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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L6)-- 娄河东 娄瘦萍

  娄河东,男,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毕业于怀远二中,一九六二年 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当时叫皖南大学)。文革开始时他仍是学生。1967 年,安徽省的所谓“造反派”分成两个派,“好”派与“屁”派,并发生武 力冲突,他加入其中之一并担当一定的领导职务。后来他渐生退意。一次在 一个双方参加的大会上,他发言劝双方停止无谓的争斗,当他走下主席台 时,他同派中的一人用手枪对准其后脑将其打死。他当时约二十五岁左右, 已婚。不知道他的妻子后来怎样。打死他的凶手后来曾被带到蚌埠等地游 街,以后是否被法办不得而知。 

  娄瘦萍, 1904 年生,湖南中医学院解剖学教员。1938 毕业于湖南长 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 斗”。1967 年,他上中学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 出走被抓获,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 10 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 1968 年被逮捕, 1970 年被判刑 15 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1974 年 1 月,娄瘦萍 死在劳改营中,时年 70 岁。 

  等待了两年,在娄瘦萍医生的名字和故事第一次上了电脑网络之后, 我终于收到了一封电子信件,并与写信人通信通话,对他的遭遇有了进一步 的比较清楚的了解。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1998 年,我给一 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 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 来一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 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1999 年第四期上发 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 章,是在 1999 年的增刊 200 号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 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 当时已经是 67 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 15 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 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 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 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 15 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 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 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 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 25 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 25 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 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 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 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 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 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 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 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 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 “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 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收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 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 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 妹?”事情过去 30 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 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人们心 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 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 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 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 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 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 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 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 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 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 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 10 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 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 等待,等待网路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 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 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 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 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 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 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路杂 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 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 1999 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 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 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 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 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 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 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 了解。 

  娄瘦萍生于 1904 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 年 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 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 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 年 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 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 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 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 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 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 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 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 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 1979 年 8 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 还没有计算从 1957 年到 1979 年的 22 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 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 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 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 集团”。文革中,周小舟于 1966 年 12 月 26 日在广州自杀。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 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 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 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 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 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 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 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 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 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 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 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 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 年四川华西 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 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 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 经读了 7 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 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 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 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 评高了一级,在 1951 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 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 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 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 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 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 1966 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 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 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 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 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 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 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 1966 年 8 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 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 1966 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 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 1967 年逃离贵 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 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 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 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 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 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 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 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 死刑,娄玉方被判处 10 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 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 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 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 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 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 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 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 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 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 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 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 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 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 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 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 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 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 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 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 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 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 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 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 18 岁的娄玉方被判 10 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 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 1968 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 了两年之后,1970 年 9 月 27 日,他被判刑 15 年,罪名是“现行反革 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 投敌”。 

  1970 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 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 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 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 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 年 2 月到 11 月共十 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 万多名,逮捕了 284,800 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 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 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 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 马思聪在 1966 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 “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 1967 年 1 月 16 日偷渡 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1987 年在费城去世。 

  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 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 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 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 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 1971 年 7 月访问 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 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 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 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 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 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 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 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 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 就是周恩来总理。’”(页 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 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 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 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 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 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 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 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 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 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 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 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 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 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 20 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 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 年 9 月 27 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 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 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 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 “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 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 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 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 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 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 66 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 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 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 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 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 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 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1、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年;

      2、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 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 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 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 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 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 1 元 5 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 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 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 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 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 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 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 1 元 5 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 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 1960 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 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 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 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 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 18 岁。她被判刑 10 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 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 1990 年代毕 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 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 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 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 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 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 希望转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 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 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 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 害,说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另取一个名 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下面是署名“江雁”的文章《医学教授娄瘦平》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 涔澹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 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 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 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 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 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 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 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 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 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 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 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 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 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 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 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 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 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 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 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 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 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 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 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 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 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 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 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 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 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 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 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 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 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 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 送到关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 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 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 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 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 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 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 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 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 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 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 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 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 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 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 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 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 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 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 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 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 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 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 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 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 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 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 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 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

  (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 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 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 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 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 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 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 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 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 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 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 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 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 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 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 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 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 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 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 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

  “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 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 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 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 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 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 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 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 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 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 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 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 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 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 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 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 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 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 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 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 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 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 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 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 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 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 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 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 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 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 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 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 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 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 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 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 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 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 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 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原载《民主中国》1999 年 4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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