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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关有志应该说的是真心话。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们在那个腥风血雨的8月指挥杀人或亲手杀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明明得到有关方面下达的制止滥杀的指示后,仍然我行我素,续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于是性质就不同了。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就是这样一个转化成敌我矛盾、并被抓起来判刑的人。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 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份电报只能是据“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的,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实的。如说四类分子“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飘的传单。又如“组织反革命组织”一说,现已查明,当时四个区报上来 的7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让人一头雾水。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召开了各区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然而,杀人风既已刮起,谁都想证明自己正确,自己比别人更革命。长期的革命教育已让投机者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那么杀四类分子也是应该的,是革命的行动。 至于四类分子与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则没人去理会了。

  开会不久,祥林铺区的公安助理员、区法院干部蒋光德悄悄溜出会场,给区长袁礼甫打电话:“……以后,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看情况,马上就要刹车了,以后动手就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点。”

  袁甫礼双目紧皱,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哪次运动他老袁落后过别人?这回也得做出个像样的来!他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望着他们兵分四路,在刚刚收割了的田野上,渐行渐远,袁礼甫心中激荡起一种叱吒风云的豪情。

  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如今,袁礼甫为他的“大扫除”坐坐牢,照理应当是无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结果却让我们失望。袁礼甫是由狱警小林带到接待室的。他同关有志形成强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却总是很恭顺的样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就是不从个人主观上找原因,当然也就谈不上所谓良心的忏悔了。他说:

  “……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讲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说我对蒋光德的话有所发挥,是的,也许我多说了几句,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讲大的,多说几句和少说几句有什么区别?再说当时整个民族都神经不正常了,怎么能要求我一个人保持清醒呢?现在来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个想不通”。是否所有叁与那场大屠杀的人和被杀人的亲属朋友以及更大范围的人都对那场文化大革命抱有这样或那样的“想不通”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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