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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Y1)

   严凤英,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她演的《女驸马》曾经拍成电影,广 受欢迎。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受到“斗争”和殴打侮辱。严凤英在 1968 年 4 月 8 日服药自杀。死时 38 岁。 

  杨爱梅,女,广州第十七中学语文教员,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 “审查”,于 1968 年底自杀。她的丈夫文革前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当时已经被“打倒”,被关在警备司令部。 

  言慧珠 ,1919 年生,女,著名昆曲花旦表演艺术家,上海戏曲学校副 校长。1966 年 8 月,遭到野蛮“斗争”,被殴打和侮辱,1966 年 9 月 11 日 晚在家中盥洗室自缢身亡。47 岁。 

  文革后,有人用“一代名伶香消玉殒”来形容言慧珠之死。这是报纸 用来形容不幸死亡的美丽女演员的常用说法。言慧珠确实是一代名伶,也确 实美貌出众演技高超,但是,言慧珠死亡的时候,没有报纸报道,更不被媒 体表示惋惜悼念。言慧珠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被害死的,因为她既是艺术 家又是戏剧教育家,这两种身份都是文革设计好了的打击对象。 

  言慧珠的丈夫俞振飞,也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上海戏曲学校校 长。他们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文艺黑线 在戏曲学校的代理人”,被强迫每天“请罪”“写交代”。 

  言慧珠的家人说,她在 1966 年 9 月 11 日自杀前,在街上看到了北京 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一道“通令”,那个通令的内容是“黑七类”都要驱 逐出城,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她读了“通令”深深感到恐惧和绝望。这和她 自杀有相当关系,因为她意识到她所受到的侮辱折磨不会很快结束,而且要 长期延续。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在 1966 年 8 月 9 月发布过 10 道 “通令”。当时广泛印刷张贴。言慧珠所看到的,应该是其中的第四号。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 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 7 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 给出路”。这一节写道: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 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 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 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 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发布。在 9 月 9 日,红卫兵 纠察队又发布了第七号“通令”。这个“通令”以毛泽东的两段语录开头, 标题就叫“关于驱逐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不清楚第七号“通令” 是否在言慧珠死亡以前已经到达上海。 

  这些“通令”当时都印刷在大张的纸上传播张贴,看起来十分正式。 事实上,当时这些“通令”有和国家机器发布的命令一样大的不可违抗的权 威。一方面,这些“通令”有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配合。另一方面,这些“通 令”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的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都佩 戴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袖章。周恩来对“红卫兵纠察队”的支持,甚至文 革后还被当作他的功绩来谈,却不提“纠察队”的“通令”有什么内容,害 死了多少人。 

  言慧珠扮演过《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那样的美丽诗意的女子,但是如 何能对抗这样野蛮和残忍的“通令”呢。她死了。但是,另一方面,在长久 的文化源流中,野蛮和残忍,最后还是不敌美丽和诗意的吧。 

  言慧珠的丈夫俞振飞活了下来。文革结束后,1980 年代初,他带领上 海昆曲院到北京演出。昆曲的优雅深深感动了观众。 

  阎巨峰,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副校长,1966 年 8 月遭到红卫兵学生 暴力“斗争”后,上吊自杀。这个学校的校长徐跻青和数学教员邢之征在同 一时期自杀。南宫县在河北省南部。南宫中学原为省重点中学。 

  燕凯,1946 年生,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学生。父母是上海高级干部。 文革初期是积极的红卫兵,并为一派组织的头目。后来他的父母被“打 倒”。他在“清查 516 集团运动”中被关押“审查”。1970 年 3 月 8 日, 他切开动脉流尽鲜血而死。死时 24 岁。  

  严双光,男,1929 年出生,四川成都 132 工厂副总冶金师。1971 年 9 月 7 日在兰州空军司令部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被打死。他被打得嘴 里只剩了一颗牙。他被打死时 42 岁。 

  1996 年,笔者曾经访问严双光的弟弟严四光先生。严双光死后,他和 另一个弟弟赶去料理后事。他们看到了严双光的尸体,嘴里只剩了一颗牙。 身体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但是身子肿胀。听说是用铁链子裹着塑料皮打 的,所以成这种样子。那里的墙上、地上,都写着很大的墨笔字:“打倒严 双光”。 

  严双光是 1971 年 9 月 7 日死的。他的家人是 9 月 10 日到的。跟他们 接谈的军人,几天后突然不见了。因为 9 月 13 日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些人 和林彪有关系,被关起来了。後来,那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管人被 关到北京秦城监狱(秦城是北京郊区一个专门用来关押高级干部和特殊的政 治性犯人的监狱。),严四光要去问那个人双光是怎么死的。 

  到了秦城,办了手续,等了几个钟头,监狱的一个主管人员出来了, 问他来作什么。他说:我哥哥被他整死了。那人问:“就是一个人?”     “那口气和那表情,我永远忘不了。” 严四光说,“他那意思是说, 只是一个人的死,不值得问。一个人被打死被当作小事情。不让见。我们只 说了一个人被整死,就是那个人亲手杀死的,也轮不到被提起。” 

  严双光死的时候,儿子严小雄 9 岁。严双光的父亲是严济慈先生。严 济慈生于 1900 年,浙江省东阳县人,到法国留学学习物理学,是把西方现 代物理学引进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文革后出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严济 慈先生把严双光的儿子抚养大。  

  严小雄一直以为父亲是作化学试验的时候出了事故死的。对文革时代 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在那个年代,人被害死了,不但完全不可 能诉诸于法律伸张正义,还蒙受可怕的罪名,并且连累家属。所以,在那个 年代,如果可能,人们都尽量隐瞒这样的事情,比如,把被谋害说成是死于 偶然事故。 

  严小雄在文革后他父亲得到平反的时候,才知道父亲是被文革害死 的。他也没有听说有任何人为他父亲的死被惩罚。  

  严裕有,男,40 多岁,祖籍江苏,上海星光工具厂工人。在“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于 1968 年 8 月 21 日自杀身亡。 

  星光工具厂原来是一个由小手工业主合并的工厂,1968 时该厂有职工 70 名左右,在“清队”中被“揪出”的多达九人。例如: 

  小业主傅炳千,一个原铁匠铺小老板,被指控为“坏分子”。 

  无锡人边毓良,罪名是 1949 年前“当过国民党小兵”。他原来在电报 局工作,就因这个“历史问题”,被“清理”到工厂。 

  陈受章,因在 1949 年前是电报局“工福会”二级干部,被指控为“坏 分子”。(在“文革”中,“工福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在“文革” 后,该组织被称为“帮助过共产党”,其成员可以办“离休”); 

  吴跃宽,南通人,15、6 岁就参加了解放军,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 子”开出共产党党籍,1960 年“摘除右派帽子”1965 年他又写了“入党申 请书”,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企图混进党内”; 

  章文月,安徽人,小铁铺老板,被指控为“坏分子”;等等。 

  这九个人除了被要求“交代问题”,每天在上班前还必须排成一列, 跪在一进厂门的毛泽东画像前“请罪”。每天下班之后,他们必须再加班喂 养工厂饲养的猪,并且打扫卫生,在结束之后,还必须再跪半个小时,才能 够回家。直到冬天才改跪为立,整个时期持续将近一年。 

  严裕有平时沉默寡言。当所有小手工业主们都被要求去“交代问题” 的时候,严裕有也找了该厂共产党书记“交代历史”。这个书记事后说,那 天他并没有对严裕有说什么,但是严裕有当时紧张得语无伦次。谈话的当天 夜里,1968 年 8 月 21 日,严裕有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上吊自杀身亡。  

  严志弦,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1968 年 5 月 15 日被毒打致死。那天, 红卫兵学生把打得还剩一口气的严志弦教授架到家门口,大声砸门,然后把 重伤的严志弦撂下就走了。他的妻子说,早晨出去还是活活的一个人,回来 还没过门槛,就咽气了。 

  杨必,女,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中自杀。 

  杨必翻译过小说《名利场》,这是世界文学名著,她的翻译非常好, 这部书发行甚广。她没有出国留过学,但是聪明用功,而且长期跟外国在华 的修女学习外文,所以在语言方面造诣很高。但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成 为她在文革中遭攻击的“理由”。 

  她的姐姐是杨绛,也是翻译家。杨绛先生一直和其丈夫钱钟书住在北 京。文革以后,杨绛先生写了关于文革的《干校六记》。她也写过纪念小妹 妹杨必的文章。文中说杨必是心脏衰弱和服药过量而死的。 

  但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同事知道杨必是在受到迫害后自杀的。他们 说,杨绛先生如是说,可能是因为她在北京情况不清,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自 杀被当作“对抗文革”的罪行,所以家属一般都回避说是自杀,后来就一直 沿用这个说法。 

  笔者的理解是,因为是感情深厚的姐妹,对杨绛先生来说,小妹妹的 死已经是难以忍受的伤痛,说是自杀,就会更加令人伤心吧。 

  杨春广,男,小业主(在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北京水 暖一厂工作人员。1966 年 8 月,他和妻子一起被打死。 

  据《青春的浩劫》一书记载: “位于幸福大街的北京水暖一厂对几十 位“资本家”用皮鞭轮番抽打,一位叫杨春广的小业主和他的妻子在“说打 就打”的歌声中被抽打了三个小时,夫妇俩在雨中惨死。” ( “世纪浮雕 “社会纪实文学丛书,陈义风,孟固,方正,金灿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北 京,1996。298-299 页)    “幸福大街”在北京崇文区,这条大街的北口是“榄杆市”的东头。 1966 年 8 月 25 日发生了“榄杆市事件”。家住榄杆市的居民李文波,被北 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指控反抗了在李家抄家的红卫兵。李文波当时就 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公安局逮捕并在两周后被判处死刑。同一天晚 上,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学校负责人梁光琪。同时,在崇文 区和全北京市,以此为借口,掀起了更疯狂的暴力迫害和杀戮。 

  杨春广夫妇和李文波夫妇一样,死于红卫兵的同一场暴行之中。关于 那时的情况,请参看“李文波” 

  杨代蓉,女,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师,共产党总支书记,副系 主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文革中被指控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南 大楼三楼上吊自杀。 

  杨寒清,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1966 年遭几批校内和北京来 的红卫兵多次毒打,被打死。 

  杨嘉仁,男,1912 年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指挥系系主任。曾在美 国获得音乐硕士学位,1940 年回国后长期在学校任教。1966 年遭受野蛮 “斗争”,9 月 6 日和妻子程卓如一起服安眠药后开煤气自杀。程卓如是上 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请看“程卓如”。 

  杨景福,男,36 岁,清华大学外语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于 1968 年 11 月 6 日跳楼自杀身亡。  

  杨静蕴,女,天津新华中学语文老师。1966 年夏天挨“斗”时,发生 脑溢血,死亡。 

  新华中学在天津马场道。1949 年以前是一所教会女中,名为“圣功女 中”,后来改名为“天津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等等。 

  该校还有一位姓顾的女老师,教英文。1966 年夏天被“斗争”。红卫 兵先打她,后来用开水往她头上浇,她被活活烫死。 

  杨九皋,男,上海七宝中学中年英语教师,1966 年 8 月 9 月间,在所 住里弄被进城“造反”的家乡“贫下中农”以“漏网地主”的罪名“批 斗”,当天即上吊自杀。  

  杨俊,男,不到 40 岁,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因“家庭出身不 好”,杨俊白天在学校小工厂“劳改”,晚上就睡在水泥地上。他经常被 打。1966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被席 子给卷出来。红卫兵谎称他是自杀。在校的老师说,他那天被打得那么利 害,都已经没有能力自杀了。 

  1966 年夏,这个学校“揪出”了校长邸文玉(玉为读音,应该是或字 加三撇),共产党支部书记关玮(女),党支部办公室李影,团委书记等学 校干部,指控他们“反党”,还以“家庭出身”、“历史问题”为理由, “揪出”柳成昌,郑之万,杨俊,刘荫基,赵国钧,何宗第,等等,近二十 名老师。他们被称为“牛鬼蛇神”,编入“劳改队”。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这些“牛鬼蛇神”受到日益残酷的迫害。红 卫兵不但将他们剃了“阴阳头”,还刮去他们的眉毛。他们被打得很利害。 白天他们被迫干重活,“劳动改造”。晚上操场上拉了电灯,灯火通明,红 卫兵逼迫他们跑步,还用喇叭指名喊着,谁谁谁快跑。 

  一天下大雨,操场有两个沙坑,坑里都积了水。老师们必须冒着雨跑 步,还得敲着脸盆。年纪大的跑不动,或者跑到水坑中起不来,红卫兵就用 皮带抽,用脚踹。 

  红卫兵以毒打和折磨这些老师为乐。他们用皮带、棍子棒子打人,棒 子上都钉着钉子。他们用虫子堆在一些老年教师身上,让虫子在他们身上 爬。还逼迫老师嚼吃甲虫。他们用浆糊盆当高帽子,扣在老师头上。每天吃 饭前在食堂前,那些“劳改队”的老师要讲自己的罪行,汇报自己今天的劳 动情况。晚上不让回家。 

  1966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教师杨俊。女老师郑 之万,被剃了阴阳头,不堪折磨,在家里跳楼自杀。 

  红卫兵从学校外面抓进一个女人,说是“小流氓”,把她关在南小楼 楼梯间下面的储藏室里,人在里面既不能站不能躺。红卫兵在学校里打她, 打死后,老师们看到她第二天被装在麻袋里抬出去。至今不知死者姓名。 

  1966 年 8 月 29 日,该校高中二年级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 舍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孔海琨老人。孔海琨是他们的一个同班女 同学孔祥霭的爷爷。 

  校长邸文玉一个耳朵被打聋了。 

  柳成昌老师,因“出身不好”。被打得后背皮开肉绽,就趴在那儿几 天都不能动。 

  地理老师刘荫基,因“出身不好”,并且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 威”,被红卫兵毒打后,服安眠药自杀。送到海淀医院后被抢救过来。 

  何宗第老师,因“出身不好”,还因为他曾在人大和北大两个学校读 书(本科和研究生),就指控他是“双料”的“反动学术权威”。把他赶回 西安老家,什么也不让他拿,也没有钱,只能走着回西安。 

  赵国钧老师被刮了眉毛,因他试图维持自尊,被打得特别利害。 

  据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内外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些 1966 年被“揪出”的老师,又被再 次“揪出”,被关押在学校的东教学楼“隔离审查”。 

  杨巨源,男,重庆长江航运分局职工医院院长,文革中受“批斗”后 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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