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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W3)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只有 19 岁。三十年后的关于他的死的记录和说 法,能使他的灵魂安宁吗?能使我们的灵魂安宁吗?  

  王光华,男,50 多岁,由上海铁道学院调入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 (即现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系。1968 年因所谓“历史问题”被“隔 离审查”,“隔离”期间从学校的三楼跳下身亡。 

  汪国庞,西安交通大学 350 教研室讲师,男,安徽休宁人,1928 年 生。在文革中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关押“审查”,汪国庞于 1968 年 12 月 5 日上吊自杀身亡。  

  王海连,西安交通大学总务处公务班工人,男,山东单县人,文革中 因曾参加过国民党自卫队队员而被关押“审查”,王海连于 1968 年 7 月 3 日跳楼自杀身亡。  

  汪含英,女,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工作人员。1966 年被抄家和“斗 争”后,和丈夫苏廷武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最早告诉笔者汪含英和苏廷武的事情的,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位 老师。苏廷武第四中学的数学教员,当时被“借调”在女一中教书,所以女 一中的人也知道他。但是这位老师当时自己也被“专政”,没有行动自由, 所以不知道详细的经过。 

  多年以来,笔者访问过当时北京第四中学的十多名学生,发现他们几 乎都对汪含英自杀没有什么印象,有人甚至全然忘了这个名字,因为笔者追 问,才回忆起来在大字报上见过她的名字。有一个学生说文革前在图书馆见 过她,一个中年人,有一点胖,戴眼镜,很和蔼。他们听说,汪含英原来是 地理老师,以教学效果好而出名,在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参加过竞选,当过 “国大代表”――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 

  文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指定而不是 选举的。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年不开,自然也就连指定的代 表都没有了。1975 年才开了四届人大。代表怎么产生呢?据著名相声演员 侯宝林的文章说,“四届人大毛主席亲自提名补选 10 名代表,除了我,还 有肖华。”(侯宝林,《毛主席听我说相声》,收入《侯宝林和他的儿女 们》一书,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 年,152 页)。这并不是在说相 声,是事实。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汪含英在 20 年前竞选当了代表,反 而成为受到暴力攻击的“罪行”。 

  第四中学在北京西城区,是一所男子中学。1949 年以前名为“市立第 四中学”,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在文革前,也仍然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 中学之一。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的孩子。这和学校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南海有关,也因为在文革前,共产党的 高级干部还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从前的“好中学”,而且他们已经把学校的领 导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干部。但是文革开始后,这些高干子弟学生最先得到内 部消息,大胆行动。他们担任了学校“文革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又担任 了红卫兵领导人。他们在摧毁学校制度中起了先锋和主力的作用。 

  1966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中“革命同学”给毛泽东的 信,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从那时候被废除以后, 直到 1977 年才恢复。 

  1966 年 7 月底,这个中学的红卫兵提出了“踢开保姆,自己干革 命”。他们所说的“保姆”,是指当时在学校里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毛 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以后,学生红卫兵就控制和掌握了学校。 

  8 月 4 日,在四中校园爆发了第一次全校性的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性 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并在操场上绕圈子“游街”。有人 打他们,有人往他们身上泼墨汁。女校长杨滨浑身是墨,副校长刘铁岭的衬 衫被撕碎。有的班主任也遭到学生的拳头。  

  四中如此“斗争”教职员的消息很快传开,其他中学的红卫兵学生纷 纷来四中“取经”,其中就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人。第二天,8 月 5 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学校中打死了校长卞仲耘。 

  四中的红卫兵“创作”了“牛鬼蛇神嚎歌”,逼迫在学校“牛鬼蛇神 队”里的教职员“唱”。这个“嚎歌”后来流传权北京乃至全中国,成为文 革摧残人道的一个特色手段。“嚎歌”词曲如下:

         1 5 1 2 | 3 1 | 1 5 1 2 | 3 2 | 

         我 是 牛 鬼  蛇 神, 我 是 牛鬼  蛇 神 

         0 0 0 | 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 2 1 |3 3 2 3 | 5  5 | 

         我对人民  有 罪,人 民 对 我  专 政 

         6 5 3 3 | 2 2 | 

         我要低头 认 罪  

         3 3 2 3 | 5 5 | 6 5 3 3 | 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3 3 3 2 3 | 5 5 | 6 5 3 3 | 2 1 | 

         我要是乱说 乱动, 把我砸烂 砸 碎, 

         5 5 6 6 | 0 7 7 | - - || 

         把我砸烂    砸 碎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丑陋的“歌”,但是四中红卫兵很为此自 豪。 

  校长杨滨被关在体育器材室里,头发被剃成“阴阳头”。她和“牛鬼 蛇神专政队”的人在操场上“劳改”拔草,学生把他们把起来的草连根带 土,都砸到他们头上。 

  四中副校长刘铁岭声音洪亮,唱歌唱得很好。当年在“牛鬼蛇神专政 队”里指挥带领唱“嚎歌”是他。文革后他在北京的教师合唱团里是演出的 活跃人物,当年却是领唱这个自我诅咒自我侮辱的“歌”的人。笔者访问的 当年的学生中,有人提到这件事情,说当时很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有骨气, 奴相;现在自己的年龄都比刘铁岭当时老了,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在那个处境 之下能做什么,意识到如果连旁观者都不敢制止,怎么能期待被迫害者反 抗。 

  1966 年 8 月 19 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 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 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 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 皮带抽打。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四中红卫兵打死两个校外居民,均为男性, 其中一名家住天桥,年龄较 大,红卫兵说他是“流氓头子”。听说,两人 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很 悲惨;第二则是因为他们挨打 之后浑身燥热、口渴,提出要喝水,红卫兵给了他 们 大碗的冷水喝,结果 这两个人很快死亡。两人不是同一天死亡的!第二名校外居民被打死后,四 中红卫兵总部看来作了简单调查。因为过了几天,老红卫兵圈内即流传 如 下说法:打人的时候,无论被打者怎样提出口渴,要喝水,都不能给!如果 给了冷 水喝,挨打者会立刻死亡。如果挨打者要喝水该怎么办呢?该用冷 水浇在他身 上。 

  笔者曾经请教一位医生。医生说,被打者的人因喝水而死,在医学上 没有根据。喝水不会导致 死亡。喝水对伤者一般来说有好处。他们死了, 就是被打死的。 

  另一名四中当时的学生说,1966 年夏天被四中红卫兵打死的校外居民 是三人而不是二人。打人的地点之一是教工食堂的饭厅。 

  根据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西城区 有 300 多人被打死。西城区当时有 60 所中学。这样计算,平均每个学校打 死 5 人多。四中打死的人数,还在平均线以下,不算最为严重的。 

  除了殴打折磨教职员,四中红卫兵还从学校外抓来一批“牛鬼蛇 神”,关在学校里。音乐教室成为一个关人打人的处所。另外,他们也欺侮 和殴打所谓“黑五类”的同学,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除了流传全国的“嚎歌”,四中红卫兵最为出名的事情是他们在 8 月 25 日领头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像第一次一样,毛 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林彪和周恩来也戴了袖章,戴的都是“西纠” 的袖章。9 月 1 日到 9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了很多这次集会的照 片,虽然都是黑白的,而且林彪和周恩来的照片不像毛泽东的那么大,他们 左臂上所戴的袖章上,“纠察队”三个字清晰可见。这自然大大加强了“西 纠”的权威性,而且,使他们闻名全国。 

  继“西纠”成立之后,北京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 队”等等。    “西纠”在 1966 年 8 月下旬的红卫兵暴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 “西纠”的成员非常暴力,在“孙迪”条目中,可以看到第十女子中学的 “西纠”成员说,她打人打得连自己的手臂都抬不起来了。更严重的是,他 们把红卫兵暴力组织化系统化正规化了。“西纠”发出了十个“通令”,印 刷得十分正式,在全市张贴,还散发到全国各地。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 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最后一 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 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 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 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 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 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发布,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 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 焚烧文物。8 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 被毒打后自杀。焚尸炉把尸体成批焚烧,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同时,有十 万北京居民被驱逐出城,前往农村,有的在半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到村子里 后死去,幸存者在 13 年后才回到了北京。 

  在驱逐这十万居民的过程中,强迁户口,安排火车,都是政府机关所 作,但是政府并没有发布命令。书面命令是由“西纠”发布的,却比政府法 令还有权威与效力。 

  了解了上述在四中发生的事情以后,也许会对当年的学生不记得汪含 英自杀能有较深的理解。一是在当时的大量的残酷的事情的背景上,汪含英 夫妇的自杀变成了并不突出的“普通的”“平常的”的事情。二是那个时代 不仅杀害了生命,而且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对于两个教师的死亡,人 们不认为是重要的事情。 

  1997 年,笔者访问了一位四中的退休教师,向他询问汪含英夫妇的死 亡日期,他不记得了,但是他说,他可以去请现任的学校领导查一查档案。 他和现任领导以前是同事,他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爽快,完全没有疑 虑,觉得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以至于笔者也很有信心地觉得这一次一定 会了解到汪含英的死亡日期了,一件几年还没有弄清楚的事情可以弄清楚 了。 

  一个星期以后,笔者给这位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惊讶地觉察到他的语 调和态度都改变了。说了一阵话,我发现他请现任校领导查阅档案的请求被 拒绝了,而且可能还被警告了不要卷入这样的事情。 

  所以,至今这里没有汪含英夫妇死亡的日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两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 1955 年毕业生,留校当助 教。1957 年都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 遭迫害。夫妇二人自杀而亡。他们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抚养长大。 

  薛挺华的父亲曾是福州格致中学校长。她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姐 姐薛挺英和薛挺美在 1949 年离开中国到美国。 

  王厚,男,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食堂炊事员,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被“审查”“历史问题”,遭到野蛮逼供。1968 年 7 月在学校附 近的白石桥河自杀。当时年龄大约 50 岁。 

  在北大附中文革后的“平反会”上,王厚的弟弟来了,说,“为什么 要整死他呢?让他活着,给老师和同学们做做饭,有什么不好呢?” 

  王厚的“问题”,就是在 1949 年以前当过警察。他为此遭到刑讯逼 供。1968 年 7 月,他在白石桥河里自杀。他对要来救他的人说:“别救 我。我受不了了。” 

  当时对“审查对象”非常残酷。在北京大学附中,和王厚死于同一时 期的教务员李洁,像王厚一样因“历史问题”被“审查”,被学生红卫兵毒 打而死,海淀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的是“脾脏破裂”。 

  王厚的弟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的问题。在一个恐怖的年代,李洁这样 一个普通的教务员,王厚这样一个普通的炊事员,和很多别的普通人一起, 被害死了。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害死他们是什么样的罪恶?这些是活着的人 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王慧琛,女,41 岁,清华大学基础课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 1968 年 11 月 6 日,王慧琛和丈夫殷贡璋一起到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 亡。殷贡璋也是清华大学基础课讲师,42 岁。 

  王慧兰,女,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豆瓣胡同居民,家庭妇女。她的丈 夫赵长泽是北京摩托车厂的会计。文革开始后赵长泽被指控为“历史反革 命”,从会计降为炉前工。1966 年 8 月下旬,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王慧 兰被强迫在衣服前襟上缝一块黑布牌,牌子上写有“反革命家属”。她服过 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她和丈夫原来就只有一间不大的住房。她死后,丈夫被 驱逐到豆瓣胡同 23 号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她的姐姐的长子遇罗克,写文章 批评红卫兵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枪毙。 

  王惠敏,女,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负责人,中共总支书记。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学校“审查”。一天晚上,王惠敏被用 皮鞭毒打。一些过去受到王惠敏栽培的人为了表示“划清界线”率先打她。 半夜时,王惠敏跳楼自杀。王惠敏的丈夫江俊峰,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  

  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1957 年任 郑州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被划为“右派份子”, 其后在校图书馆“劳动改造”。1966 年夏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 “遣送回原籍”。他从该校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王金,南京市的一个普通工人,1966 年 8 月中在公共汽车上被南京外 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抓走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该打。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王金”,知道他是个工人,“家庭出身不好”, 被高干子弟红卫兵打死了。1966 年时这是很轰动的事件。 

  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的一名学生说,1966 年夏天,他们学校的红卫兵 打了不少老师。教初三的一个普通女老师,因为信宗教,不但被剃了“阴阳 头”,还被打得很厉害。8 月中旬,外语学校红卫兵在公共汽车上抓了工人 王金,把他打死。红卫兵说王金“家庭出身不好”,当时他们打了很多“家 庭出身不好”的人,称之为“狗崽子”。但是王金的同事们说他是“工人阶 级”。很多工人为王金之死包围了外国语学校。全南京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情。中共南京市委和公安局为此逮捕了三个红卫兵头头,其中一个是南京军 区后勤部副部长的儿子,来平息工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中共南京市委和公 安局把外语学院的学生护送出校,到农村住了几天后,送他们去“革命大串 连”。 

  这名学生到北京后,8 月 31 日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那是毛泽 东在 8 月 18 日以后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名学生说,在北京,他看到 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比南京外国语学校更加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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