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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W9)

  王宗一,男,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1966 年 9 月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王宗一死亡的那天中午,他的上中学的女儿去找她的朋友,说她不知 道为什么她父亲还没有起床。这个朋友陪她一起进了王宗一的卧室,发现他 早已死亡。王宗一女儿的这位朋友的父亲是刘克林,也是中宣部的干部,当 时已经跳楼自杀。 

  王宗一是十级干部,在过延安,资历很深。他死后,像刘克林一样, 骨灰也没有保留。 



  王祖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1964 级学生,同济  大学校医务所医生王祖德的小妹妹。1968 年,王祖德 因说过“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被 当作“现行反革命”关押和“斗争”,后来被判刑 12 年。王祖华受到株连,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受到 “批斗”。她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王祖华死 的时候 20 岁。她的母亲和父亲也在同一时期自杀。请 看“王熊飞”。 

  魏思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男,1966 年 7 月 5 日被 上级宣布“罢官”。1967 年 10 月 30 日被學生从家中押往学校,当晚在校 中被毒打致死。 

  关于魏思文的死,笔者收集到一份当时发行的油印的“大字报选 登”,其中有一份题为“魏思文突然死在北工东方红总部是一起严重的政治 事件”的大字报抄件。该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事件的发生 

  十月卅日,我北工红旗在魏思文(原党委书记兼院长)住房墙里(城 内)查获了枪支弹药。 

  北工东方红不知如何偷听到此事,一会儿(即十一点多钟)一大卡车 30 多人赶到现场,强行破坏了现场,并把魏思文从家里押走。不知扔到什 么地方呆了二个多小时,到下午二点左右,北工东方红用租来的小轿车把魏 从城里运回学校,带进了东方红总部--东体育馆,当晚就突然死去了。 

  发人深省的问题

    (1)魏思文的黑线关系极为复杂。据我北工红旗调查,魏是高饶反党 集团的一员打手,是彭黄的死党,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死党,是配合贺 龙、罗瑞卿之流篡夺国防科研大权的一位得力干将,在统治我院十四年中, 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形成了一个以魏思文和时文(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为首的一个反党集团。这样一个既是叛徒、又是繁多的黑线人物,突然死在 北工东方红总部,这中间有什么奥妙?

    (2)魏时反党集团在我院长期以来干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 东思想的罪恶勾当。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们合伙残酷地镇压群众运动 压住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的盖子。而当时中央去年 7 月 5 日罢了魏的官和今年 四月十九日杨成武等同志说魏无疑是三反份子后,那些魏时反党集团的干 将,都先后加入或者倒向北工东方红的怀抱,他们装着一副“打魏“的样 子,其实他们至今一点也不揭发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思文突然死在北 工东方红总部,岂不令人深思吗? 

  从这份大字报可以看出,对魏思文的死,写这份大字报的“北工红 旗”并没有从法律和人道的角度提出任何问题,而只是质问当时对立一派的 组织如何包庇“反革命”魏思文。至于另外一派组织“北工东方红”,所做 的是把魏思文抓去并造成他的死亡。 

  当时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一 派名叫“红旗”。从这份大字报也可以看出,尽管两派组织严重对立,甚至 发生武斗,但是他们对魏思文被“中央”定为“三反份子”方面,并无分 歧。他们对于实行抄家、关押等手段也没有异议。他们的争论点只在于指责 对方包庇魏思文。从这份大字报也可以看出,对于把一个大学领导人从家里 抓走并打死这样一件事情,当时的学生组织并没有感到震惊。这是因为在文 革中,这样的事情,到魏思文死亡的时候为止,已经发生了很多。当时的人 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视之为平常的事情。最基本的法律“不准杀人”已经在 革命的名义下被抛弃了。因为他们认为魏思文是“三反份子”,所以魏思文 遭到不管什么对待,甚至被害死,这一点本身是不必追究不必关注的。他们 关心的是质问对立派组织。这就是那时候人们的心态。 

  北京工业大学在文革中有 18 人被害死。这里只收集到三个人的名字。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 隆基”中的第三节。 

  文端肃,女,76 岁,湖南宁乡县汤泉乡八石头村村民, 因为出身于 “地主”家庭,1966 年从汉口被驱逐到农村老 家,1968 年 6 月在村中被捆绑悬吊在屋檐下而死亡。 



  文端肃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和一个土木工程师结婚,丈 夫因病早逝,随儿子住在汉口。1966 年 8 月,红卫兵驱逐城市里的“阶级 敌人”,她被以 “地主”罪名遣返回乡。去她的家乡坐火车、汽车后,还要 步行 80 多里路。她的子女全部在外工作,文革中也遭到迫害,她的小儿子 因 “反革命罪”而坐牢。她的女儿曾经去看过她一次,看到 76 岁的老人不 仅单独生活很困难,还要遭受村里“造反派”从精神到肉体的无休止虐待。 

  1968 年 6 月间,当地 “造反派”发起殴打“地主”,逼迫同村的一个 农民把文端肃吊起来,这个农民拒绝,他们就叫这个农民的儿子去做。他捆 绑了文端肃的双手,将她悬吊在屋檐下。老人被放下后就断气了。 

  温家驹,男,19 岁,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父亲是地质学院教 员。文革中图书馆不开放,也找不到书看,1968 年 4 月 19 日,他到北京大 学自行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发现。当时正是北京大学两派武斗的时候。 “新北大公社”的人把温家驹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 “审讯”,毒打致 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温家驹被打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 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 “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孙 蓬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校文革”常委,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也是 被对发动文革有重要作用的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 之一。 

  闻捷 ,上海作家协会负责人之一,著名诗人,在 1968 年曾经被关进 监狱。他的妻子杜芳梅在 1968 年夏天跳楼自杀身亡。闻捷作为文革批判对 象得到“解放”后,与原属文革领导力量圈子内人物戴厚英恋爱,被“四人 帮”成员张春桥严厉禁止。闻捷被指控为“腐蚀革命派”。闻捷在 1971 年 开煤气自杀身亡。当时 48 岁。戴厚英在文革后为此写了长篇小说《诗人之 死》。 

  翁超 ,男,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 ,上海同济大学 1940 年 代初毕业生 ,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卧轨自杀 。 

  在文革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在恐惧中断绝了自己的社会联 系,以求自保。但翁超的一个大学同学和好朋友,依然试图和他保持联系。 当时普通家庭没有电话,这位朋友坚持每三个月给他写一封信,报平安兼问 候,也不指望他回信。有一天他收到翁超妻子的来信,才知道翁超已经死亡 一年多了。  

  吴爱珠,女,北京农业大学教员吴维钧家的保姆,1966 年 8 月被指控 为“地主的小老婆”,遭到“批斗”而且将要被驱逐,在 8 月 25 日上吊自 杀。 

  伍必熙,男,复旦大学新闻系副主任。1967 年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 3 号楼西侧 4 楼跳楼自杀。尸体无人收拾,在 3 号楼下的水泥地上整整放了近 一天。  

  吴迪生,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1957 年被划为“右 派分子”,1966 年 8 月 4 日遭到野蛮“斗争”。1966 年 9 月和妻子一起在 家中上吊自杀。他的妻子是银行工作人员。 

  吴迪生原为俄语教师,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不准他再教 书,到图书馆工作。 

  1966 年 8 月 4 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员和行 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 “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 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广场”上被“斗争”。吴迪生那天也被 “斗争”。 

  吴迪生和他的妻子在死前商量和安排了身后事情。他们没有生育,领 养了一个女儿。他们先把女儿送到了外婆家,又把钱都取出来放在抽屉里。 他们吃了最后的晚饭,写好了遗书,换上了干净衣服,准备了两条毛巾,用 毛巾裹了绳子,吊死自己。 

  吴迪生夫妇吊死在窗户上。一人吊在一扇窗上。两个人都穿得干干净 净。 

  吴晗,1909 年生,原来是历史学教授,1949 年 11 月开始任北京市副 市长。文革以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剧本开始。从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 抄家和绑在树上用铜头皮带抽打。上百次遭到遭到大会“批斗”。1968 年 3 月被逮捕。1969 年 10 月 11 日死于狱中。他的妻子袁震也遭到长期折磨, 1969 年 3 月 18 日死亡。他的养女吴小彦 1973 年神经错乱,1975 年被逮捕 入狱,1976 年 9 月 23 日在精神病院自杀。21 岁。吴晗在 1979 年得到“平 反昭雪”。 

  一位被访者说,1968 年在北京车公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有一个“第 二学习班”,是专门整人的。吴晗在那里被大会“斗争”,而且,每次食堂 开饭的时候,吴晗在饭厅门口的一张饭桌子上站着,算是“示众”。那时候 吴晗看起来显得特别小。看着那样的情景吃饭,觉得真是屈辱,难受。 

  1990 年代,在清华大学为吴晗建立了“晗亭”以纪念他。对他的学术 人格,都予以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其他受害者,在清华园里就有近 50 人,却不被提起。 

  但是,在私下的谈话中,一些人发表议论说,从 1950 年开始的一系列 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中,特别是在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吴晗 扮演了打手的角色。他也因此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直到文革,他自己也成 为打击对象。 

  有人说吴晗的遭遇是“报应”,不是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式的 “报应”,而是说因为推行迫害别人的人,也推行了迫害的原则,这种迫害 原则在社会中的全面贯彻,最后危及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文革受难者和圣人或英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指出受难者在制造 灾难中的作用,在对历史真相和发展脉络的考察中是不能回避的事情。 

  吴鸿俭,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投河 自杀。 

  吴敬澄,男,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中共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 1966 年,吴敬澄遭“批判”后跳楼自杀。 

  吴淑琴,女,南京古平岗小学校长,1968 年被“斗争”后,自杀身 亡。 

  吴述森,宁夏青年, 20 多岁,因为参加“共产主义自修大学”,1970 年 3 月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与同案的吴述樟、鲁志立一起被处死。请 看“鲁志立”。 

  吴述樟,宁夏青年, 20 多岁,因为参加“共产主义自修大学”,1970 年 3 月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与同案的吴述森、鲁志立一起被处死。请 看“鲁志立”。 

  武素鹏,男,北京第十三中学初三(八)班学生。武素鹏“家庭出身 不好”。1966 年 8 月,武素鹏被关进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被红卫兵 装在麻袋里毒打,被活活打死。 

  北京第十三中学原来是辅仁大学的男附中,辅仁大学取消,附中也改 了名字,但是依然是男校。1966 年 8 月红卫兵运动开始后,该校一度改名 为“抗大附中”。“抗大”是共产党在延安时候的一所学校,林彪是校长。 文革前就开始号召中学生学习“抗大作风”。红卫兵还把学校四楼化学实验 室专门用来拷打人,起名叫“红色恐怖刑讯室”。 

  在“红色恐怖刑讯室”里用的刑罚有:拿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打;用长 凳绑住大腿,往小腿下面塞砖头,倒弯膝盖;用铜头军用皮带抽,红卫兵把 那种皮带叫“板(加儿化音)带”,等等。 

  有一批人被红卫兵关在学校里。其中有学校负责人曹丽珊、程舒戈 等,有十多名教员,还有学生任春林和武素鹏。 

  任春林是初三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练毛笔字,临写柳公 权碑帖。红卫兵翻出来一本他练大字的旧《红旗》杂志,找到他在毛泽东的 名字上写的一个“墓”字,指控他是反对“伟大领袖”的“反革命”。 

  8 月 12 日,红卫兵把任春林从家里拉到学校去“斗争”。他们在他脖 子上拴了一根铁链条,强迫他一路爬到学校,不准他站起来走。从他家到学 校有公共汽车两站路。任春林在全校大会上被“斗争”了三次,和校长一 起。还有一个初一的班主任,因为他管学生管得严。 

  任春林看到武素鹏被打死。他说,武素鹏爱打架,号称“西四八大金 刚”的老八。其实,打他的几个红卫兵同学中以前有一个以前跟他挺好,还 跟随着他打过架。红卫兵喝斥武素鹏的时候,他顶了嘴。红卫兵就把他装在 一个麻袋里,用木枪托子打。打了好一阵,才解开麻袋把他放出来。武素鹏 要水喝,有一个红卫兵拿了胶皮水管往他身上冲水。武素鹏一会儿就死了。 

  武素鹏死了就被拖走了,不知哪儿去了。 

  在第 13 中学的操场上,还有一个据说是“资本家”的人,被红卫兵拳 打脚踢,活活打死。 

  9 月中旬,任春林全家被驱逐出北京到山西农村。别的被驱逐的人都很 难过,唯独他很高兴。因为他看到武素鹏被打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 这样,他只希望快快离开第 13 中学。到农村十多天后,他的姥姥就死了。 

  文革后,任春林去看了武素鹏的姐姐,建议她为弟弟伸冤,他表示愿 意出庭作证。但是武素鹏的姐姐害怕。他也理解。 

  任春林后来成为建筑工程师。他在 1995 年发现有躁郁症。他的症状是 每到春天,就害怕,觉得自己被监视,到了夏天,又冲动,什么都不怕。他 心悸、心慌,但是心电图完全正常。他意识到这是一种病,分析起来时因为 十六岁的时候压力太大。他去了安定医院,医院诊断是躁郁症。他住了半年 医院才好。 

  至今任春林仍然不愿意经过天安门广场和第十三中学。他在那里会产 生特别的感觉。他宁愿绕一个大圈子,也不从那里经过。 

  吴天石,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 上点名批判。1966 年 8 月 3 日傍晚和妻子李敬仪一起被“游街”及“斗 争”数小时。李敬仪当天死亡。吴天石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 56 岁。请参 看“李敬仪”。 

  吴维国,男,复旦大学历史系共产党总支书记。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吴维均,男,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被“审查”,1968 年 3 月 6 日,割腕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北京农业大学有 16 人被迫害死。  

  吴惟能,男,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1953 年入北京大学历 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留任政治行政工作。文革开始时,他积极参与“揭 发”“批判”北京大学原领导班子,曾经担任历史系“文革委员会”负责 人。1968 年 8 月“工宣队”进校后,他也进了所谓“学习班”。在“学习 班”里所有的人都要“互相揭发”。吴惟能在 1959 年的言论被“揭发”出 来。他的父亲是江苏北部一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的社员。他的父亲在 那里没有饭吃饿死了。吴惟能为此曾经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他被指控 为“恶毒攻击人民公社”。1968 年 11 月 4 日晚上他到圆明园东北角一池塘 中投水自杀。 

  吴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另外三具尸体, 其中两个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对夫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那时候正是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高潮的时候。 

  吴惟能死后第二天,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 “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即六项罪名。  

  吴晓飞,1949 年生。文革开始时是刚从福建省福州市第五中学转学到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学的学生。从 1966 年 10 月开始写作《文化大革命》文 稿,对文革进行系统批判。1968 年 5 月 6 日,因其父吴亚雄(南昌铁路局 局长)被“揪斗”抄家,抄出吴晓飞的文稿。上报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被 定为“全省特大的、罕见的反革命案”。7 日下午吴晓飞被捕入狱。连夜进 行刑讯逼供,试图挖出“反革命集团”。其父在逼供中被折磨致死。全家被 拘捕。其亲友 20 余人被牵连。1970 年 2 月 27 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 决。1980 年获得“平反昭雪”。  

  吴小彦,女,吴晗的养女。吴晗和其妻子在 1969 年被迫害死。1973 年 吴小彦神经错乱。1975 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被逮捕入狱。1976 年 9 月 23 日自杀。21 岁。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英语教授。1957年被划成 “右 派份子”,1962 年“摘帽”。文革中进入校园“劳改队” 并被红卫兵殴打和抄家。 1966 年 8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校 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 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被说成是 “装死”。当天 夜里去世。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不顾吴的 妻子谢微一的反对,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吴兴华生于 1921 年,死时 45 岁。  



  1966年 7 月 27 日,北京大学最先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把被“揪出 来”的“牛鬼蛇神”送入其中 “强迫劳改”,以后全国各单位仿照实行。吴 兴华是校园“劳改队”最早的受害者。 

  1968 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著名的“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 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 “牛鬼蛇 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 “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吴兴华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郭蕊,曾经在文革之后的 1986 年发表一 篇题为《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的文章。文章介绍 了吴兴华的家世,早年的聪慧,大学时代的友情,后来的写作和翻译等等, 相当细致生动,描绘出一个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形象。但是,对于他在文革 中的死,却含糊其词,令外人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也没有提到 他在 1957年被划成右派。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当时出版审查所要求的。这种写法是当时的通例。 但是一批发表的描写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文章都用这样的写法。当局一直 对如何描写文革有严格的控制。在 1980 年代发表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 文章中,都主要写死难者生前是一个好人(当然在什么是 “好人”方面有一 些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起了给死者“平 反”的作用,比起文革时代把他们当成 “阶级敌人”迫害和杀害,这当然是 极其大的进步。而不准提他们的死亡经过,是为了掩盖文革的历史以避免深 究文革领导者的责任与产生文革的根源,也很明显。 

  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 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 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 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 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吴兴华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 年北京大学从市内搬到燕京大 学的校址,也吞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 1957 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份子”,降了两级工资。五年以后,1962 年 他被摘了“帽子”,仍在西语系工作。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起源地。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 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 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入北京大 学,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领导开展对大学原领导人和教师的攻击。全国 学校停课,以北京大学为样板进行文革。 

  工作组很快就制定了打击对象,并用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和召开斗争会 的方式推进文革。6 月 11 日,历史系副教授汪钱籛在学生和工作组的“斗 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 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也是同事还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  

  这样恐怖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同情和善心,反而引来更多的暴力狂热。 1966 年 6 月 18 日,未向工作组报告,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校工就用暴力 “斗争”已经被“揪出”的几十个干部和教员。高帽子,下跪,都被使用 了。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系领导人程贤策和向景洁头上,把 他们打得满身青紫。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生物系讲师胡寿文的脖子上,拉倒 在地,拖了就走。胡被勒得几乎不能呼吸。他尽力用手拉住绳子套,才免于 窒息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大学工作组开始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主要 强调的是维护工作组的绝对领导,而不是出于对法制和人道的考虑。随后, 在北京主持领导文革的刘少奇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 止“乱斗”。    “不乱”的“斗”继续大规模地进行,有序而无情。工作组对所有的 教师和干部作了“排队”,把他们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 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宣布了一批“有问题的人”的名单, 他们不被准许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当时全天除了“学毛 选”就是开会。)而被命令聚合在一起作体力劳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每个 学校都建立了的“劳改队”,又叫“专政队”或者“牛鬼蛇神队”的早期雏 形。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当时被贴大字报和批判斗争,还被打入这 样的雏形“劳改队”。 

  1966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 ,毛称 北京大学 6 月 18 日的行动是“革命的”。毛下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毛 的妻子江青等人到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 组”的红卫兵在大会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对“牛鬼蛇 神”的全面暴力迫害开始了。 

  工作组被撤,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代写下的“北大 文革大事记”说: 

  1966 年 7 月 27 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 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 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份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第二天,1966 年 7 月 28 日,数学系的讲师董怀允自杀。他已经被划入 “劳改”的异类中。他不愿意忍受更多的折磨,选择了自己杀死自己。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 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 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 

  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 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 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 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吴兴华被打入“劳改队”中。 

  当时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红卫兵到北京大学 “学习革命经验”和进行 “革命串连”。火车和公共汽车都不向红卫兵收票。每日到北京大学来的可 能有上万人。一批“劳改队”中教师,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有他们的罪 名和姓名,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叉子,被强迫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拣 拾垃圾。那里来往人多,随时会被打或被侮辱。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了头 发,拎着一只破筐拣西瓜皮。每来一拨要“斗争”他的学生,他就站在一只 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被强迫“自报罪行”,或者被打。这样的事情每天 发生七八次。    “劳改队”里的“牛鬼蛇神”不能抗议这样的虐待。“劳改队”外也 没有人试图制止这类行为。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一个外国人,用 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劝说红卫兵:“你们不要打他们。他们已经承认了错 误,就不要打了。”没有人听他的。虽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 是对“劳改队”中的人,惩罚是无边的,不用遵循任何法律。 

  在“劳改队”中的人也被抄家,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 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 革命”的大字报,他家的住房被封了,只给他们留下一间房间。家里人也知 道,吴兴华已经挨过红卫兵的打。 

  吴兴华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中关园”的平房里。西语系的红 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 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已经近于完成的一 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 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中的一本。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人 很少,这本书是特别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8 月 3 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 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 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 红卫兵学生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 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就昏倒了。在场的红卫兵说他 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天晚,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校医 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半夜,他的妻子谢微一被叫到医院, 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死了,死于急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 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 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 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    自杀也能变成罪名,解剖尸体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自杀这 一“罪名”。1966 年夏天的杀戮,就是这样地穷凶极恶。整死了人,连尸 体都不放过。 

  吴兴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美丽的诗,他编写的英 文教材也是极好的。他本来应该有平静而多产的学者的一生。可是他被打 了,被侮辱了,被害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被切开了。他死了三十年 后,有人问他的家人,在他死后,他们有没有问是谁强迫他喝了沟里的污 水,应该追查这样的坏人。他的家人说,那时候,是家人被逼问吴兴华是不 是自杀的,而不是家人可以为亲人之死追究原因。家人只能申辩无辜和乞求 不要剖尸。那时候,红卫兵掌有生死大权,更掌有控制话语走向的大权。 

  吴兴华有两个孩子。吴兴华被害死时,他的大女儿吴同 14 岁,小女儿 只有 6 岁。他的妻子谢微一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养大了孩子。吴同下乡到东 北当“知识青年”,当了八年。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6 年 8 月 24 日,另一位英语教授 余大絪,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上吊自杀。1968 年,吴兴华去世两年以 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大学西语系又有三位老师在 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程远和徐月如,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1998 年,笔者见到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郑培蒂。1966 年时,郑老师还 是刚刚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她说,北大后来出的英语教科书,底子还 是吴兴华打下的,那是文革前,他那时已经成了“右派份子”,他编写了语 法, 后来的教科书用了他写下的框架。 

  吴新佑,男,40 多岁,上海市 56 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他工作认真 负责,总是把实验室收拾得干干净净。1966 年他被抄家,抄出一些老法币 的股票,因此被指控为“资本家”。此后,他几乎天天被“批斗”折磨,终 于不堪迫害,投黄浦江自杀。  

  吴希庸,男,1911 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 通大学)教授。曾经到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吴希庸被指控 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 年 9 月 21 日,吴希庸服毒自杀, 时年 5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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