛抱在怀里,让一丁在我身旁坐在地上。这时已是半夜,孩子们很快就睡着,我自己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清早我们到达蚌埠,换车去天津。候车室混乱不堪,挤满了大人、小孩,还有行李、箩筐、扁担、活鸡活鸭、各种蔬菜,空气中弥漫着烟臭。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块空地放下我们的包裹,对一丁说:“妈妈得去排队买票。你和妹妹坐在包裹上等妈妈。你四岁了,是大哥哥,你看着妹妹,不要动。”一丁笑着点点头。我花了一个钟头才买到票,回到原处,看见一丁在打磕睡,毛毛却不见了。我大吃一惊,猛一下把一丁推醒:“丁丁,妹妹呢?”他一脸害怕的神色。“我不知道。我睡着了,等我醒来,她不见了。”我赶紧说:“别害怕,丁丁乖乖!呆在这儿不要动。做个好孩子,听话。妈妈去把妹妹找回来。”其实我倒感到很害怕,拐卖小孩的故事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我在坐着和躺着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从大厅一头一直到另一头,一路喊着:“毛毛,毛毛,你在哪儿?妈妈在找你,快到妈妈这儿来,毛毛,毛毛!”没有回应,没有毛毛的影子。我感到惊慌失措了。这时我想起我还没到大厅的角落找过。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个角落,等我到了最后一个角落,才看见我的小宝贝蜷缩在污秽的水泥地面上。她边哭边喊着“妈妈!妈妈!”我在几个人身边绊过冲到她跟前。“毛毛,毛毛!妈妈在这儿!别哭!别哭!”等我把她抱到怀里,我倒哭起来了。我使出全身气力拥抱她,吻她。这时我才发现她的棉大衣不见了。“毛毛,你的大衣呢?”我惊慌地问她。“我不知道,不知道。” 她哭着说。 “没关系,别哭,好乖乖!”我把她抱得更紧。一丁跳起来欢迎他失而复得的妹妹。我们是最后上车的,当然没有座位,不过毛毛安全地躺在我怀里,我也不太介意了。

  我娘突然又见到我和两个外孙,又惊又喜。等我告诉她这次为什么回家,她止不住流下眼泪说:“怡楷,你怎么受得了这么多罪!你理当把毛毛送到你娘这儿来。不回家,你该去哪儿?要不有个娘有啥用呢?不过你会很想她的。”

  娘说得对。我知道我会很想她的。但是感谢天主,她有一位慈爱的姥姥收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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