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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X2)

   徐霈田,男,70 来岁,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1966 年 10 月 3 日 在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在现在已经出版的三本文革通史中,只有最早出版的一本,即高皋和 严家其所写的《文革十年史》中,提到了两个在 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运动 中,被红卫兵虐杀的两个普通人的名字:徐霈田和王光华。他们两个人都是 在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园里被该校红卫兵打死的。徐霈田是退休校工。王光华 是该校学生。(王光华的故事也在本网页上。)《文革十年史》由于当年的 红卫兵到胡耀邦那里告状而没有能公开出售。在《文革十年史》之后又出版 的文革通史,则完全没有写出任何作为普通人身份的文革受难者的姓名。 

  徐霈田在文革时已经退休。他从 1940 年开始就在第六中学当校工。在 这以前,他在别处也是工友。他一直住在六中学校里面。他没儿没女,孤身 一人。文革前他已经退休,但是仍然住在学校里,管打上课铃。 

  北京第六中学位于西城区,靠着天安门广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 海只有一街之隔。由于这样的地理位置,这所中学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孩子。 第六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之一,也是最早开始暴力行动的学校 之一。六中红卫兵也是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起组织 和主力之一。 

  在 1966 年夏天,六中红卫兵以暴力著称。他们毒打校长,老师和同 学。他们在校园外打死了一批所谓“地主婆”和“资本家”。特别是,他们 在学校里建立了校园监狱,在里面打死了三个人。除了《文革十年史》提到 的两个名字,还有一个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名叫何汉成。因为何汉成是“房 产主”,是“资产阶级”,因此在文革结束十年后《文革十年史》说到六中 监狱打死的人,也只提另外两个名字。 

  1966 年 9 月,高二的几个学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徐霈田是“老洋车 主,老吸血鬼”。接着,初中的一些红卫兵就把他抓出来打。打徐霈田的时 候是白天。一位当时的学生也是目击者说,打徐霈田的时候,好几百学生都 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初一的一个学生,拿着一根棍子,进了工友住的房子, 让徐霈田出来,然后强迫老人在地上爬。这个红卫兵学生用手里的棍子在地 上划出一条线,让徐霈田顺着他的棍子划出的线爬,一直爬到厕所里。一路 上,对老人连踢带打。到了厕所,把老人按在小便池里喝尿,又用冷水龙头 浇他,接着又到学校的开水房拿来开水烫他。折磨了很长时间后,红卫兵离 开了。离开的时候,他们告诉徐霈田,叫他自己去死。 

  第二天晚上,红卫兵把徐霈田找来,说:你怎么还没有死,昨天不是 叫你自己死的吗?徐霈田跪在地上哀求他们。他们根本不听,继续折磨他。 最后他们用绳子把老人勒死。 

  然后,他们把老人弄到了红卫兵设立的校园监狱里,在那里布置了自 杀现场。他们把老人的身体吊在房梁上,绳子没有拴住,老人摔了下来,弄 了两次才吊好。他们又在徐霈田的脚下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吊着的老人的 脚离凳子高度有一尺多远,自杀者根本不可能踢开那个凳子,而且,老人脖 子上的扣子是个死扣,不是活扣。 

  天亮以后,红卫兵叫来了公安局的人。警察看后作了记录。把徐霈田 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烧了。警察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自杀。但是当时的 情况下,警察不敢说什么。实际上,在徐霈田被打死一个月以前,也就是 8 月下旬,西城区至少已经有 333 人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警察的上级命令他 们支持和保护红卫兵。不过,虽然当时民警没有能说任何话,后来作为目击 者向司法部门作了证。   

  徐霈田的尸体放下来以后,有一些红卫兵学生来看,其中有一个红卫 兵往已经死了的老人的脑袋刨了一镐。 

  在 1966 年底,徐霈田之死被揭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红卫 兵,因为他们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孩子,他们对文革把矛头转向他们的父母 不满,从而他们失去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失势了。在揭露 第六中学红卫兵的时候,徐霈田的故事被揭露,并且印在当时的印刷品上。 这也是为什么文革后他的名字被写入《文革十年史》中的原因。但是大量他 这样的红卫兵暴力的受难者,在文革时代以及文革后,几乎都未被印刷物记 载。  

  文革后,第六中学给徐霈田和被打死的学生王光华开了追悼会。学校 查问谁写了说徐霈田是“老洋车主,老吸血鬼”的大字报。大字报作者说, 是听一个政治课教员说的。那个老师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1979 年,该校四个打死过人的红卫兵被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他们是 “西纠”的领导人,高中学生。在打死徐霈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那个 初一学生没有被拘留,因为考虑到他当时只有 14 岁。这个人的父亲是一个 高级干部,《毛泽东选集》里写到过这个人的父亲的名字。 

  西城区公安局拘留了这四个前红卫兵以后,西城区检察院请第六中学 的负责人去看了起诉书。也就是说,要正式起诉这四个人。但是最后没有正 式起诉他们。他们被抓半年以后,被释放了。死者家属和学校当局都不同意 释放这四个人。学校领导人到中共西城区委找领导人谈话,区委说这是中央 领导人胡耀邦的意思。胡耀邦写信给西城区检察院,信的大意是“红卫兵小 将年轻犯了错误”。最后,学校要求这四个人作两件事情:写认罪书,给死 者家属和一个被打成重伤的老师一点钱。 

  这四个人当时写了认罪书。这四个人就被释放了。第六中学的领导人 说,後来查“三种人”的时候,为别人的暴力行为问这四个人的时候,他们 的态度极不好。不过,六中的领导人也说,比较而言,这四个人还被拘留了 一次,而其他学校的打人的红卫兵,没有人受到哪怕是这样的惩罚。而这里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六中的红卫兵在 1966 年底得罪了“中央文革小组”, 他们被抓到公安局中。虽然他们很快就由毛泽东决定释放了,但是他们在公 安局里的时候,曾经被审讯,留下了审讯记录。在当时,他们没有认为打死 徐霈田是什么严重问题,因此在审讯中供认不讳,还讲述了细节。    “纪念园”中还有其他一批校工受难者。校工之死告诉我们什么? 

  1996 年,看了笔者所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后,有一位 研究文革的美国教授指着文章中徐霈田的名字问:这是个校工,为什么打死 他? 

  我懂他的疑惑。他的意思是,打死别的人,校长,教师,还有社会上 的资本家,房产主,是因为那些人多多少少和“资产阶级”有关系,这些人 是文革的革命对象。校工却不是这种情况。校工社会地位低,没有物质财 产,也没有知识财产,怎么也被红卫兵打死了? 

  这样的疑问和一个关于文革的理解有关系。多年以来,海外一些人相 信,文革是为了“打倒”有钱有地位的人,多多少少有“杀富济贫”的内 容;对文革不满的人,是原来有钱有地位的人。穷人从文革得到好处,也喜 欢文革。 

  文革真的帮穷人了吗?校工之死的事实,说明了这种文革“神话”的 不真实性。有一批校工被打死了,或者在被“斗争”以后自杀了。他们中的 被害者的比例并不低。作为整体他们受到的苦难也非常深。 

  在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毒打传达室的看门 老人。他们说他是地主,所以该打。据该校的人说,打得非常厉害,只是没 有打死。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不但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开始 了北京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恶潮,而且毒打了一批教员和校工。校工许占魁, 是学生宿舍楼的看门人。他虽已七十岁,但是面色红润,身板笔挺,说话声 音很响。他看门看得非常紧,不住校的学生和住校的学生,他分得清清楚 楚,从不允许不住校的学生进宿舍楼。因为他做事严格,说话比较凶,得罪 了有的学生。1966 年 8 月,在打人风潮中,有红卫兵说他是“伪警察”, 她们以此为理由把这位老人毒打一顿。把他打得满身青肿,两个星期不能起 床。另外一位校工王永海,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残疾人,矮小畸形,肩膀歪 斜,说不清楚话。学校里流传谣言说他是满清皇族后代,因为生活腐败得了 脏病变成这种样子。王永海遭到毒打,后来失踪。他只可能是死在了什么地 方。 

  校工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文革的打击目标 “阶级敌人”“牛鬼 蛇神”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校工中有的人年纪较大, 当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尽管文革开始时,国民党统治时代已经过了 17 年了,文革却还把这些人的历史上的事情当作罪行来惩罚。他们不会因 为他们是下层的劳动者而受到同情和宽恕。 

  校工被迫害,也是因为在文革的残酷的大环境下,红卫兵学生掌握生 杀大权,为所欲为,他们能出自恶毒心理,打杀哪怕不属文革指定的目标的 人,尤其是那些弱势的容易侵犯的人,如徐霈田老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 打死的。如果他有自己的住处,如果他不住在学校里,红卫兵可能还不见得 想起来去打他。如果他有家人或者亲戚,可能还有人会站出来帮忙,申明他 不属于“阶级敌人”范畴而救下他。但是徐霈田是一个孤身老校工。这样的 人,在暴力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法律保护,哪怕不是指定的打击对象,也会 受攻击甚至被杀害。 

  文革虽然确实攻击了一批比较有社会地位有钱的人,但是也从来没有 提出过要帮助穷人,也没有提出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检视中共中央发 出的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计划,来改善穷人的饮食 和住房。甚至在文革的宣传和理论中,从来就不承认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穷 人存在,自然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帮助他们的计划。在那个时代的印刷品中, 穷人只有在国民党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外国才有。在文革年代,校工的生活并 没有因为“打倒”了校长和教员有任何改善,甚至连这样的空头许诺都没有 给过他们。 

  校工们当时唯一能得到的“好处”,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阿 Q 精神, 他们可以在从前比他们地位高的教师和干部的倒霉中得到幸灾乐祸的快感。 这种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得到提升而是因为别人受苦而感到的快感,有时也 相当诱惑人,成为有些人积极投入文革的动机之一,但是,绝不是真的利 益。 

  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对校工的死亡,了解得仍然相当少,少于对教师 和干部的死亡的了解。

    (下图为徐霈田受难的地方) 



  徐韬,1910 年生,上海电影厂制片厂海燕厂导演,文革中受到“批 判”和侮辱,1966 年 6 月21 日投钱塘江自杀。  

  徐行清,女,云南省昆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导主任,在 1966 年秋冬 之间,受到“批斗”后,在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上吊自杀。  

  徐垠,女,干部,中央民族学院汉族语文系主任,1968 年被关在学校 中 “审查”,在校中一座三层楼上跳楼自杀。徐垠的丈夫唐亥是中央民族学 院艺术系主任,1968年也被“审查”,在妻子自杀后也自杀。  

  许幼芬,女,北京工业学院图书馆职工,1968 年被指控“有问题”, 被审问。审问她的人,准备了厚厚的一叠卷宗,从中抽出一张,让她看一眼 有她名字的地方,然后放回,并说这些都是她的材料,逼她“老老实实交 代”。其实他们是在故意吓唬她,想要诈出什么“罪证”。当天许幼芬回家 后因恐怖惊吓发病死亡。  

  徐月如,女,生于 1930 年左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1968 年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在“红三楼”上吊自 杀。 

  徐月如在 1956 年作为“调干生”(和一般学生不同,这种学生原来是 “干部”,然后入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也享受一些与普通学生不同的待 遇)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学习。她没有学完大学的功课,没有毕 业,1958 年开始当了系办公室主任,中共总支委员。 

  1968 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遭到“审查”,被指控为 “混入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当时该系所有的人都集中住在一起, 六七个人一个房间。每天“揭发问题”。“揭发”的方式是:15 人左右一 组,轮流“交代”自己的历史,从生下来到现在。一个人“交代”完以后, 必须离开小组到别的房间去,剩下的其他人就开始“揭发”这个人的问题。 

  徐月如单身,住在“红三楼”的单身女教工宿舍。(北大校园原有 “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斋”,文革中改名为“红一楼”“红二楼”等 等。)一个周末可以回家,她回到自己的宿舍,在那里上吊自杀。 

  以前一个与她并不接近的同事说,印象中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很 俭朴。 

  在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中,记录了一些文革受难者的死亡日期,但是,仅仅限于正教授和正 系级以上干部。徐月如的级别不够被记录。她也没有丈夫子女留下,无法向 家人打听她的情况。所以这里不能提供她的死亡日期和细节。 

  徐月如的一个亲戚李梧龄先生,在网上“纪念园”中看到她的名字, 写信来说,徐月如的父亲曾经在中央银行做事,在 1949 年前去世。父亲死 后,徐家家境贫寒,住上海永嘉路一很小的房子,还是两房两位寡母合住 的。 

  李梧龄先生写有自传《泣血年华》(香港博思出版社,2002),描写 了他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被“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了 22 年。他听说徐月如加入了共产党,当了北京大学的领导干部,所以和徐月如 一直没有来往。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政治成分的划分,使得亲戚关系 和友情关系都必须受到破坏。李梧龄说,他没有想到徐月如会死得那么悲 惨。 

  李梧龄还说,徐月如的小名叫小妹。 

  许政扬,燕京大学毕业生,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1966 年文革开始后,他被列入中文系的“反党集团”中,遭到“斗争”,被罚在 烈日下拔草“劳改”,被抄家。他在 1966 年 8 月投水自杀。当时 41 岁。骨 灰没有被保留。文革后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骨灰盒子里装的 是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一书。 

  许志中,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男,上海人,1931 年生。文 革中被指控为“思想反动”。他被“隔离审查”。许志中在 1970 年 9 月 30 日服毒自杀身亡。 

  文革后的“复查结论”为:许在 1965、1967 年两次生病住院,经上海 市精神病院医生诊断后确认为“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

  “复查结论”承认他是精神病人,不再追究他的言论的责任。但是, 即使他不是精神病,也不应该因“思想”被治罪。 

  薛世茂,男,吉林工业大学教师。在 1968 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被打 死。文革后他的妻子调查事实,坚持告状,终于把一个凶手判了三年徒刑。 

  薛世茂原来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员,为准备建立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 被调到长春。 

  那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薛世茂被打死的那天晚上,吃晚饭 的时候,有人来通知他去“专案组”。他放下饭碗去了,一夜没有回来。第 二天早上,学校的“工宣队”告诉他妻子说,薛世茂死了,并且逼问他妻 子:“你昨天晚上给你丈夫吃什么了?是不是你毒死了他?”他们也一口咬 定:“薛世茂一定有重大问题不肯交代。” 

  薛世茂的妻子因此大吐血,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后来又被下放到农村 插队落户。文革结束后,薛世茂的妻子到公安局提档案,从当时的验尸报 告,可以说明薛世茂是被打死的。根据这个报告,他的妻子作了进一步调 查,了解到是四个学生和一个工宣队员一起打的。这个工人已经调到湖北第 二汽车制造厂,加入了共产党,当了车间主任。薛世茂的妻子上北京告状长 达一两年,最后把这名凶手判了三年刑。 

  原来,薛世茂被叫到“专案组”后,他们把他的脑袋在暖气片上砸, 把凳子反过来,叫他站在凳子腿上,又把他从上面推下来。他死的时候,衣 服上帽子上都是血。 

  薛挺华,请看“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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