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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Z5)

   赵丹若,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1966 年 8 月 8 日上午被化学系的学生 “斗争”,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游街,并且被打。”斗争会“开了一 个小时二十分钟。“斗争会”结束后不久,赵丹若倒地死亡。  

  赵福基,男,辽宁营口市人,1911 年出生,哈尔滨交通 学院教授。曾经留学美国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9 年回国。 文革开始后长期被“批斗”。1968 年夏天,哈尔滨交通学院 当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声称他“畏罪自杀”。 

  东北被日军占领后,赵福基作为流亡学生来到浙江天目 山,担任浙西文化馆馆长。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国民党。他参与救援在中国与 日军作战的美国 “飞虎队”跳伞飞行员,担任翻译。抗战以后,赵福基到美 国留学,1949 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他先后在苏州和 上海任教。在全国性的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上海法学院等几所文科院 校被强行组合成上海市财经学院,赵福基成为该校的一名教授。可是当时中 国实行“计划经济”,他在美国所学的经济知识都无法使用。 

  1958 年,上海财经学院将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内控对象”,遣 离上海,调往安徽、黑龙江等地。赵福基被送往黑龙江省,到县里工作一段 时间后,调入哈尔滨交通学院。 

  文革开始后,赵福基遭到“批斗”。他的家在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他被中止探亲假,不能回家。1968 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中,他的妻子和孩子突然接到哈尔滨交通学院的电报,电文直接以 “畏 罪自杀”的字眼,向家属告知他的死亡。 

  赵福基留下四个尚在学校念书的孩子,最小的女儿只有八岁。他们后 来依靠母亲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当时“畏罪自杀”本身成为 “罪行”,所以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在毕业分配时,受父亲 “问题”的影响, 全部下乡务农。  

  没有人告诉赵福基的家人他是怎样死的。当时家属无法也不敢打听他 究竟怎样死去。他们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 都对他热情开朗的性格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对他死更感震惊和疑问。  

  赵九章,男,1907 年生,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 长。毕业于清华学堂,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抄家、挂“黑牌”和 开会“斗争”。1968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中关村 15 楼服安眠药自杀。因为 他是自杀的,骨灰未被保存。 

  赵谦光,男,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1966 年夏天遭到红卫兵学 生的拷打和侮辱。他从四层楼高的学校内的烟囱顶端跳下来,自杀身亡。赵 谦光死亡时不到 40 岁。 

  中古友谊小学的校长名叫白智,是一位女士。1966 年夏天,像赵谦光 一样,她也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拷打和侮辱。有一次,红卫兵学生在她头上按 满了图钉。 

  中古友谊小学在北京西城区。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运动中,该区是北 京最为暴力和残忍的地区。当时红卫兵运动的主力是中学生,但是相当一部 分小学的红卫兵也做出了严重的暴行。 

  赵树理,1906 年生,山西沁水人,著名作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4 年到山西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指为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在“批斗”中被打断肋骨,摔断髋 骨。1970 年 6 月 23 日被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隔离审查”,于 9 月 17 日被押到太原最大的湖滨会场“批斗”。在“批斗”中昏倒在地。9 月 23 日死亡。 时年 64 岁。 

  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1966 年 8 月跳楼自杀。 

  笔者的一位长辈帮助了解到赵香蘅的死亡。 

  史家胡同小学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附近,是北京的著名小学之 一。1990 年代,在北京的一位教授和作家说,1966 年他是那个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在学校里还比较活跃,不记得有校长自杀这件事情。笔者要求他赶 快核实。 

  一个星期后笔者打电话去的时候,他说,是真的。实际上,笔者得到 的信息是赵香蘅的丈夫和她都自杀了。她的丈夫是北京文化局的干部。但是 没有能了解到他的名字。 

  赵晓东,男,1909 年生,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在“清理 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 “斗争”。1968 年 8 月 9 日,在校中跳楼自杀 身亡。死时 59 岁。 

  赵晓东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体育教员,也是体育教研组组长。他年 轻的时候曾经获得东北地区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 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文革前在北京的中学中,清华 大学附中学生的体育成绩非常好,显然和赵晓东的教学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有 很大关系。 

  当年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说,他在校三年,每天早晨,赵晓东都是五 点起床,六点准时来敲宿舍的门,叫他们起床参加早锻炼,多年如一日,从 不懈怠。回想起来,是很不容易也很令人感动的。但是当时年轻不懂事,对 他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后来文革开始,被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仇恨教育影 响,把迫害老师视为“革命”,对他的死亡没有同情心,现在想起来是很难 过的。 

  1968 年初,赵晓东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那时候开始“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教师和干部是指定的“清理”对象。毛泽东亲自签发一系列 文件,指挥了这一时间最长迫害范围最广害死人也最多的“政治运动”。清 华附中把一批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在学校的“牛棚”中。从被关到去 世,中间赵晓东只偶尔获准回家拿过衣物。他的儿子给他送过一次药。 

  赵晓东的罪名是“历史问题”。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说,那时候听说 赵晓东参加过“三青团”,还跑过“单帮”,作过买卖,等等,以为都是不 得了的大罪。现在想想,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成长中经历的或者为谋生养 家必须作的事情,而且已经过了 20 来年了,怎么可以为那样的事情把他关 起来还“斗争”他呢。  

  1968 年 8 月 9 日,赵晓东在清华附中五楼的大教室遭到大会“批 斗”。 “批斗会”后,他出了会场,顺楼梯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 角处,那里有一个小窗户。高一的学生高王陵在楼梯上和他走对面,看到赵 晓东双手前伸,纵身从拐角处的小窗口跃出。高王陵说,他一直想自己可能 把赵晓东拉住,又想,赵晓东身材高大魁梧,就是他反应快赶上去拉,也不 可能拉住。 

  初二的学生肖燕,在楼道里还和赵晓东走了一个照面。他在楼梯上听 到一声巨响,出了楼门,看到赵晓东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 

  高三的学生仲维光,刚刚从城里回到学校,放下自行车进了楼,听见 有一个工友大声叫喊:“不好啦,有人跳楼啦。”他记得那个工友有外地口 音,说“跳楼”好象“飘楼”。他听见后,从窗户往下看,看见地上的脑 浆,一片一片,白色的。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经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 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赵晓东死亡两年以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 争会”,在会上拷打侮辱老师和校长。物理老师刘树华会后从烟囱上跳下自 杀身亡(请看“刘树华”)。“斗争”刘树华和“斗争”赵晓东的会场,就 是同一间大教室。这个教室里的“斗争会”,害死了两名教员。   

  在 1966 年夏天,在清华附中由最早成立的红卫兵掌权。到 1968 年, 老红卫兵已经失势,由后起的“井冈山红卫兵”以及其外延组织“井冈山兵 团”掌权。一位属“井冈山”派的被访者说,赵晓东自杀发生后,他们一派 有点紧张。但是他们想到赵晓东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就释然了,觉得 他们没有责任,那是“阶级敌人”自己“罪有应得”。 

  赵晓东死亡以后,有学生拉长了声音模仿那天那名工友的非常惊慌的 喊叫声,还模仿他把“跳楼”说成“飘楼”的外地口音,好象那是一件好笑 的事情。当笔者在 1997 年访问一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才突然意识到这 不是什么应该笑的事情。文革的大量残酷事情使人们对残忍变得麻木了,甚 至习以为常。文革对人的扭曲与毒害,实际上发生的影响比我们一般想象的 深远。 

  当笔者向清华附中的老师和学生调查文革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还记 得赵晓东的死。不过虽然清华附中文革时期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作家,赵晓东 的死,以及文革中该校别的人的死亡和所遭到的暴力迫害,却几乎从来没有 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到。 

  被访者都不记得赵晓东的死亡日期。几经辗转,是文革前从清华附中 毕业的一位先生,帮助笔者查到了赵晓东老师的死亡日期:1968 年 8 月 9 日。 

  赵晓东的死不是孤立的。那个日子前后,正是一个“加强对敌斗争” 的高潮--文革时期不断地掀起一个一个的所谓“高潮”,来推进迫害的烈 度和文革的规模。在这个网页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胡秀正老 师,也在被关押在学校中“审查”的时候,从学生宿舍楼的五楼跳下身亡。 她是在 1968 年 8 月 11 日死亡的,比赵晓东晚两天。  

  赵希斌,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 “隔离审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后,校园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写了大字:“赵希斌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北京农业大学有 16 人被迫害死。  

  赵宗复,男,1915 年生,山西太原工学院院长。1966 年 6 月 21 日跳 楼身亡,时年 51 岁。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 隆基”中第三节“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甄素辉,女,大连海运学院英语教师。她的丈夫肖光琰是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 年 12 月 11 日死于被关押的“牛棚”中。两天以 后,12 月 13 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 15 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一起 自杀。请看“肖光琰”。 

   

  郑恩绶,男,全国著名水产专家,天津市水产局副局长兼河北水产学 校校长。文革中郑恩绶被指控为“特务组织头子”,1949 年前的“中国水 产建设协会”被指控为为“大特务网” 。很多理事和会员被牵连。郑恩绶 被毒打而死,另有 10 人被打致残。1979 年得到平反。  

  郑君里,男,1911 生,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文革中被逮捕,1969 年 4 月 23 日死于监狱中。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 1930 年代在上海当过电影演 员。江青在文革中得到的巨大权力和她的私人仇恨是上海一批与她相识的演 员和导演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一个原因。 

  郑思群,1912 年生,重庆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男,1966 年 6 月 被撤职,1966 年 8 月 2 日用刀片切断颈动脉自殺,時年 52 岁。 

  关于郑思群的死,《重庆大学校史》(125—129 页,重庆大学出版 社,1994 年)写道:

  1966 年 5 月 4 日,根据省、市委布置,郑思群向全校作批判 “三家村”动员报告,先后组织批判吴晗、邓拓和四川的张黎群 等人。5 月 13 日,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由郑思群为组长的校党 委文革领导小组。《人民日报》发表北大聂元梓等大字报和中央 改组北京市委消息后,重大校内开始出现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各级 领导干部的大字报。6 月 4 日,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课三 天,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推向高潮。6 月 8 日,市委工作组进 校,协助党委领导运动。肯定“重大不是北大,党委主流是好 的”,但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不划框框。几天内大字 报出现高潮,被点名的校各级领导干部、正副教授等达 170 多 人。还出现群众间的大字报混战。这时,郑思群从成都参加省委 文革会议后回校,了解情况后召开党委及系、处干部会议,要求 维持正常秩序。此后揭发问题的大字报锐减。有人向工作组反映 郑校长背着工作组开“黑会”。工作组认定郑思群压制群众,妨 碍运动发展。市委决定重大党委向群众公开检查。6 月 16 日,郑 思群在全校大会上检查,当晚各总支分别向群众检查。次日,学 生宿舍区出现自发集会和批判“郑思群为首的大黑帮”的大字 报。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到校宣布,运动不再由校党委领导,而 由工作组领导。6 月 21 日,市委派出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新 工作组进校,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进校即声称“我们是来抓郑 思群黑帮的”,“重大运动的主攻方向是校、系两级领导干 部”。市委书记辛易之到会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6 月 22 日,《重庆日报》刊登这一决定并公开点名批判郑思群。重大 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中 90%左右的人立即靠边成为“运动对象”。

  工作组发动群众,组织写大小字报,找人个别谈话,挑选积极分 子,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以郑思群为首要目标的校、系两级领导 干部。7 月 29 日,工作组召开有专案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当 面揭发批判郑思群。由余跃泽宣布郑思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等四大罪状。责令郑思群下去老实 交待,并宣布对其进行“监护”,移居松林坡招待所住宿,实为 剥夺行动自由。次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号召对郑思群进行 揭发批判,但师生中对工作组公布的郑思群“罪状”提出种种质 疑,知情干部想澄清事实被斥为“划不清界限”。8 月 2 日上午, 工作组在各系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郑思群于当天凌晨 5 时 20 分自 杀死亡。群众不满情绪激化为对工作组的质问,有的学生还去电 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组把郑思群迫害致死。8 月 4 日晚,工作 组召开全校大会,市委书记鲁大东宣布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群 众当即议论纷纷。8 月 5 日,工作组撤离学校。
  关于郑思群和他的死,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是这样报告的:

  郑思群,原名郑长杰,1912 年 1 月生。1925 年 12 月加入共 青团,1927 年转党。1934 年脱党,1939 年恢复党籍。行政八级, 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市委委员,省人民代表。

  罪名为:

  一,反 毛泽东思想,否定政治统帅一切,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符咒”, 不能庸俗化,各项工作都有自己的规律,“只靠红,原子弹不能 爆炸”;

  二,吹捧苏修;

  三,对党的教育方针阳奉阴违,推行苏 修的“校长制”,说“1958 年的错误不能再犯”;

  四,包庇重用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

  五,实行家长制统治。

  7 月 29 日下午工作组找郑谈话,要其准备向群众交待,宣布其性质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

  郑提出两点要求:

  一,告诉他群众揭 发的具体材料;

  二,把他爱人吴耕书接来商量安排孩子问题。

  对 前一要求,工作组说材料正在整理,今后会陆续知道。当晚将吴 耕书接来住了一宿。次日上午吴向工作组反映“老郑情绪很 好”。下午郑搬到松林坡(被监护)。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大 会,公布郑的初步材料,动员揭发批判。

  31 日下午,郑在专案小 组会上检查:

  一,对文革的态度和错误;

  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问题;

  三,吹捧苏修和与苏联专家问题。

  “态度不够端正,特别 是第三个问题,枝枝节节,没有谈出什么问题。”小组进行了批 判。8 月 1 日下午,郑交了一张半纸(对文革态度)的检查材料。 晚 12 时,工作组去住处检查,监护人员汇报他吃了一个蛋糕后睡 了。8 月 2 日凌晨,监护人员听到屋内有动静,到门前去听,呻吟 声很大,以为在哭。找值班组长一起进去,见郑躺在床上,用修 胡刀片割断右颈大动脉流血很多。立即通知医院急救,心脏已停 止跳动。公安局检查现场,未发现遗书,法医检验断定为自杀。 认为修胡刀片可能是郑在搬住处时放进茶叶筒或长裤表包里夹带 进去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郑思群自杀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中探究刮胡子刀片是如何带进去的。刮胡子刀片本来是普通 生活用品,却不准持有,可以想见他当时受到的看管相当严密。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郑思群自己是“校党 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也就是说,他领导了这所大学的文革运动。接着, 他被“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宣布撤职并且被关押,以至自杀身亡。郑思群死 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几个月之后,整了郑思群的余跃泽和鲁大东,也被当作“反党份子” 在全市大会上遭到“斗争”。他们落入了和郑思群一样的处境。 

  围绕郑思群在重庆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简直象是戏剧里的连环套,一 套扣一套。可是,这些并不是舞台上的虚构,完全是真的。在每一个新的文 革高潮中,都有新的攻击目标和新的受难者,而且,很可能是原来参与领导 和推进文革的人落为被文革碾压攻击的新对象。这是文革的残酷,也是文革 的荒唐,更是文革的实质。在这样一个连环套中,牺牲掉的是一个一个活 人,得到强化的是文革意念,特别是毫无忌惮地迫害人的原则。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连环套的迫害形式,在其中的每个环节上的 人,如果有幸活过了文革,却很难有勇气和智慧来正视这段悲惨而又耻辱的 历史。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 隆基”中的第三节。 

  郑文泉,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科主任。1940 年代从福建医学院 毕业。1968 年,他被指控和王中方医生等建有“里通外国”的“特务组 织”,遭到野蛮的“隔离审查”。1969 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请参看“王中方”。 

  郑晓丹,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她的父亲在 1957 年 被划成“右派份子”,她因此遭到歧视和压迫。她保存和宣传遇罗克反对歧 视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文章,发表了自己对于文革的一些疑问。遇罗 克被逮捕后,郑晓丹也在 1968 年 4 月 26 日被关押。她被残酷折磨一个多 月,在 1968 年 6 月 6 日死亡。年仅 21 岁。遇罗克在 1970 年被判处死刑枪 毙。1980 年,郑晓丹和遇罗克的父母们一起祭奠了他们。 

  郑兆南,女,1930 年生,北京第 52 中学教师。1966 年 9 月 6 日,在 受到红卫兵学生数十天残酷折磨后死亡,时年 30 岁。 

  1966 年 8 月,郑兆南被关押在学校中一间阴暗腐臭的房间里,受到殴 打和各种折磨。红卫兵强迫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头上戴着很重的“高帽 子”游街:一边敲着一个盆,一边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游街 时,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红卫兵,手拿鞭子,不停地象抽打牲口那样抽打她。 有时候让她在地上爬,有时候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 在最热的日子里,架起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红卫兵还逼 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盂里的脏水。 

  她的家被抄,东西被毁。1966 年 8 月 26 日,当着她的面,红卫兵把一 个据说是“地主婆”的人打死,对她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 

  经过几十天的残酷折磨,郑兆南老师于 1966 年 9 月 6 日死亡。她的丈 夫唐锡阳是《北京晚报》记者,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成“右派 份子”。她留下两个女儿。 

  郑之万,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学 生剃“阴阳头”和殴打。她在家里跳楼自杀。关于该校的暴力情况,请看 “杨俊”。 

  周福立,男,北京郊区南口农场二分场工人,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打 死。 

  1965 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被称为“四清”) 中,周福立 被定为“坏份子”, 因为他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当过兵。“坏份子”是当时 的“四类份子”,即“地富反坏”中的一种;“四类份子”是当时的主要 “专政对象”。 

  1966 年 8 月,南口农场二分场建立了“鹰击长空红卫兵”。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不久的一天,“鹰击长 空红卫兵” 把全分场的“四类份子”“右派份子”“反动学生”集中到食 堂兼会场前的开阔地,先给这些人胸前挂上写有他们的“罪名”的牌子,然 后,用棍棒、铁锨、镐头一阵乱打。 

  周福立先被用棍棒打得半死,然后被扔进一个土坑。有“革命职工” 捉了二三百个“杨剌子”(学名毒刺蛾,是一种损坏树木的害虫。这种虫子 不但样子令人恶心,而且能伤害人的皮肤。)扔在他赤裸的身上。当天晚上 周福立就死了。 

  和周福立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男性,是从北京市粮 食局“下放改造”的“右派份子”。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被拉到果园里被埋 的时候,还没有断气。 

  那天被“斗争”的“反动学生”,好几个被打破了头,胸前挂的标明 身份的“黑牌”上滴满了血。当时南口农场有一个对外名称叫“高校大队” 的劳动营。劳动营分成教职员和学生两个分队。教职员分队中有北京市属院 校为主的“右派份子”和其他“有问题”的人近百人。学生分队中是连续三 年来从北京高校中被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由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掌 管。 

  所谓“反动学生”,仅仅由于说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被大学当局送 到南口农场“劳动改造”。1966 年 8 月,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各大学的 负责人都已经成了“黑帮份子”被“斗争”。被他们整成“反动学生”送来 “劳改”的这些年轻学生,则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而且直到 1980 年才得到 “平反”。 

  周鹤祥,男,无锡县南桥镇人。1967 年,周鹤祥因卷入两派争斗,被 对立派绑架到南桥镇一栋被当地人称为”洋房“的楼房里,被殴打关押。周 鹤祥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  

  周进聪,男,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教师,父亲是新加坡华侨,他因此 比较有钱。文革中中国科技大学有两派组织,一派叫“东方红”,一派叫 “延安”。“东方红”先“夺权”,占据了学校的广播站。“延安”人比较 少,手上没有资源。周进聪拿出几百块钱来给“延安”买喇叭。有一天,对 立派的人到宿舍用麻袋把他抓走,打他,把他打死了。  

  周瑞磐,男,上海七宝中学青年物理教师,在 1966 年 9 月初的一天晚 上,该校红卫兵学生“批斗”教师吴铭绩先生,指控他是“美帝特务”。吴 铭绩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曾经与住在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同 学。“批斗”吴铭绩之后,红卫兵兴犹未尽,又到隔壁周瑞磐的宿舍寻事。 发现吴铭绩的一本书在周的桌子上,就以“与特务勾结”为名,恶斗周瑞磐 数小时,并命令他写出“交代”,第二天交给红卫兵。周瑞磐即在校中投井 身亡。  

  周绍英,女,30 多岁,上海淡水路小学校长。在文革中屡遭“批 斗”,1968 年跳黄浦江自杀身亡。  

  周寿根,男,江苏无锡人,西安交通大学工厂工人,1968 年被指控 “参加特务组织”被关押“审查”。周寿根于 1968 年 12 月 24 日跳楼自杀 身亡。后经复查为假案。  

  周瘦鹃,男,67 岁,作家,园艺家,住在江苏苏州。1968 年 8 月 12 日在自家园中投井自杀。 

  周瘦鹃在 1930 年代写作赚了一些钱后,在苏州郊外买地筑园。他不是 所谓“革命作家”,1949 年以后很少发表文章。他在自己的园中制作盆 景,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花园也很有名,有很多梅花,取名“梅丘”。 

  1966 年红卫兵“破四旧”,砸碎了他的很多盆景。1966 年“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他被命令写“交代”。他投井自杀。 

  中国古代有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们与世无争,在家里吟诗赏 菊。但是文革不允许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存在,也不允许这样一个 67 岁的种 花的老人存在。 

  周天柱,江西师范学院医务所主任医师。1966 年 8 月 11 日,在江西师 范学院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过程中昏厥倒地死亡。被折磨致死。死时 50 岁左右。该校当天共有三人被折磨殴打致死,一人在被折磨殴打后自杀 身亡。请参看“熊光奇”。 

  周文贞,女,1911 年生,湖北省武汉市长江航运管理局职工业余学校 教员,1966 年 8 月下旬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周文贞是个教员,另外,1949 年以前家境较富裕,这两项是她在所谓 “红八月”被打死的主要原因。她死时只有 55 岁。周文贞的女儿黄静怡, 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原本聪明活泼,能歌善舞。母亲惨死,使她精 神深受刺激,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她后来在湖北省黄石市师范学校任教,身 体很坏,只好提前病退。  

  周醒华,原上海继光中学校长,后调新成立的上海模范中学任校长。 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跳楼自杀 身亡。  

  周学敏,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语文老师,在 “清理阶级队 伍”中,于 1968 年冬天自杀身亡。  

  朱本初,男,40 多岁,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教导主任。他原来是上海市 劳动中学教导主任,后来随学校改制,成为复旦大学附中教导主任。1968 年,朱本初被关押在校中并遭到殴打。他从二层楼坠楼死亡。打他的人宣称 他跳楼自杀。学校的老师们认为他是被打死后扔下楼的。打他的学生有两名 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有一名学生因此被判刑二年。  

  祝鹤鸣,男,约 70 岁,上海华山路 2122 弄(亲仁里)63 号。在“清 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 年 6 月在家中把半把铁钳敲进太阳穴自杀。 

  祝鹤鸣 1949 年前曾经在虹口区开弹子房,因为属于“资产阶级”,在 文革中受到“批斗”。祝鹤鸣在 1968 年 5 月吃安眠药自杀,没有死。6 月 初,祝鹤鸣在二楼自己割开大腿,让血流在一个铅桶(上海人把水桶叫“铅 桶”,虽然那时的桶并非铅制。)里,被人发现,没有死。不久以后,仍在 6 月,祝鹤鸣在家中把半把铁钳敲进自己的太阳穴。他当时没有死,一周以 后死去。在死亡前的痛苦挣扎中,他把床上的铁栏杆都弄弯曲了。 

  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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