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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Z1)

   曾庆华,男,贵州省石阡县中学教师。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1970 年 8 月 3 日全县召开“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 处决。1980 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迁葬石阡县烈 士陵园。  

  曾瑞荃,男,40 多岁,上海市吴淞二中语文老师。1966 年夏天,曾瑞 荃看到和他相交较深的一个同校老师被“揪斗”,他自己在 1949 年前曾经 任记者,有所谓“历史问题”,虽然他还没有被“揪出来”,在当时学校的 恐怖气氛下,投黄浦江自杀。  

  翟一山,山西曲沃一中老教师,文革时大概近 60 岁了,男。文革中开 会,每次都大量喊口号。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一次开会翟 一山不小心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喊反了。他被指控为“现 行反革命”,被逮捕,被“斗争”,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翟毓鸣,男,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 年他被挂“黑 牌”游街,被殴打和侮辱,翟毓鸣割动脉血管自杀。 

  张爱珍,女,30 多岁,上海市浦东高桥镇大同路 4 号居民,没有工 作。1967 年夏天,高桥中学的红卫兵指控她有“生活作风问题”,绑架她 到学校,把她打死在高桥中学的楼上。  

  张百华,北京市北门仓小学教员,女。1966 年 8 月在学校里遭到红卫 兵学生的殴打和侮辱。她卧轨自杀。张老师死时大约 40 多岁。 

  北门仓小学位于北京东城区,靠近朝阳门北小街和新建的“平安大 道”交会处。皇帝时代这一带有数个仓库,所以有“北门仓”这样的地名, 北门仓小学则因所在地而得到这样的名字。 

  北门仓小学的红卫兵,年纪虽然小,但是殴打折磨学校的老师却非常 厉害。他们把一些女老师的头发剪去半边,剪成了所谓“阴阳头”。他们在 校园里组织了“劳改队”,强迫老师在学校里“劳改”。他们用拳头和棍子 殴打老师。老师们饱受折磨。 

  有一次,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弄死了一只猫,他们把猫埋在土里,然后 强迫十多个老师跪在“猫坟”面前,为猫的死而哭。这种做法,野蛮而残 酷,还有小学生作坏事的“特色”--他们用尽他们的想象力来发展暴力虐 待。 

  张百华老师被剃了阴阳头,被打被侮辱。她卧轨自杀。她死的时候大 约四十多岁。 

  她在钢铁的火车轨道上任沉重的钢铁机车碾过她的身体的时候,她想 到的,会是死亡是唯一可能解脱文革迫害的方式,截尸为三也不比红卫兵学 生的折磨更坏。 

  这个学校还有另一个老师自杀。但是提供张百华老师故事的人不记得 那个人的名字了。对张百华老师,因为是熟悉的人,所以清楚地记得她的名 字。笔者希望,知道北门仓小学另一位自杀的老师的人,看到这段文字以 后,能告诉那个人的姓名和故事,以及这所小学的文革中的别的事情。 

  1966 年 8 月红卫兵运动大规模兴起的时候,中学生红卫兵是最大主 力,在“红八月”的暴力行动中,学生红卫兵,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 生,用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在最高当局的热情支持和引导 下,由青少年人打死打残大量平民百姓,是历史上少见的暴行和丑闻。 

  在学生红卫兵中,杀害人最多的是中学生红卫兵。中学生红卫兵杀害 的人数,远远高于大学生和小学生。但是,由于红卫兵的暴力没有被记载, 中学生红卫兵的行为尚且已经被遗忘,小学生的暴力和残忍就更加没有得到 应有的注意和分析。 

  在网上文革死难者纪念园里,已经记载了数位小学教员工作的惨死。 其中最严重的是一所小学。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宽街小学。那里的红卫兵学 生在 1966 年 8 月 26 日,打死了学校的两名领导人: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 吕贞先。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在两天后死亡。当笔者在调查中第 一次发现吕贞先的名字的时候,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残暴在一所小学里 发生。笔者後来又费了很大的功夫多方采访,知道这确实是事实。 

  据当时的小学教师说,小学生虽然相对来说年小力弱,但是实行殴打 折磨加侮辱的残忍程度方面,在有些小学比中学更甚。另外,小学生还有别 出心裁的恶作剧,使得小学里的文革更加难以忍受。 

  在小学里,当时最高年级的学生,即六年级学生,年龄是 13 岁。其他 学生则在 8 岁和 12 岁之间。为什么小学生作了这样残暴的事情,是应该深 入研究的课题。鉴于他们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文革领导者的发动和鼓励, 无疑应对小学校里的杀戮负最大的责任。他们鼓动未成年人做出种种残暴的 行动,是非常邪恶的做法。 

  张冰洁,女,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后改名为北京第 138 中学)负 责人,中共党支部书记。1966 年 8 月在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张冰洁被关起来,被红卫兵学生“审问”和殴打。她有浮肿病。她对 红卫兵说: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有罪,我检讨。请不要打我。 

  红卫兵继续打,还用绳子沾了盐水打她,打到夜里 12 点,把她打死 了。 

  张冰洁的丈夫是复员军人,在国务院系统工作。张冰洁被关押和遭殴 打时,她的丈夫去向国务院反映,请求救援。上面说,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他们也管不了。  

  张昌绍,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著名药理学 家,服毒自杀。 

  张东荪,男,1886 年生,知名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 1949 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1968 年 1 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 年, 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 1968 年 1 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时候,已 经 82 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 1972 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 年 6 月,张东荪死在 “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 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 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5 年以后家人 才知道他在哪里。探监后见他已疯,乱喊乱叫。后来监外就医,入精神病 院,逐渐治愈,平反,恢复工作,1988 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 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 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 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 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 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 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 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 1968 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 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 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那里的人 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 

  1968 年把一大批人关进“秦城”监狱,被关者以及家属无从表示任何 抗议。事实上,如果他们被交给红卫兵“斗争”,情况可能更坏:红卫兵可 以乱打他们,打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不过,他们也更本没有在关“秦城”监 狱和交给红卫兵“斗争”之间作选择的自由。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 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 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关普通人 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 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 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 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 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 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 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 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 

  文革开始,1966 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 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 46 岁。 

  1968 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 来“审查”。1969 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 31 楼服安眠药 自杀。当时 50 多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 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 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 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 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 场”一共待了 16 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 1966 年自杀 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 15 年。1978 年张 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 10 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 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 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 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 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 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 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 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 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 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 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 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 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 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 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 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 他的儿子都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 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 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 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 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 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 年他提出了“黏虫迁飞 系统”,解决了中国黏虫等病虫的来源问题。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 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 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 动的两位教授。1980 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 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 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 1968 年 8 月 28 日,在文革的“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 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 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 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 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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