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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姓名的受难者


   在这一部分,列入了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身份以及死亡情节、地点、 时间、或者他们的亲属名字的受难者。因为经过多年努力,仍然未有可能发 现他们的名字,所以只能暂时展示如下。期待了解情况的读者能提供有关他 们的信息或调查线索。 

  在本书前面部分介绍各个受难者的篇章中,也介绍了和他们一起受难 死亡却不知道姓名的人。对他们,不再在这里列出。谨此说明。 
   以下受难者的故事是按照死亡地点的地名的拼音顺序排列的。 

   1, 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2,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3,北京东城区第 27 中学 

   4,北京西城区安德路中学 

   5,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 

   6,北京西城区永宁胡同 

   7,北京宣武区包头章胡同 

   8,昌平县黄土南店 

   9,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甘棠四楼” 

   10,上海复兴中学 

   11,上海郊区梅龙公社朱行大队 

   12,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 

   13,天津市常德道和桂林路的交叉处 

   14,浙江乔司军垦农场 

   15,郑州大学附属中学 


   1,北京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北京第 65 中学高一(2)班学生边涌珍的父亲和母亲,1966年 8 月 被抄家后自杀。  

  边涌珍父母以前开有一个小杂货店。1950 年代划分“阶级成份”的时 候被划为“小业主”。1966 年 8 月红卫兵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和驱逐所谓 “地富反坏右资”。同时,大批“小业主”被升级成为“资本家”。边涌珍 的家被抄得一塌糊涂。抄家后,她的父母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虑,决定自杀。 那天傍晚,边涌珍从学校回到家中,他们给了边涌珍一些钱,叫她去商店买 盐和酱油、醋等杂物。边涌珍买好东西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父亲和母亲已经 双双自缢在堂屋的房梁上。她手上的酱油瓶子和醋瓶子都劈劈啪啪掉到地 上,酱油和醋流了一地。边涌珍当时 17 岁。父母死后,剩下她单身一人。 她在学校遭到红卫兵同学的辱骂和欺负。班里一些同样“家庭出身不好”的 学生同情她,可是爱莫能助。边涌珍后来去宁夏投靠她的姐姐。  

  2,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 

  左奶奶和马大娘,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 “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红 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 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 居们整个夜晚听着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 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 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 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 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 年他们 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 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 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 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1966 年 8 月 24 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 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 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 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 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 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 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及时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 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 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 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 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 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 

  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 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 “六号,六号, 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 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 “砰砰”扔上卡车的声 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 “六 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 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 “象杀猪一样。” 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 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 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 “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 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 月 24 日,东厂胡同 2 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 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 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 他们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 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象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 年 8 月 24 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 死。 

  1966 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 “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 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 “原因”--如果说这 些可以叫做 “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 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 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 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 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祖母辈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 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 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 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 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 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 Q 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 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 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 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 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 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 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 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 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 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 1966 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 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 力。 

  3,北京东城区第 27 中学 

  第 27 中学初二的一名女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 《毛主席语录》坐在身体下面,1966 年 8 月下旬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 死。 

  北京第 27 中学在北京市中心,1949 年以前的名字是“孔德中学”。原 为中法大学附中,所以用法国 19 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这 是“五四”时代北京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校址原来是紫禁城附属的孔庙, 教室是旧式的殿宇。 

  第 27 中学的高干子弟很多,因为学校两侧就是南北池子、南北长街, 都是独门的四合院,1949 年以后住进了很多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 在附近。这个学校也有很多军人子弟。1966年 8 月红卫兵兴起“破四旧” 的时候,学校改名为“解放军中学”。 

  三位受访者都知道有这样一名女学生被打死。其中一人还知道打死她 的红卫兵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这 个女学生被打死的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以后的一 天,离 8 月 18 日不会隔多久。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 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 27 中的学生说,在 8 月 18 日以 前,校园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了老师和 “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 27 中,残酷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 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 27 中学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 27 中的 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 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 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 也不记得第 27 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对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 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时的学生还记得。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 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 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被骂做“混蛋”的学生,随时可能被当了红 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一位受访者说,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一次在席地而坐开会 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垫在 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 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那是一间平房教室。当时这个 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 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 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 “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 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 头。血水流了一地。 

  当时第 27 中的红卫兵中,有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 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 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 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 “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 14 岁。学校的人都知道,“四阎王” 在 1966 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这一个初二女生。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是同班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六年级 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 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残酷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 她们改变得这样凶暴?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参与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 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 兵的皮带上的铜头都打碎了一个。目击者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 的人赔皮带。 

  她是在傍晚时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她的尸体被用草 席子卷起来,拉走烧掉了。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 15 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这位目击者来到学校,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用 来端水浇醒她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 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一位被访者说,他在 2000 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 宣传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松鹤楼”饭馆聚会。文革前他们的父母在中宣部 任职,子弟们住在机关宿舍而互相认识。34 年以后,“四阎王”之一出现 在聚会上,没有听到她回顾文革中的行为,没有听到她为所作所为忏悔。聚 会的气氛,使得这位被访者最终也没有能开口问她 1966 年她参与打死的这 名同校女学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阎王”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这位初二女 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实现她的梦想 的。可是,她在 34 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 34 年后被完全忘却了。 

  除了这位女学生,一位被访者说,该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当时被毒打 还被关押在校中。这位老师用眼镜片割破自己的动脉自杀。 

  笔者曾经写信请求现在的北京第 27 中学领导人帮助查阅档案,发现在 1966 年 8 月被打死的女学生叫什么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师的名字。没有收 到回信。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发现他们的名字。 

  4,北京西城区安德路中学 

  马老师,名不详,男,1964 年时在安德路中学代课,1965 年离开该 校。1966 年 8 月下旬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拖到学校毒打。他被打死在校中。 死时年纪不老。 

  安德路中学在北京德胜门外,距离北京第七中学不远。马老师是代课 老师,被访者已经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姓马,教语文,被打死的时 候年纪不老。 

  1966 年 8 月中下旬中学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并且在 学校殴打侮辱大批教员和校长。虽然马老师在 1965 年就离开了该校,在 1966 年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有红卫兵学生想起他来,声称受到过 他的“迫害”,把他拖到学校里面来,毒打致死。被打死以后,他的尸体被 红卫兵丢在学校的厕所里。 

  有教员说,可能他对学生比较严格,有学生恨他。这种师生之间的冲 突在学校里不是罕见的事情。但是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给了这样的学生机会使 用暴力报复甚至打死老师,一是因为文革的“理论”指控教师都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二是当时北京各学校都在打老师。最早打死人的红卫兵,受 到毛泽东的特别鼓励,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效仿犹恐不及。 

  安德路中学是一所较小的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就是初中生, 当时的年龄在 14 岁到 16岁之间,打死了马老师。安德路中学不是有名的 学校,马老师更只是一个代课老师,马老师的死后来没有被提起过,也没有 人因为参与打死马老师而受过惩罚。 

  关于安德路中学,从当时的文字记载中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中学的 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的成员学校之一。 

  5,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 99 号 

  一名老年女性居民,葛畔瑜的妻子,以前开过煤铺,1966 年 8 月下旬 被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红卫兵打死。 

  石驸马大街在文革中改名为“新文化街”,现在还是叫“新文化 街”。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在这条街上。 

  邻居说,1966 年时她已经年纪很老。她裹过小脚。他们家开过一个小 煤铺。这家煤铺在 1956 年已经“公私合营”了。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第 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并且毒打两个老人。她被打的时候发出 的惨叫声使周围的邻居毛骨悚然,那惨叫声一声一声越来越低,后来停止 了,她死了。她被打死在家中。她的丈夫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去农村。 

  邻居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丈夫姓葛,而且还知道她丈夫的弟 弟是“大右派”葛佩琦。 

  葛佩琦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 判长期徒刑,监禁在外省的监狱中。在“反右派运动”中,他的名字曾经出 现在《人民日报》上。文革后葛佩琦得到“改正”,在 1994 年出版了一本 个人回忆录。他在书里写到他的二哥名叫葛畔瑜,也提到了二哥的妻子,但 是没有写出她的名字,只是称她为“二嫂”。关于他的二哥和二嫂,他在书 中的全部记述如下:    “我二哥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我二嫂被打死了,我二哥被遣送回 山东农村了。由于生活困难,无医疗条件,病故!”(《葛佩琦回忆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155 页) 

  葛佩琦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并且被判刑,这当然是非常大的 迫害。但是他被判刑等等,还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他,还要办一些 法律手续。虽然那些“批判”都是不讲道理的,那些法律手续只是装样子 的,然而毕竟还需要装出一副样子来。在文革的红卫兵兴起时期,他的嫂子 就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什么都不需要。文革使得杀戮可以如此赤裸裸地 进行。 

  文革时代的残忍使得人们对残忍习以为常。甚至葛佩琦的这种记述方 式本身就带着文革时代的很深的烙印。在一本回忆个人经历的书里,尽管这 已经是文革结束多年之后,他提到自己的哥哥嫂嫂的不幸死亡,只有如此寥 寥数语,连嫂子的名字都没有说。我们可以看到,连受害者自己,都多多少 少接受了文革的观念:这些普通老百姓被迫害被杀害,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情。 

  6,北京西城区永宁胡同 11 号 

  女性居民,姓郭,大概50多岁,东北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胡同里 的孩子们都叫她“郭老姑”,不知道她的名字。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 “破四旧”,命令各家毁掉各种旧的书画和摆设,也命令各家悬挂毛泽东的 画像。她家堂屋原来挂有一幅钟馗画,她舍不得毁掉,就把毛泽东的画像盖 在钟馗上面。被红卫兵发现。红卫兵指控她要让钟馗打毛泽东。她被抄家和 “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身亡。 

  7,北京宣武区包头章胡同 

  包头章胡同,在北京宣武门之南,是个东西走向的小胡同,位置处于 米市胡同和果子巷之间(那两条胡同都是南北走向的)。 

  包头章胡同东头 1 号居民,是个四十余岁的男子,是某个单位的职 工,病休在家。1966 年 8 月下旬,红卫兵到他家抄家,说他藏有枪支,逼 他交出。他说没有,红卫兵就动手打他。然后,他说枪支埋在地下。在地下 挖不出来,继续打他。他又说在顶棚上,也找不出。红卫兵把院子里拆得乱 七八糟,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枪支。这个中年男人一再被打,支持不住,很快 就被打死了。 

  包头章胡同里面还有一条小胡同里,那是一条死胡同。那里住有一名 六十来岁的胖大妈,家庭妇女,可能从前家中有些钱。红卫兵说她是“寄生 虫”,一通乱打。老太太晚上偷偷离开家,到陶然亭投水自杀了。 

  在同一时期,包头章胡同还有别的人死亡。 

  8,昌平县黄土南店 

  1966 年 8 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昌平县黄土南店村里的“地 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和亲戚 19 人被打死。 

  现在从北京城到昌平县的高速公路旁,有一地名为“西三旗”。满清 有“八旗”,这是其中之一。黄土南店是“西三旗”的一个村子。黄土南店 位于昌平县靠北京城的一端,一街之隔就是属于北京城区之一的海淀区,离 北京的“德胜门”大约十来公里。现在黄土南店属于“回龙观乡”。因为这 个地方离市区近,1990 年代在“回龙观”一带建造了大批新的高楼居民住 宅区,如“育新小区”。 

  在文革前,在北京郊区建立了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人民 公社”。在人民公社时代,黄土南店是北京“中越(越南)友好人民公社” 的“黄土南店大队”,有两个生产队,有数百户人家,大约两千人口。 

  那天村里人得到通知,让带了棍子去开“斗争会”,说要打死村子里 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亲属。“斗争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动手, 因为谁都没有杀过人,不敢杀。后来,一个从军队复员下来的人先动了手。 于是人群被激发起来。越打越凶。19 人被活活打死。 

  被打死的 19 人被埋在村外。其中有的人还没有完全断气,就被活埋 了。 

  所谓“地主”和“富农”,是指在 1949 年的前三年曾经拥有土地的 人,1966 年文革开始时,他们已经没有土地达 17 年了。被打死的这 19 人 中,有 17 年前曾经是“地主”和“富农”的人,还有他们的年纪很小的孩 子,还有他们的亲戚,其中有的是很远的亲戚。 

  1974 年,一批中学毕业生从北京城里来到“黄土南店大队”当所谓 “下放知识青年”.村子里的人有时和他们说起这件事情。 

  9,长沙中南矿冶学院教师宿舍“甘棠四楼” 

  文革中,该楼住户中,1966年有一名讲师上吊自杀。1968 年有一名 教授跳楼自杀。 

  上吊自杀的是外语老师,曾经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他死的时候 儿子才三岁。他的妻子是中专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要养活儿 子和一个老人。 

  跳楼自杀的教授曾经到美国留学,当过矿长。据说从他家搜出了金 子。他被关了“牛棚”。    “甘棠四楼”每个单元有两个房间,没有厅,是一般的教师宿舍。全 楼住了 18 户人家。文革中,住这个楼里的三分之二的大人都被“斗争”。 被剃了“阴阳头”的人是大多数。 

  10,上海复兴中学 

  1966 年夏天,上海市复兴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从外地来的学生。 

  当时红卫兵指控这个人“冒充高干子弟”,“冒充红卫兵”。打死这 个人后,红卫兵找来该校的音乐教师彭知吾(彭知吾当时作为“牛鬼蛇神” 被关押在校),命令他在凌晨去校门口对面的甜爱园点心店买豆浆。红卫兵 说,他们需要用豆浆洗去他们打人时自己衣服上沾染的血迹。据红卫兵自己 谈的经验,豆浆比水容易洗刷血迹。 

  虹口区山阴路的一个居民、一个尚未知其姓名的老人,也在同一时期 被复兴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在家中。 

  11,上海郊区梅龙公社朱行大队 

  1966 年 8 月 27 日下午,从北京到上海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的北 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梅龙公社朱行大队 “斗地主”。他们把该地的 6 个“地主”和一些“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强 迫他们低头跪在砖头上。北京来的红卫兵学生带头用皮带抽打他们,并说, “我们北京打死五类份子不算犯罪。”上海的红卫兵学生也跟着打。结果, 把一个 70 多岁的女人打死,还把其他人打成重伤。 

  12,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 

  山西曲沃县下裴乡小学校长,姓王,遭到“批斗”,在 1968 年自杀。 王校长的弟弟的名字叫王学武。但是被访者已经想不起来这位王校长的名 字,只记得他的弟弟的名字。 

  作为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王校长不是知名人士。但是他教导过一批 学生,学生比他远为年轻,很多人现在还应该健在。希望有人能帮助了解他 的名字。 

  13, 天津市常德道和桂林路的交叉处 

  孙女士,护士,天津儿童医院院长范权的妻子,家住天津市常德道和 桂林路的交叉处。1966年8月下旬被红卫兵打死。 

  范权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5年,范权下乡在蓟县“农村 医疗队”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回医院“斗争”。1966 年 8 月下旬,红卫兵抄了范权的家。他们把范家的书堆在门外焚烧。孙女士被强 迫跪在火堆旁边。她的脸被烧焦。红卫兵还用她家里的面包裹上大便强迫她 吃下。邻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经过。 

  当她的丈夫范权从医院被叫回家来的时候,他被告知妻子已经上吊自 杀。他看到妻子的身体吊在门框上,一只手垂着,显然是死亡以前已经被打 断了骨头。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把自己吊死。另外,范权只看 到了妻子的背影。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尸体想要看妻子的脸,却被红卫兵一下 子打昏在地。等他醒来,妻子的尸体已经被运走了。 

  孙女士和范权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学工程,从清华大学毕业。老三 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后也在医院工作。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曾经给父亲写大 字报,以示追随革命,后来他看到文革现实的残酷和丑陋,跳楼自杀,幸而 未死。 

  14,浙江乔司军垦农场    由于文革,应该毕业的大学生都延迟毕业分配。另外,他们中有很多 人先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后来才分配工作。上海一批应该在 1967 年毕业的大学生,在 1968 年被送到浙江乔司军垦农场。那里原来是个“劳 改农场”,用来关押“劳改犯”的。1970 年,中共中央命令在全国开展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在乔司农场,有一批学生被整后自 杀。其中有三人是: 

  一名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 1967 届毕业生,文革中曾经担任该校“革命 委员会”委员,这时也成为文革的打击对象。他姓林,大家叫他“老林”。 他自杀。 

  一名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 1967 届毕业生,归国华侨。当时在厕所的粪 池里发现了一包毛泽东像章。这一事件被当作“重大反革命案”追查。当时 把所有的人都排队逐一追查。他是华侨,这一身份本来就被认为是政治上的 “不可靠”份子,因此受到重点追查。他上吊自杀。 

  一名上海财经学院学生,外号“小裁缝”,他会裁剪缝纫。他用剪刀

  15,郑州大学附属中学 

  郑州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炊事员,1968年因为不小心弄破毛泽东像 遭到“批斗”,自杀。 

  当时该中学的一名学生说: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小学 6 年级,后 来进了郑州大学附属中学。1968 年,有个校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 自杀,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他是个炊事员,挑完了水,把扁担往墙上一 靠,把墙上贴的毛泽东纸像的眼睛弄破了。其实也因为那像后边的墙不平。 加上他“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就为此在学校中“斗争”他。各班轮流开他 的“斗争会”。轮到我们班的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左等右等人都不来, 原来他已经自杀了。

 1966 年 8-9 月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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