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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声称“对教师很有感情”

  温家宝的“发小”李溥回忆说,80年代后期,温家宝已在中央工作多年了,有一天,温家宝的母亲杨老师若有所悟地向李溥说起当年温家宝说过的一句话:“有一天,家宝在学校听了一场报告后,回到家里,他很坚定地跟我:‘妈妈,长大以后我要为国家做大事!’”

  在李溥眼中,温家宝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虽然“官”越做越大,却不忘记从前的老师和同学。

  “1968年,已读完研究生的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从事野外探矿工作,一干就是十一年。”“刚好也是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天津被分配到塞外宣化部队农场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从此,我们彻底失去联系。1978年,我从沧州地区的一所农村中学,调回天津南开中学母校任教。”

  李溥有些兴奋地说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83年初秋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备课,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李溥!’,我立刻推门出去,只见在皎洁的月光下站着一个既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神采奕奕的,但我很快便认出了是温家宝。”

  “他的突然出现,真让我喜出望外!我忙请他到我的9平米陋室里坐,他进屋后在我的下铺床边坐下。他那天穿了一件笔挺的蓝色中山装,非常精神。他微笑着告诉我,不久前他从甘肃省地质厅调到北京地质部做副部长了。”

  “我自然为他感到高兴。他还关切地询问起我的工作情况与南开母校的情况。”

  温家宝的到来,一下子使小院子热闹起来,李博的母亲、父亲、弟弟、妹妹都过来跟  温家宝说话,温家宝还像当年那样,亲切地与大家交谈。

  “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温家宝很多年没有回到天津,那天他从北京回天津来看望父母,而看望的第一个南开校友就是我。从此我和温家宝恢复了联系,并常去温家宝北京的家中看望。”李溥不无自豪地说。

  “温家宝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每次去北京和他交谈时,他总是打听学校情况和几位老师的身体情况,并嘱咐我一定代他向陈东生老师、孙养林老师、乔慈忠老师、安同沛老师、刘铎老师、张思聪老师等问好。”

  2003年11月下旬,令温家宝敬重的南开中学的生物老师孙养林先生病重,住进了二中心医院。

  李溥立即打电话向已出任国务院总理八个多月的温家宝报告这一情况。李溥说:“他让我代替他去医院看望孙先生,并要给孙先生送上一束鲜花儿,写上‘祝您早日康复’。我问‘落款怎么写?’他说,只写‘您的学生敬献’,提醒我不要写他的名字。”

  “我当然照办了,来到第二中心医院,带来了学生温家宝送给孙养林先生的鲜花。没过几天,11月26号,孙养林先生的病情恶化,我又及时打电话报告给北京的温家宝。他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如果孙先生不幸去世,你就替我买个花篮。’”

  11月27日,经抢救无效,德高望重,深受学生爱戴的孙养林先生与世长辞。在北仓送别孙养林先生的灵堂里,摆有不少花圈,但是一个写着:“恩师孙养林先生千古”“学生温家宝敬挽”的花圈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9月28日,温家宝到天津南开区欣苑小区考察,遇到曾居住在达摩庵胡同的居民,问及“普育学校”。足见,“普育学校”在他的心目中感情很深。

  2006年7月,温家宝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他向专家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基于我对它的认识,而且基于我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都做教师,几乎一家人都是教师。所以我说我有热情。第三,我有意志。我们问题存在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第四,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

  2004年9月5日,温家宝看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退休教师霍懋征时说,“我对教师很有感情,我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教师。”他回忆说:“那时家里很小,夜里我睡醒了还看到他们在备课,我很敬重教师这个职业。”

  新普育学校按照天津市恢复建设一批历史名校的规划,于2007年11月开工,在宜兴埠第二小学原址恢复重建,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总建筑面积 3.92万平方米,是一所教育教学设施先进、具有历史文化特色、校园功能臻于完善的新型学校。

  新校及校史展也向宜兴埠的乡亲开放,温家在当地口碑甚好。“温瀛士一家最了不起的,是教人们读书,增长智慧,去除愚昧!”宜兴埠人、小学曾受教于温家宝父亲温刚的老新闻工作者王慰增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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