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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S2)

   上官云珠 ,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1966 年被抄家。1968 年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上海电影制片厂 40 岁以上的文艺工作者几乎都 被关到“牛棚”里,上官云珠也在其中。她在被“提审”时被打。上官云珠 在 1968 年 11 月 23 日跳楼身亡。当时 48 岁。 

  尚鸿志,男,天津电器传动研究所处级干部,约 45 岁,文革中被指控 为“反革命”并被多次“批斗”。1968 年尚鸿志在厕所中上吊自杀。死后 留下精神病的妻子及五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他的大女儿不久也自杀身亡。  

  邵凯,男,辽宁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辽 宁省委派“工作组”进入辽宁大学,把邵凯“罢官”。邵凯遭到一系列野蛮 的“批判斗争”后,在 1967 年 1 月 23 日自杀。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 隆基”中第三节“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沈宝兴,男,1914 年生,北京怀柔人,北京农业大学炊事员,1966 年 夏天被指为“隐藏的反革命”。1966 年 9 月初农业大学当局宣布对他开除 公职遣送农村。1966 年 9 月 8 日,在他离开农业大学之前,沈宝兴在校中 上吊自杀。时年 52 岁。 

  沈宝兴的老家是北京郊区的怀柔县。他曾经在国民党时代的军队里服 务。1949 年北京“和平解放”,他所在的部队“起义”,由“国军”被改 编为“解放军”。1950 年朝鲜战争开始,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到朝鲜作战。 从朝鲜战场回到中国后,他从军队复员,到北京农业大学当炊事员。 

  沈宝兴的妻子姚荣义,是农民,住北京小汤山镇尚信大队(人民公社 撤销后成为尚信庄)。他们有 5 个孩子。姚荣义的母亲和女儿同住。按照当 时的户口制度,在城市工作的人和住在农村的人有不同的户口,城市户口和 农村户口。二者之间有深沟,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变成城市户口,也不可能在 城市里找工作。沈宝兴在农业大学当炊事员,他一个人住在农业大学,休息 日去乡下家中。 

  文革开始,沈宝兴被当作“隐藏了 17 年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 说他是“隐藏的敌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新的犯罪活动,仅仅是对 他在国民党时代军队服务的惩罚。沈宝兴原来是做饭的,这时候不让他再做 饭,说他会害在食堂吃饭的人,让他到食堂后面喂猪。 

  1966 年 8 月到 9 月,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打人,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同时,在文革领导人的支持和政府机构的协助下,北京的红卫兵发出“通 令”,把一大批城市工作人员和居民驱逐出北京。沈宝兴被告知,他是“阶 级敌人”,要开除公职,注销城市户口,驱逐到他妻子居住的村子去。 

  据《北京农业大学校史》(王步峥主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5),在北京农业大学,1966 年 8 月 8 日,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 织了全校性第一次大游街,开始了暴力性的“斗争”“阶级敌人”。1966 年 8 月 20 日和 21 日,农业大学中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成立就开始抄 家,打人,进行所谓“破四旧”,把“地富反坏右份子”赶出家门,“揪 斗”学校教师和干部,剪“阴阳头”,打人。全校一片恐怖。一批人在被暴 力“斗争”后自杀。另外,这个学校有 69 人被强制“遣送”回乡。 

  书中没有提供这 69 人的名单,所以无从知道像沈宝兴这样在被“遣 送”前就自杀身亡的人,是否被计算在内。但是提到这种被“遣送”的人的 数字,即使在文革后出版的各大学校史中,这是笔者看到的仅有的一部。作 为对比的是,北京大学校史,对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斗争”而自杀身死的 人,只登载正教授和高级行政干部的名字。应该肯定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者 的努力,也应该遗憾其他校史对文革受难者的程度不等的忽略。 

  沈宝兴自杀前,曾经回到小汤山家中一次,告诉妻子他的处境。他们 谈了很多。他不但会失去公职,失去每个月 50 块钱的收入,而且到村子里 后,会继续被当作“阶级敌人”受到“专政”。那时候,在尚信大队,“地 主”“富农”被开会“斗争”,还背着沉重的砖头被“游街”。尚信大队有 个尚信小学,学生“斗争”那里的老师,用棍子敲老师的头。那里也已经有 一批刚从城里被驱逐出来的人,这些人不论男女,头发都被剃得一根没有, 衣服上缝着白布条,条上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罪名。这些人被折磨得一副人不 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沈宝兴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就是如此。而且,他们 也知道,这样会延续不知道多少年,就像土改时划的地主和富农,到文革的 时候,连同他们的子女,已经被迫害了十六七年了。他们也听说,尚信大队 看到的不是最野蛮的,在尚信旁边的前另沟和后另沟大队(现在是属于东流 乡的两个庄),挖了沟,把“四类份子”活埋,包括子女。1966 年 8 月 9 月,北京城里已经是一个恐怖的杀戮场,城郊也相象。 

  从家里回到农业大学,过了一天,他在喂猪的地方,上吊自杀了。 

  那一天,在北农大发生的事情,从上面引用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史》 看,北农大有人贴出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此后连续就王观澜和大学党 委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形成了不同的派别的组织。当时,像清华、北大这 样的学校,学校原领导人在 6 月就已经被中共中央宣布为“黑帮”而且被明 确撤职了。北农大的情况稍有不同。该校中共党委书记兼校长王观澜和毛泽 东有特别的关系。在 6 月 18 日,当时主管农林口的副总理谭震林到农大讲 话,说王观澜和另一副书记是“革命左派,是红的”,“保”了他们。直到 1966 年 9 月 8 日,北农大才有人贴出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到 10 月 间,北农大中共党委被冲垮,和全国其他所有学校的中共党委一样。虽然结 果是这样,至少中间有过一番辩论。但是,像沈宝兴这样一个老炊事员被开 除公职遣送农村以致自杀身死,连辩论都没有过。没有人对此表达不同的看 法,也没有人对暴力迫害提出抗议,甚至也没有人对孤儿寡母表示同情。那 些不同名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对是否要“炮轰”中共党委, 有过一段时间的不同看法,但是对剥夺和虐待所谓“阶级敌人”,没有不同 意见。在这方面的一致性,其实更表明那个时代实际在进行的“革命”的实 质。 

  沈宝兴能有什么“问题”?他是一个炊事员,和当时在大学里被攻击 的“封资修教育路线”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就是在 17 年以前, 曾经在“国军”中当过兵。1949 年,他的部队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共产党, 后来,他随所在部队去朝鲜打了仗。即使他在 1949 年是以前犯有罪行,这 时候一般罪行也早已经过了法律的追溯期了,不能再惩罚他。因为追溯期是 根据罪行应判的年限决定的。实际上,1966 年夏天根本没有对沈宝兴以及 与他处境相似的人作任何法律审判。那个时候,文革领导人指定和宣判一批 一批的“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根本不认为需要按照法律依据。  

  害死沈宝兴这样的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对文革真的有用吗?对文革 的领导人来说,这种迫害当然大大有利于营造恐怖气氛和建立恐怖秩序。对 死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文革领导人不会有恻隐之心。怜悯和同情是正常人的 感觉,而文革领导人不是有这种感觉的人。 

  沈宝兴死后,北农大当局派一辆卡车把他的尸体和他留下的一些生活 用具运到了他妻子居住的小汤山尚信大队队部。大队找来了人挖坑埋沈宝 兴。因为是自杀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用棺材,而且,挖坑的人不愿费 事挖一个足够深的坑。因为坑太浅,沈宝兴的尸体放入坑中后,一条腿露出 坑外,被用铁锹戳折了,才埋进了土。沈宝兴的妻子看到丈夫的尸体被这样 糟践,万分难过,可是不敢说任何话。沈宝兴被埋后,没有留下坟头,很快 就看不出他被埋在哪里了。 

  和沈宝兴尸体一起运回来的生活用具中,有一只小酒瓶。瓶子里还有 剩酒。沈宝兴生前好喝酒。大队干部把酒瓶砸了,说里面可能有毒。 

  沈宝兴和妻子姚荣义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沈宝兴死的 时候,年龄最大的孩子只有 13 岁。他们的姥姥也要靠他们的母亲照顾。人 民公社实行工分制,当时的工分值又低。姚荣义拼死拼活劳动一年,挣下的 工分,不够交一家人的口粮钱,在经济上十分艰难。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一家人还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处处受歧 视和打击。他们必须和父亲“划清界限”。姚荣义让孩子们改了姓,不再姓 沈,改用她的姓,姓了姚。 

  这种改姓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发生很多。而最令人难过的事情,不是改 姓,而是改了以后,他们的日子也仍然不好过。他们仍然被当作反革命子女 对待。 

  沈宝兴的大女儿和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後来小伙子要参军, 当时参军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难得到的对前程有好处的机会。领导说,跟沈 宝兴的姑娘谈恋爱就不能参军。两个年轻人就答应断了关系。小伙子当兵 5 年回来,他们才又开始来往,28 岁时才结了婚。 

  文革结束两年后,开始了“平反”。沈宝兴的孩子们开始跑北农大, 为父亲“平反”。终于,中共北农大党委给沈宝兴平了反,而且让他的一个 女儿到北农大工作,算是“接班”。 

  沈宝兴死的时候,孩子们还小,而且,他们也不常在一起。孩子们不 很了解父亲。他们跑北农大去给父亲“落实政策”的时候,也向和父亲一起 当过炊事员的人问过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沈宝兴忠诚老实,为人厚 道,文化不高,不愿多说语,就是埋头干活。他们说,太可惜老沈这个人 了。 

  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太可惜老沈这个人了”。可是当时,文革的领 导人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那些给文革帮腔的文人也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 沈宝兴这样的人的死从来不被记录,甚至在文革后也仍然如此。 

  笔者和沈宝兴的一个女儿谈话的时候,她说:我爸爸没上过什么学, 没文化,心眼小,没有想得开,所以就自杀了。她说她看到从北京城里被驱 逐到他们村子里的人,虽然样子非常悲惨,但是有文化,就顶住了,活下来 了。 

  我告诉她,沈宝兴是北农大文革中第六个受到迫害后自杀的人。在他 之后,还有几十个人因受迫害而自杀。在她父亲自杀一个星期前,1966 年 9 月 1 日,在北农大,教授陆近仁和妻子吕静贞一起自杀了。陆教授的教育程 度当然很高。所以,自杀与否和教育程度高低没有关系。就每个受迫害者的 自杀来说,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些个人的原因。但是,就总体来说,他们 自杀,那些个人的原因只是次要的因素。他们自杀,是因为迫害太残酷了。    我也告诉她,如果 1966 年夏天不死,後来的事情也很难说。北农大 的何洁夫、高无际夫妇,都是学校的职员。他们全家被“遣送”到广西后, 在 1967 年 11 月,在人民公社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何洁夫和其他二 十来个“阶级敌人”一起被打死。两个孩子被叫到台上抬父亲的尸体。活在 这种旷日持久的虐待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打死的恐怖境况中,死亡相形 之下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她说,她不知道北农大还有那么多人死了,不只是父亲一个人。 

  我为她对她父亲的死的解释而震动。受迫害者太忍耐了。被迫害而 死,却总还在想自己一方的错处:想到自己亲人的种种弱点和不是。我在访 问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多次听到,他们想是受难者文化低,受难者脾气不 好,不懂如何回答红卫兵的问题,他们也责备自己不够机灵,没有能保护自 己的亲人逃开。而作为对比的是,另一方,作恶者们,却厚颜无耻,不但不 向受害者道歉,还拒绝说出事实。不但他们不说,还禁止别人说出。这样的 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沈家本,男,江苏省苏州人,1921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企工教研室讲 师,高教六级。文革中红卫兵在沈家本的日记本上发现有所谓“反动言论” 而关押了他,沈家本于 1969 年 1 月 19 日从关押他的地方逃跑,1 月 21 日 在陕西省蓝田县投井自杀身亡。48 岁。  

  沈洁,女,上海格致中学初三班主任。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 “新四军”,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沈乃章,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曾经留学法国。1966 年夏 天,他被指控为“漏网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斗争”。他 被强迫挂“黑牌子”和被罚扫地“劳改”。他的家被哲学系红卫兵查抄,书 籍被贴了封条。1966 年 10 月 9 日,沈乃章教授服安眠药自杀。 死亡时 52 岁。 

  沈乃章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胡子,在留学法国时参加一个“胡子比 赛”得过奖――这本来是有趣的轶事而已,在 1966 年 8 月红卫兵“破四 旧”的时候,他被强迫刮去胡子。他的一个同事说,刮了胡子后简直认不出 他来了。然而,比起受到的其他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这是最小的一件事情。 

  沈乃章的妻子胡睿思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教员,1966 年夏天在 那所中学的“第二劳改队”里“劳改”。(该校有三个“劳改队”。)她被 指控参加了她并没有参加的“反动组织”。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她又被“审查”。 

  沈乃章胡睿思夫妇有一儿一女。他们的小女儿沈因辰 1966 年时是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一年级的学生。1966 年 8 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她班里有四 十多个学生。十多个所谓“家庭出身好”的同学是“红卫兵”,在教室前面 坐成一排,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学生一个一个叫进来“交代家庭问 题”。沈因辰是教授的孩子,也属“出身不好”之列遭到审问。红卫兵学生 逼问他们:“你家有没有四旧?”“你家还有什么反动物品没有交出来?” 审问的时候,有红卫兵在旁边举着鞭子,有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被鞭打。 

  沈因辰班里有一个叫赵崇迅的女同学,家住海淀镇,是“地主家庭出 身”。红卫兵捣毁了这个同学的家,还把她的妈妈拉到学校教室里面来殴 打。红卫兵还命令赵崇迅打她自己的母亲。血流了一地。红卫兵叫一名姓邓 的历史教师来擦地。红卫兵叫邓老师“邓老头”,说他从前在国民党里面作 过什么,是“历史反革命”。邓老师也遭到红卫兵殴打。 

  沈因辰也看到,高中部的学生朱同,被关押在北大附中高中楼厕所旁 边放扫帚的小房间里面,一个人坐在地上,地上有一层水。有一个红卫兵拿 鞭子打他。朱同坐在地上,两手抱着头。沈因辰也看到“斗争会”上,学校 的老师和校长四肢趴地背朝天被“斗争”,每个人的背上都站着一个红卫 兵,只有校长刘美德身上没有站人,因为刘美德正在怀孕,已经明显看得出 来。 

  1966 年 9 月,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到全国“革命大串连”去了, “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则到门头沟劳动。10 月初沈因辰回家一次拿粮票 和衣服,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沈乃章。十月底她结束劳动回家,父亲已经死 了。他们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房。 

  沈因辰在 1969 年春天到黑龙江农村插队。她的哥哥先于她去了山西的 一个小山村。1972 年,其他“知识青年”都设法离开了那个村子,只剩了 他一个。有一个到太谷县修电器的招工机会,他没能去。家里的事情当时是 很羞耻的事情,因为父亲“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了。哥哥觉得没有前 途,在 1972 年自杀了。 

  沈因辰在文革结束后考上了大学,后来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电脑工 程师。 

  沈士敏,女,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图书馆员,1966 年 8 月下旬,该校红 卫兵在操场上烧书,强迫沈士敏和其他一批老师围绕火堆跪着被火烧烤。沈 士敏当晚上吊自杀。她当时不到 50 岁。 

  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在崇文区,那是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暴力非常严重的 地区。 

  红卫兵运动一开始,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就开始对老师使用暴力。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的一天,该校红卫兵把学校图书馆的 “封资修”的书搬到学校大操场上,叫所有的“牛鬼蛇神”围着书堆跪成一 个圆圈。然后,他们就开始烧书,烤人。

  “封资修”是当时常用的革命术语,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 主义”三个词的缩略语。“牛鬼蛇神”是当时对文革的打击对象的笼统称 呼。 

  二十多个老师跪成一圈。中间书堆上火光熊熊,火焰向四外喷溅。 

  红卫兵站在老师们身后,逼迫老师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当时是炎夏 季节,人们都穿短袖衣服。所以这些老师的胳膊都被烤起大泡。 

  其他老师们,有的在教室楼里看到操场上的情景,不敢动一动,因为 这时候随便哪一个红卫兵,想叫谁就叫谁,都可以一声令下,把某个老师叫 到那个火堆边去。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那些红卫兵手里。 

  沈士敏是这二十多个被侮辱被打被烧烤的人中间的一个。她是图书馆 员,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多年。据说她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她回家 以后,疼痛难忍,又怕第二天继续被“批斗”,挨打,就在自己的家中上吊 自尽了。 

  沈士敏死的时候,不到 50 岁。她有一个儿子。 

  沈士敏自杀,不但是因为这一天遭受的暴虐摧残,而且是因为全北 京,全学校的暴力行为如此严重,在毛泽东和行政当局的大力支持下,这种 暴力迫害不见有希望改善。被“斗争”的人们,只有在继续遭受这样的侮辱 和虐待以及死亡之间作选择。 

  第十一中学的校长,被剪了头发,跪在高台上被“斗争”。罚跪和殴 打,那时候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第十一中学,1966 年夏天还有传达室的一个老工友被红卫兵打死 了。他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学校的老人们还记得这位工友的样子,想不起 来名字。 

  沈士敏死亡后,这个学校教高中语文的王老师,也是因为不能忍受红 卫兵地殴打和虐待,从学校教学楼五楼跳下身亡。 

  文革中,北京第十一中学有 8 个人被迫害死。 

  沈天觉,男,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1966 年时近 60 岁。毕业于北京协 和医科大学。1968 年春天被“隔离审查”。他遭到野蛮殴打,在 1968 年 4 月自杀。 

  陆军总医院现在名叫“北京军区总医院”,位于北京市区,东四十 条。当时院内有一排平房,被用来关人打人。他的同科同事刘浩(请读“刘 浩”)的妻子在那里看到几个强壮的士兵围绕沈天觉,把他的脸和脖子都打 肿了。后来,沈天觉还被故意推进大粪池一次,弄得满身污秽。  

  沈新儿,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1966 年被指控为“反动学生”。 他跳楼自杀,身体插入楼下的煤堆死亡。  

  沈耀林,男,天津人,居住在位于海河下游的天津市南郊区(现名津南 区)葛沽镇一街渡口胡同。 文革前曾制做经营财神爷像,被指控为“从事封 建迷信活动”。得知将被“揪斗”的消息后自杀。死亡时年约 40 岁。 

  沈元,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1957 年为北京大学历史 系学生时,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遭到攻击和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 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 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 1970 年 3 月 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 30 多岁。 

  沈知白,1904 年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主任,1968 年被指控 为“美国特务”,自杀身亡。 

  沈宗炎,男,浙江余姚人,1937 年生。西安交通大学 230 教研室实验 员。文革中被指控和一条“反动标语”案件有关,被关押审查。沈宗炎于 1968 年 12 月 31 日跳楼自杀身亡。31 岁。 

  盛章其,男,40 多岁,上海市敬业中学人事干部。在 1966 至 1967 年 间,被指控为“土匪”。一天被通知开大会,以为自己将被“斗争”,在学 校跳楼自杀身亡。  

  施济美,女,上海静安区七一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 开始后,从 1966 到 1968 年,施济美一直被“监督劳动”。1968 年“清理 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以后,施济美又面临“揪斗”。1968 年 5 月在家中上 吊自杀。一起自杀的还有同住的上海市育才中学语文老师林丽珍。  

  施济美毕业于东吴大学。1940 年代在上海当中学教员,同时从事文学 写作,发表小说和散文。1949 年后退出文坛。文革前她是七一中学教书教 得最好的老师之一。文革初期,首先被七一中学中共党支部定为“牛鬼蛇 神”,大字报上“揭发”她是“鸳鸯蝴蝶派”女作家。学生没有读过她的作 品就都认为她是写作“坏小说”的坏人。后来她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殴打侮 辱。从 1966 到 1968 年,施济美一直被 “监督劳动”。1968 年“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开始以后,学校里又要“揪斗”施济美。她上吊死在家里。和她 一起自杀的还有和同住的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 

  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辑集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的《虹影丛书》 中,收有施济美的《凤仪园》。 

  七一中学当时的学生说,文革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很多老师都挨过 打。一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红卫兵同学殴打。  

  除了施济美老师,同一时期七一中学还有一个校工被指控为“国民党 军警特人员”而自杀,姓名不详。   

  史青云,男,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在 1966 年 8 月被红卫 兵毒打后自杀。 

  1966 年 8 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红卫兵“斗争”该校校长史 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教导主任。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 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青云校长和另外两名学校领导。他们先被强迫跪在地 上挨打,后来又被强迫绕着学校操场爬行。红卫兵“规定”谁爬得满就打 谁。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能爬得较快,而史青云校长由于体型较胖 爬不快,遭到红卫兵更多毒打。 

  史青云校长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 纤维混在一起,分不开来。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他是文革 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打成重 伤。  

  施天锡,男, 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技术员。年轻,当过 “造反派”头头,一直“斗争”别的人。1971 年的“清查 516 运动”中, 他自己也被“审查”,上吊自杀。 

  水生生物研究所一共有 400 工作人员,文革中因为被“斗争”和“审 查”自杀了 4 个人。 

  石之琮,女,北京第三中学语文教师,在 1966 年夏天被“斗争”后投 龙潭湖自杀。 

  舒赛,女,54 岁,住北京大佛寺东街 19 号。由于在北京张贴反对林彪 的大字报,1966 年 12 月 7 日被逮捕,1971 年 5 月 24 日死于山西省隰县。 

  舒赛 1917 年生于湖北江陵,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1950 年代在 建筑工业部工作,1958 年被以“无理取闹”罪名开除党籍,撤职降级。 1960 年被开除公职,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教养”。1962 年因病保外 就医并提前释放。 

  在 1966 年 12 月 2 日夜晚,舒赛把她用金粉红纸写的反对林彪的大字 报,张贴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共产党北京市委、府右街、西单菜市场、 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宿舍、石景山钢铁厂、颐和园门口、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门口、西直门里、国务院接待室门口等处。第二天又张贴在东四人 民市场门口、北京火车站和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等处。 

  1966 年 12 月 7 日舒赛被捕。1969 年 10 月,北京的大批未决犯被转移 到山西,她也在其中。1971 年 5 月 24 日舒赛死于山西隰县。  

  以上资料来源与舒铁民、范慧的文章《一份迫害无辜者的审讯记 录》,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 年第 7 期。 

  引人注意的是,舒赛在北京被逮捕,但是到死还没有被判决。假如她 在别的地方,可能已经像林昭(1968,上海)、陆洪恩(1968,上海)、陆 兰秀(1970,苏州)、张志新(1975,辽宁)那样被判处了死刑。也许是因 为考虑到她在 1938 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许是因为北京的公检法已经有了 足够的死刑犯?也许是因为某个大权在手者一时留情?也许是当时判处死刑 的标准就含糊随意?以后能公开他们的档案的时候,可能会找到答案。 

  宋励吾,男,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归国 后写过教科书。1966 年 8 月被学生和助教等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满头窟 窿。当晚在家中用刮脸刀片割断血管自杀。死后,妻子和女儿被下放农村多 年。 

  苏廷武,男,北京第四中学数学教员,1966 年文革开始时他正被“借 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教书。1966 年被抄家和“斗争”后,和妻子汪含 英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苏渔溪,男,上海市敬业中学校长,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 多次“批斗”,他在学校食堂的一根毛竹上上吊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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