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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1968年和1974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10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14囗。这家人1967年8月24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4囗; 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囗。刚满20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86】刑字第10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49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6年2月3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1967年8月29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1967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 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5囗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共计人民币679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楝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此后,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折磨过,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1967年8、9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几百元人民币或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 囗的;那些制造策划杀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悔过认罪,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扌不)黄土。 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残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不能就这样遮遮掩掩地敷衍过去。然而,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那块伤疤——那是一块见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不错,那些持枪执刀者,大都是所谓的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但是谁点燃了他们心中的仇恨之火,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答案其实非常清楚!1949年后的30年,“贫下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被赋予在乡村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权力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同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当专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同胞,来满足那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这种国民的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生长于专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也为专制者所利用。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面对这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什么我们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原载于香港《开放》2001年第7,8,9,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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