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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逍遥派”,慷慨解囊救同学

  1965年以全优成绩在北京地质学院本科毕业后,温家宝便继续留在该院的地质构造专业读研究生。“文革”开始后,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全国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全部停止,温家宝当然也不能幸免。因此,温家宝读研究生实际上仅读完了一个学年。

  中国地质大学校史“十年浩劫,学校蒙难”有如下记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在全国爆发了“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十年内乱。北京地质学院也在劫难逃,教育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重灾区”,元气大伤。在苦度劫难的十年中,北京地质学院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严重教训,也有在逆境中愤起抗争的苦斗,含辛茹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艰辛。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并刊载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北京大学率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到处煽动师生“造反”,进行全国性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军事部门、企事业单位,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十年浩劫,学校蒙难,1966-1970年五年间,学校停止招生。

  196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单位发出《关于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通知》。8月25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所谓的“斗、批、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从1969年11月15日起,千余名教职工举家带口、扶老携幼,被送往江西省峡江县仁和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一场浩劫。1970年,北京市原有的46所高校中,有13所被迫外迁,其中以地矿、农林院校为主,我校为受害学校之一,使学校更加雪上加霜。自此,学校进入了动荡、颠沛流离状态。在仓促的搬迁中,仪器、图书数据、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教职员工失去了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丽的校园被蚕食、侵占。

  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温家宝并不愿意介入批斗师长的造反中,成为文革中的“逍遥派”。

  曾在南开中学与温家宝同窗六年的老同学房世祚,曾对香港《大公报》记者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迫害,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他顶着被刷了一头绿油漆的头发,步行一百多公里到北京地质学院找到了正在读研究生的温家宝。

  高新在《温家宝传》中也提到,在那场运动的初期,如此形象是典型“牛鬼蛇神”,一般人自然唯恐避之不及,但温家宝不但热情地将他留宿,给他出主意,还慷慨解囊,给了他20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在那个公共汽车车票只有三五分钱的年代,20元实在是已经可以救人一命了。

  《大公报》记者访问到的温家宝南开另一位六年同窗,也是他们班同学聚会的联络人周强说:“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班同学的特点,我们有从事教育工作、法律工作、技术工作的,有当领导干部的,虽然工作分工不同,但都学有所成。大概是囿于时代的原因,我班同学中没有一个‘大款’。‘文革’期间我们班的同学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没有一个参加‘造反派’,我们不会随风赶时髦,只会按照南开教给我们的信念准则踏踏实实地做事做人。”

  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位同年不同专业的同学曾对《温家宝传》作者高新说:“这个人(温家宝)学习成绩优秀,但在同学里人缘很好。没有参加造反派是肯定的。但当时学院里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派别林立,但哪一派人也不会把斗争矛头对准温家宝。温家宝被分配到甘肃不是什么‘发配’‘充军’,因为我们地质专业决定即使读研究生,实习地点也往往是自然和生活条件十分根基的地方。依温家宝的志向,如果没有‘文革’,即使学院希望他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可能也会选择到基层地质队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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