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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W7)

  王一民,男,上海市外国语学院附中初二(5)班学生,学习西班牙 语。因为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1966 年遭到红卫兵同学殴打侮辱和抄 家。他因此精神失常,跳楼自杀。 

  上海市外语附中是 1963 年开办的学校,1964 年搬入全新的校舍。由于 学校的特别性质是培养外交官和机密情报人员,这个学校的学生中有大量共 产党高级干部子女。文革中这个学校的红卫兵非常暴力。王一民的一个老师 说,王一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性格温和,会弹钢琴。文革一开始,因为 不是“红五类”,王一民就成了红卫兵在学生中的虐待目标。她亲眼看到王 一民在宿舍寝室里被站在四角的同学推过来打过去。由于在学校被殴打折 磨,时刻处于恐惧之中,王一民试图躲在家里。红卫兵又去他的家里抓他, 并且抄了他的家。王一民精神失常,几次试图自杀,最后跳楼身亡。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残酷殴打教员。有一次,打过教员之后,还强迫 他们用舌头舔他们流在地上的血。  

  王莹,女,1913 生,电影演员,作家。曾经主演话剧《赛金花》,据 说因主演此剧而与江青结怨(江青争演主角失败)。1942 年到美国,曾协 助作家史沫特莱写作《朱德传》。1955 年王莹从美国回国,任北京电影制 片厂编剧。王莹在文革中被逮捕,1974 年 3 月 3 日死在狱中。 

  王永婷,西安交通大学压缩 21 班学生,女,河南开封人,1943 年生。 1966 年 6 月因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上签名而被围攻,并被迫写检讨 书 32 份长达 162 页。王永婷于 1966 年 7 月 9 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蕴倩,女,苏州人,上海市四女中(现名市四中学)数学老师, 1966 年夏天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目击者说,王蕴倩自杀现场“惨不忍睹”。 

  上海市四女中位于上海徐汇区,是天主教建立的一所女校。这所中学 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的女子中学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据上 海市档案馆的资料,该校创办于 1855 年,曾数度更名,先后取名崇德女 校、徐汇女中、启明女中、汇明女中;1952 年改名第四女中;1968 年改现 名,男女兼收。 

  1966 年文革开始时,这所学校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当时仍然是女 子中学。也就是说,那里的红卫兵也全都是女中学生。女红卫兵在当时毒打 侮辱折磨教育工作者,也非常野蛮和残忍。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笔者调查所 及的一系列女子中学里,打死老师,毒打老师迫其自杀的例子,是大量的。 在北京,最早打死教育工作者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 上海,市三女中的女校长薛正,被强迫吃屎尿。在穿单衣的季节,该校红卫 兵学生把大字报用图钉固定在她的背上,也就是说,把图钉钉进了她的皮 肉。 

  文革的领导人在煽动暴力迫害方面确实非常成功。他们的种种手法, 如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大型集会会见红卫兵,实行全国免费旅行的“革 命大串连”,在学生中以“家庭出身”划分森严等级,给予青少年对“阶级 敌人”的生杀大权等等,把大批中学生,包括女学生,变成了既狂热又无情 的行凶者。 

  王毓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 员,被“审查”,1970 年 7 月 5 日上吊自杀身亡。                                

  王玉珍,女,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副校长,从 1966 年开始长期遭到殴 打、侮辱和监禁。 1968 年 10 月她从学校“牛棚”中逃出,和丈夫一起到 北京西郊投河自杀。 

  王玉珍的丈夫是水利电力部的干部,不知道他的姓名。一位被访者 说,他们的一个孩子叫顾义,1966 年时是北京第 31 中学初中学生。另一个 孩子叫顾家奇,1966 年时是北京第 33 中学初中学生,曾经在内蒙古阿巴嘎 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插队。这样,王玉珍的丈夫应该姓顾。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西城区,和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该校有一批住 在中南海一带的高干子女。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 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的多 张照片中,有一张上有女一中的红卫兵学生,高干子女,靠在离毛泽东很近 的地方。 

  在 8 月 18 日后不久,女一中就改名为“红大一附中”。9 月 1 日《人 民日报》报道红卫兵取缔驱逐天主教修女会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参与学校中 的四所,并介绍了女一中的新名字。 

  笔者访问过该校数名学生和老师。他们说,第一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 人,是在 8 月 18 日以后严重起来的。 

  当时女一中没有校长,最高负责人是中共支部书记张乃一,被打得最 厉害。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又往她 身上浇了粪水。粪水在受伤的皮肤上引起细菌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张乃一 的丈夫李达,是军队中地位很高的干部,但是他也无法出面保护妻子。幸亏 有一位姓平的年轻教员,其父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因为她是“红五 类”又刚当教员不久,所以还能说服红卫兵,把发高烧的张乃一送到了医 院。张乃一没有死。 

  一位管理宿舍的工友马铁山,被红卫兵指控为“富农”。他上吊自 杀。   

  英语老师傅敏,是翻译家傅雷的儿子,钢琴家傅聪的弟弟(他们的名 字连起来是“聪敏”一词)。傅雷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 再遭“斗争”和抄家,于 1966 年 9 月 3 日和妻子朱馥梅一起在上海家中上 吊自杀。傅聪在 1958 年出逃到英国,当时被控为“叛国份子”。身为老 师,又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傅敏遭到学生“批斗”,投护城河自杀(女一中 高中院后面是护城河),幸好没有死。文革后他离开了这所中学。 

  一名语文老师被“批斗”,精神失常。 

  王玉珍被剃了光头,被打得很厉害。她被关在女一中操场北侧的一间 房子里,那里关了七个女“牛鬼蛇神”。她和另一位副校长佟沛珍都被关在 那里。他们家里的人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 被打死。佟沛珍说: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人敢出来制止打人。我们找 不到上级,不知道上级是谁。 

  和女一中一样都在中南海边一条街上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建立了 一个校园监狱,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写“牛鬼蛇神劳改所”。王玉珍他们被 关的地方,就是女一中的“劳改所”。 

  那里的人还被带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在那里,他们被打得满 地血水。 

  除了毒打,还有人身侮辱。在“劳改所”里,罚跪是常有的事。长时 间跪着,膝盖都跪破了,有人就用点布裹把膝盖裹上。这件事被“揭发”。 为了用布裹膝盖这件事,红卫兵又把“劳改所”里的人“斗争”了一次。看 管“劳改所”的红卫兵学生警告他们:你们不老实,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 场。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1966 年 8 月 5 日被该校 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学校中。 

  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起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每次点名要自报外 号。“都是很难受的。”当佟沛珍老师这样告诉笔者的时候,笔者当时不知 怎么反应。笔者同意,但是又觉得“难受”一词用在这里实在是程度不够。 

  1966 年秋天,红卫兵把学校的“牛鬼蛇神”送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 “劳改”。副校长佟沛珍摔倒了,一辆大车压过来。车上的人说,黑帮分 子,压吧。幸亏车把式来了,把大车停住了。佟的右臂粉碎性骨折。 

  1968 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王玉珍的“历史问题”。王 玉珍在 1949 年以前参加了共产党。1968 年她被指控为“假党员”。罪名荒 诞而又残酷。她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关在校中自设的监狱里。有一天, 她逃出了学校。 

  据说她逃出学校后,找到丈夫后,去了一个亲戚家。他们想找一个地 方躲避“斗争”,可是那时候不可能找到。他们就一起到北京西郊投河自杀 了。过了一些天,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报告给公安局。公安局的人拿了 王玉珍身上的衣服到女一中来给她的同事看。他们认出那是她的衣服。 

  王玉珍夫妇有三个儿子。文革开始时三个儿子分别为初一,初三和高 一。他们因为都是中学生,所以当时都得下乡当知青。他们“插队”去以 后,北京的家就没有了。文革后父母平反,他们被父亲所在单位水利电力部 安排在下属一工地工作。 

  王造时,1903 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留学美国和英国取 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 年 11 月 26 日被逮 捕,罪名是“建立反动组织”。1971 年 8 月 5 日死于上海监狱中。 

  王占保,男,北京昌平县黑山寨大队人,1949 年以前是“地主”,因 此在 1966 年 8 月和儿子被乱棍打死,孙子也被杀害。 

  据《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杨士,岳南,新世界出版 社,北京,1997 年,338 页)记载,1966 年 8 月,在离定陵不远的“黑山 寨大队”,红卫兵把村中的地主份子王占保全家揪出“批斗”。王占保和他 的儿子惨死在一顿乱棍之下。为了“斩草除根”,造反派头目又带人将其九 岁的孙子从野地里抓回,活活将其撕成两半。    “定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的陵墓之一,是“十三陵”中唯一地下部 分被掘开的,是北京的旅游点之一。“十三陵”地属北京昌平县。数位被访 者提到,他们在文革中就听说昌平县在 1966 年 8 月残杀“地富反坏”和家 属,和大兴县屠杀同时发生(关于大兴县屠杀,请见“方俊杰”)。其中有 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在 1966 年 8 月底打死 19 人。然而,对大兴县和昌平县的 1966 年 8 月屠杀,关于死者的名字和人 数,现在都知之甚少。 

  汪昭钧,男,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街 20 号居民,退休海关职 员,1966 年 8 月 16 日被抄家的红卫兵打死。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许 兰芳以及来做客的二女儿汪培嫄。汪昭钧被打死的时候近 80 岁。    文革开始的时候,汪昭钧已经近 80 岁。他的妻子许兰芳比他大两 岁,是个裹过脚的小脚老太太。汪昭钧当了一辈子海关职员,这时已经退休 多年。他们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华门东皇城根 20 号。从街道名称就可以知 道,他们住在从前的皇城的附近,北京城里比较古老的一个地区。他们家离 北京妇产科医院和中国美术馆都很近。 

  汪昭钧和许兰芳夫妇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属于在北京生活水平中上 等的人。他们住的小院的房子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 8 个女儿,其中大半都 当医生,有较好的收入,给他们钱支付日常开支。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第 七第八个女儿都已经工作还没有结婚,和他们住在一起。文革前,他们和街 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他们的邻居中有的人经济上比较困难,他们送给这些人 衣服和鞋子等等,接济他们。 

  1966 年 8 月,红卫兵在北京大规模兴起并且从学校“杀向社会”(这 是当时红卫兵用的语言。)“破四旧”。红卫兵这一行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之 一,是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除了被强迫交出房屋给政府,这些人在把 房屋所有权交给政府之后,仍然几乎都被抄家以及被毒打,有相当一部分被 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有的人还被活活打死。汪昭钧和许兰芳就是在这种情 形下被抄家和打死的。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散发传单,命令每家必须挂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 东语录。汪家服从红卫兵的命令,马上买了毛泽东的画像。汪家堂屋里原来 挂有一个大镜框,装着早已去世的汪昭钧的父亲的一张大照片。他们打开镜 框,把毛泽东的画像放在父亲的照片上面,又把镜框挂了起来。 

  一个邻居领着红卫兵来抄家。有人向红卫兵报告,说汪家挂毛泽东的 照片的镜框子里“有东西”。红卫兵打开镜框,看到汪父的照片。汪父穿的 是老式的衣服,红卫兵硬说那是蒋介石的照片,是他们妄图“变天”的罪 证。他们辩解说这不是蒋介石,红卫兵不听。 

  红卫兵很快开始动手殴打汪昭钧夫妇。他们自以为有足够的“理由” 殴打他们:他们有房产,是所谓“房产主”,加上他们有老照片。 

  当时,他们的二女儿汪培嫄正从天津来探望他们。她见势不好,就往 门外走,想要躲开。她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被一个邻居看到,指给红卫兵 说:“那是他们家闺女。” 汪培嫄被抓住和她父母一起被打。她的五妹那 天也在父母家,也一起被毒打。 

  她的五妹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头部,所以她虽 然受了重伤,但是没有被打死。汪培嫄被打了没有很久就死了。显然是因为 在乱棍中被打到了致命部位,所以很快毙命。 

  汪培嫄和丈夫住在天津。她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当过医生,后来退职 居家。她的丈夫是天津一家医院的会计。因为父亲生病,所以她从天津来北 京探望,没有想到正遇上红卫兵抄家,和其父母一起被打死。她生于 1913 年,被打死的时候,53 岁。 

  汪培嫄被打死后,她的父母继续被打。他们又被打了很久以后,失去 知觉倒在地上。后来开来了运送尸体的大卡车。红卫兵把汪培原和汪昭钧许 兰芳夫妇的身体都扔上了卡车。 

  汪培原和她的母亲许兰芳在被丢上运尸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声气,但是 她的五妹听到父亲汪昭钧还在呻吟,还没有死。尽管还没有断气,汪昭钧也 被装上卡车运往火葬场,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那天来汪家抄家并且打死三口人的,是北京第 26 中学的红卫兵。 

  汪昭钧的四女儿住在天津,她和丈夫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在天津,他们也被红卫兵抄家和殴打。她曾被红卫兵重击后脑勺,失去知觉 昏迷倒地。 

  汪昭钧的大女儿也住在天津,夫妇俩都是医生。汪昭钧的大女婿是著 名脑神经外科医生,他长肉赘需要定时经常检查,文革受到中作为“反动学 术权威”遭到大量“批斗”,没有能按时作有关检查及早发现病情,死于直 肠癌。汪昭钧的大女儿活过了文革,2003 年一百岁,仍然健康。汪家一直 有长寿家史。但是,她的二妹汪培原,在 53 岁的时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了。 

  汪昭钧家北侧的邻居,是姓潘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的儿子在美 国。潘老夫妇也被红卫兵打死。他们居住的那条街上,除了这两个院子的五 个人被打死,还有别的人也被打死,他们的姓名和门牌号码,已经难以了 解。 

  这就是 1966 年 8 月发生在北京皇城根街的故事。那里是“皇城根”, 不是文明的边缘地带,也不是蛮荒之地,没有杀人抢劫的传统或者野蛮残酷 的遗风。但是在 1966 年的“红八月”,打人,打死人,而且是打死老人和 妇女,忽然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一起又一起地发生。 

  笔者和汪昭钧的一位家人谈话的时候,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 经劝她,不要和笔者谈话,免得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和我谈 话。她说:“我还不甘心。”笔者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然而也被她所说的 “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不 甘心不大声抗议,不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不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 恶,不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不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不 是不致力于改革社会防止灾祸再次发生,而仅仅是,不甘心拒绝笔者的采 访。“不甘心”的后面含有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这正是文革的余慑余威的 一种反映。 

  王振国,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男,浙江人,1936 年生。王 振国在文革初帮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亲戚保存一份检查材料,因而被关押“审 查”。王振国于 1968 年 12 月 18 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之成,男,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讲师,在 1968 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指控是“国民党特务”,多次被殴打。有一天,他被 从家里拖到办公室,就死在那里。  

  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投河 自杀。 

  王志新,男,30 岁左右,浙江省嵊县市崇仁镇四五村村民,邮递员。 文革中,当地分为“联委”、“联总”两派,发生武力冲突。他参加“联 委”,在下班途中,被“联总”一派绑架枪杀。死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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