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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的人心

 
  2000年10月30日晨,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1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主们对呼救的人却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2001 年10月24日傍晚,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30多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没救了。(《江南时报》)



11月5日,四川省都江堰中兴镇老桥桥头: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整条大街的居民听到了呼救,却无人开门制止;惟一还开着门的店主居然马上拉下了卷帘门!这名女子最后在绝望中被暴徒殴打致死……

在那个寒冷的血色清晨,岂止是一条街的良知被冻死了。

  2003年12月20日凌晨,珠海香洲“滚石”的士高大厅发生一起强奸案。8名男子当着在场近200人的面,将一女子摁在沙发上强奸。(《新京报》)

  “卧铺车强奸案震惊广西歹徒连奸3女无人敢言”(《中国新闻网》2002年07月05日)

  “哈尔滨上演骇人一幕: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5日)

  “少女拒调戏被砍八刀二十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南方网》2002年5月17日) ……

  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清单,还可以一直不停地列下去。

  一个曾经创造出辉煌文明的礼仪之邦,何以竟演变到这等冷漠成性、麻木不仁的可悲地步。有人说,“冷漠”是一个社会进入晚期癌症的特征之一。每个社会成员此时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本能地把自己缩入自我保护的硬壳,习惯于明哲保身,苟且偷生。于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诚信、友善、关爱。然而,一个人人冷漠自保的社会恰恰是最危险的社会。虽然大家可能开会时态度一致,喊起口号也震天响,然而一旦遭遇“敌情”,众人立即作鸟兽散。尽管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尽管人们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强国之梦,然而一群道德冷漠、缺乏关爱的人能建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么?就在中共媒体“中国发展了”, “老百姓生活好了”的政治宣传中,他们也许忘了,生活在人人自危、没有关爱的社会,又能有多少人感受到幸福呢?

  法律只能惩治个别罪犯,而道德却规范着社会的整体行为。失掉了诚信,失去了良知,社会就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道德被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未来的最大危害。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走向崩溃,实际上采用了胡罗卜和大棒两个手段。1986年爆发的上海学潮,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之后,江泽民气急败坏地下令上海交大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整个学校的学生活动只有舞会可以得到允许。1989年4月底各地学潮风起云涌,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校门来搞通宵舞会,直到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才有大规模交大学生出来参与游行。



1989年六四凌晨,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者迅速上前抢救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下图是被抢救下来的方政。方政后来刻苦锻炼,得到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机会,后被发现与六四有关被取消资格。

  江泽民看到了扼杀人的思想启蒙,再用欲望对人加以引诱,是人听命于他的可行之路。他私下对一位政治局委员说:“支配人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欲望。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的这两点牢牢抓住,则战无不胜!”

  进入中南海以后,江依靠同样的方法维系统治,一方面用暴力压制民间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诉求,另一方面以腐败拉拢高官听命于己,以社会地位利诱一批“御用文人”向社会宣扬着欲望、金钱和女色,以至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舆论主流。发达国家繁荣了那么多年也未“娼盛”,大陆却在十几年里就完成了。“请客”不再限于吃饭,嫖妓成为社交的一项,社会底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几人为劳动者说话?他们现在说的话是要劳动者自愿承担“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有一位作者甚至出来说,工人阶级也在改革中受惠了,他们下岗,不就是得到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吗?

  另一方面,江泽民采用高压遏制人们的良心,利用人们生而有之的恐惧心来维系自己的统治。 “六四”事件中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坦克疯狂开来之时方政因为救学妹而自己躲闪不及,致使双腿被坦克压断。在此后多次“清算”之中,方政因为受伤反成了攻击军人的“暴徒”嫌疑人。那位被救的学妹此时无奈地称: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甚至不承认当时跟方政在一起。由于无人证明他不是“暴徒”,方政10多年来在江泽民治下一直受到政治迫害。在江泽民恐怖高压统治下,关爱、良知和同情是“惹祸招灾”的因素。人们学会了在麻木中求生存,在人斗人的政治运动中强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活命哲学。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强制系统还可能对道德全面崩溃起到一部分威慑作用。然而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却恰恰把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沦丧为摧毁社会良知的工具,致使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失去最后一点遏制因素,下滑更是一日千里。



2003年3月17日晚,在广州工作的27岁大学生美术设计师孙志刚案(左)因身上未带暂住证被警方强制拘留,三天后在拘留所死亡,经法医鉴定系遭反复毒打而死。右图为孙家亲友抚摸其遗像痛哭

  2003 年发生了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天河区“执法人员”毒打致死一案,震惊了全国。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之前,广州天河公安分局的“执法人员”已经打死了法轮功学员高献民(广州市暨南大学生物老师)、李小晶(广州大学教师)、罗织湘(广东省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职工设计室规划工程师)。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下,这些凶手不但不受惩处,反而得到奖赏。比如凶手之一韩立平甚至事后竟然升任副局长。而此后的孙志刚案中最高职位的责任人依旧是副局长韩立平。其实在江泽民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早就造成了公、检、法系统中的逆向淘汰,即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执法人员必定因镇压不力而受排挤,奸恶小人必得高升。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610”警官郝凤军就因为不满上级作假而被关禁闭。

  保证社会公义的公、检、法系统如此堕落,此时又有谁可以保证孙志刚之后不会有李志刚?王志刚?每个人在一次次摧毁良知的“运动”来临之时,如果只想着划清界限而自保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许永远摆脱不了下一次“运动”的命运。冷漠只会使我们的民族离世界文明潮流越来越远,总有一天,灾难会落到每个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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