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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L2_Li7)

   李锦坡,男,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工友,年纪在 60 岁左右,1966 年 8 月下旬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 

  北京景山学校在北京市中心。(景山紧靠故宫,据说是由皇宫用剩的 煤渣堆积而成。)景山学校是一所特别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一贯制学 校,受到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特别重视。由于这所学校的性质和地理 位置,在这所学校里,也有特别多的高级干部子弟。 

  李景坡是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是看学校大门,所以学生都 认识他。文革前,学生都叫他“李大爷”。这也是文革前北京的中学和小学 里对老年校工的普遍的称呼。北京人讲究礼貌,在胡同里,邻居之间,常常 以“大爷”“大妈”称呼老人,这个称呼方法也延伸进学校。直到 1990 年 代笔者调查学校的文革死亡,问一位当年景山学校的学生是否校中有人被打 的时候,他脱口就说,“有。传达室的李大爷被打死了。” 

  事隔三十年后,这个当年的学生还是习惯性地叫他“李大爷”。但是 这个受访者当时不是红卫兵,没有参与打人。不知道当时打死李景坡的红卫 兵,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如何称呼他。这位受访者说,那时候听 说李景坡曾经在国民党时代的军队里服务,有过少校军衔,是“历史反革 命”,就把他打死。是否确实,不清楚,因为文革时代常常夸张被迫害对象 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迫害一个人的“正当理由”。  

  关于李景坡死于哪一天,另一名该校当时的学生说,这发生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不久,除了李景坡,同 时还有别的老师和干部被殴打。有一位老师叫吴寿鑫,被强迫跪在凳子上。 凳子上有钉子。吴寿鑫很有才华,但是为人不世故,加上他有所谓“家庭出 身不好”的“问题”,因此被红卫兵毒打。打吴寿鑫老师的时候,正下大 雨。 

  笔者查阅了气象记载。在 1966 年 8 月 22 日,北京有大雨。所以李景 坡之死,很可能发生在那一天或者后一天。在本网页上记载了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杨俊老师被打死,该校的人虽然记不得他死的日子,但是提到了那 天下大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 8 月 27 日被打 死,她们死前曾经被脸朝下按在操场沙坑的积水中。另一名被访者说,他看 到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学的校长被脸朝下推倒在操场上的一滩发绿的污水里, 有红卫兵在她的背上使劲用脚踩。--这些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同一时期, 和雨水相关。在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8 日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 后,8 月下旬,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走向最高潮,造成了大量和平居民的 被虐杀。 

  另外,也有一名当年的景山学校的学生说,景山学校红卫兵曾经在地 下室殴打老师,不知道被打的人中间是否有李景坡。后来进一步打到社会 上。有一天,她从公安医院走过(医院和学校很近),看到一辆卡车开出, 车上全是死尸,老头老太太,就这么晾着,一卡车可能有四五十人。她说, 两边的中学一定是动手打死这些人的主力。这两个学校就是景山学校和北京 第 65 中学。  

  笔者曾经访问一个 1966 年时的景山学校的红卫兵的成员。她说,她曾 经到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监狱参观,还记得那里的景象。她说,之所以去 第六中学参观,是因为景山学校的红卫兵在 1966 年夏天曾经被认为不够 “革命”“太温和”,为此,特地组织了一些成员到北京第六中学的校园监 狱参观学习“革命经验”。这位景山学校的前红卫兵说,在第六中学的校园 监狱里,她看到满地血迹斑斑。不但地上,墙上也有重重血迹。 

  当时的所谓“不够革命”,“太温和”,实际的意思是不够残暴。 1966 年夏天,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园里面打死了三个人,景山学校红卫兵在 校园里打死了一个人,相比之下,所以被算作“温和”。这样的关于“温 和”的说法,今天听起来是一种强烈的反讽,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正是一 个血腥时代的“写实”。 

  从这样的谴词造句方面的特色,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 以及人们的心态。笔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文革经历者用“我们那儿还好” 来描述他们的单位里的情况,然而当谈话继续深入的时候,就会知道所谓 “还好”,是有人自杀,是有人被关押,有人被打被侮辱,根本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还好”。之所以被认为是“还好”,仅仅是因为在文革时代,关于 残酷的标准是大大不同的。 

  景山学校现在是北京最难进入的“重点学校”之一,景山学校的很多 毕业生在社会中相当活跃。如果你们看到这篇文章,请你们想办法了解李景 坡的死亡日期。李景坡是作为“阶级敌人”被打死的,当时的媒体不会报道 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要消除户口(包括停止发放粮票)和停发工资,在学 校的人事档案中会有记录。如果你们可能看到这样的记录,请告诉笔者。谢 谢你们的帮助。 

  李济生,太原市教育局长,1966 年 9 月 11 日被“揪斗”,9 月 13 日 自杀。 

  李九莲,女,1946 年生,江西赣州人,1966 年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 生, 1968 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因为表达关于文革的不同看法,1977 年 12 月 14 日被判处死刑。1980年由胡耀邦作出批示后重新审查此案并予以平 反。  

  新华社记者戴煌在 1980 年调查了李九莲案件,阅读了她的全部案卷, 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 1998)书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简括起来,李九莲的经历如下: 

  文革前曾担任赣州第三中学学生共青团委宣传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 学“卫东彪”造反兵团副团长(“卫东彪”的意思是保卫毛泽东和林彪)。 1968 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1969 年在给男朋友的信中有对林彪的疑问, 被告发,她被抓起来。林彪死亡后,她在 1972 年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 内部矛盾处理”。多次申诉无结果。1974 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 要求平反,当地人组成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1975 年 5 月被兴国 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毛泽东死后,她在监狱中对华国峰逮捕 “四人帮”表示不满,还批评了邓小平一句话。因此,她被当作“恶毒攻击 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犯”被判死刑,1977 年 12 月 14 日被处死。 

  在文革时代,有“公安六条”,任何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所谓“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非议,都被当作“反革命罪行”遭到严厉镇压。严厉程度超过 了历代历朝以及别的国家。毛泽东死后,这样的原则继续延续。1977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发[1977]六号”文件中说:“对攻击毛主 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份子,要坚决镇压。”这 就是处死李九莲的依据。 

  在华国锋执政的时候,各地枪毙了一批与李九莲情况类似的人,据说 有 50 多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王申酉就是在这个文件下发两个月后 被枪决的。 

  戴煌把李九莲案件写在 1981 年 1 月的新华社《内参》上,胡耀邦作出 批示,使此案得以重新审查并平反。    这个案件的平反的最大意义是,在华国锋下台以后,这种对高层领导 人发表议论的普通人,不再被判处死刑。无论如何,对中国老百姓的基本人 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进步。尽管这进步的起点是那样低。因为 那起点是人权被践踏到极低点的文革。因为议论毛泽东或者他指定的“接班 人”就要遭到枪决的血腥政策,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华国锋时代。 

  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 年被“审查”,从该 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 年 6 月或者 7 月。 

  李良,男, 1918 年生,原名林曾同,是林则徐曾孙,天津市公安局三 处干部。1968 年李良被指控有“里通外国”等罪名,遭到“批斗”和酷刑 逼供。4 月 22 日在天津公检法系统“砸烂公检法”大会上被逮捕。1969 年 2 月 27 日死在狱中。文革后得到平反。  

  李明哲,北京地质学院讲师,1971 年在江西峡江地质学院“五七干 校”“清查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时,他在被关押期间逃走。在荒山中被发 现时尸体已腐烂。  

  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后改名为北京 154 中学)副校长, 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毒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在办公室的暖气管子上上吊 自杀。 

  李培英原来是第三女子中学的教导主任,1964 年调到新建的社会路中 学。她死后,第二天早上,来了汽车,把尸体往上抬。尸体血肉模糊。 

  该校当时的一名年轻老师说,当时学校的领导人和老教师都被挂牌子 “斗争”。牌子上有各人的名字,名字上打了大大的红叉子,像死刑犯一 样,牌子上还写着特务,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罪名。他 20 多岁,也 被“斗争”,牌子上写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苗子”。 

  他被拘留在学校中 50 多天。他戴过“高帽子”,上面还有穗子。每天 唱“牛鬼蛇神嚎歌”。有时整夜不让睡觉。还被匕首扎过。 

  在 1966 年 8 月,他看到李培英的尸体,还看到学校操场上有一个从外 面抓进来的妇女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听说那个妇女是 22 岁。 

  1966 年 9 月 16 日,全校老师去芦沟桥劳动。后面有红卫兵用木枪押 着。 

  后来,学校里的东西被打砸一空。有人编了顺口溜:社中社中,四壁 空空,四面透风。――不但图书都被烧了,窗户上的玻璃也都被砸了。 

  李丕济,1912 年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留学德国。“清理阶级队 伍”时被关在清华大学水利馆大楼中,1968 年 11 月 29 日跳楼自杀身死, 时年 57 岁。 

  李丕济曾经主编《水力学》教材,还为多座大型水库做过水工模型试 验。 

  张维教授被“斗争”的时候,李丕济曾去安慰他,说,“以刚,你不 会有事,想开点。”没有想到他自己后来自杀了。不知道他在被关的时候遭 受了什么。 

  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在李丕济之前,还有一位教授陈祖东自杀。 

  李丕济教授的死亡地点水利馆中,有重要的水利研究设备。1970 年军 代表迟群下令砸掉那里的实验设备,改为汽车厂装配车间。后来那里“造” 出了 10 辆汽车,汽车牌子命名为“727 牌”。 

  7 月 27 日是 1968 年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 华大学的日子。迟群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宣传科长。他们的“教育革命” 害死了李丕济这样的教授,破坏了科学研究用的设备,还用弄虚作假成本高 昂“造”出来的汽车来自欺欺人。 

  李平心,男,1907 年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6 年 6 月 15 日被中共上海市委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6 月 15 日在上海淮 海路家中开煤气自杀。 

  李平心是文革中上海最早被“打倒”的人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通知》在 1966 年 5 月 16 日发出,各省市立刻 开始行动,以“516 通知”的标准,在当地“揪出”一批人来。 

  1966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在万人大 会上,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名指控 8 名艺术家、作家、编辑、和 教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6 月 11 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标题 是“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 

  6 月 15 日,李平心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他当时住在淮海路妇女用品公 司楼上,是租的房子。 

  李平心曾经是共产党员,1927 年后离开共产党,但是他一直是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者,写有很多著述,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历史,并跟共产党 人有很多联系。1952 年的“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中,他受到批 判,他用斧子砍自己的头自杀,送到华东医院(当时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 未死。后来中共上海市委把他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 

  李平心的独生子李前伟在北京的外事部门工作,不在上海。得到父亲 的死讯,他向上级政工部门报告了。他们说:你可以回去,后果要你自己负 责。他的儿子因此没有回上海,以示和父亲“划清界限”。但是他后来还是 被赶出外事部门,虽然他是外国语专家,却被分配到北京 157 中学当了校 工。 

  半年以后,在万人大会上宣布李平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市 长曹荻秋,也被“打倒”了。曹荻秋曾经胸挂黑牌,被装在一辆卡车上,在 上海“游街”。 

  和李平心一起被“打倒”的 8 个人,后来都遭到了各种残酷的精神和 肉体的折磨,有的也被整死。 

  李其琛,男,1934 年生,广东梅县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讲师, 1952 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被指控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隔离审查”,遭到毒打和侮辱,身 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1968 年 12 月 8 日自杀身亡。时年 34 岁。 

  李秋野,男,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 1968 年自杀身亡。 

  关于大学领导人作为一个群体在文革中受到的血腥迫害,请参看“江 隆基”中第三节“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李泉华,北京地质学院三年级学生。1967 年 12 月,在成都军工 132 厂 (歼击机组装厂),两派组织发生冲突,一派组织守在楼里,另一派组织要进 楼去。僵持以后,外面的一派决定用火攻,里面的一派向外开枪。北京地质 学院“赴蓉援助团”的学生李泉华是支持攻楼的一派的,被楼里发出的子弹 打死。此后,这样的“武斗”在四川继续发生,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以及公 共财产的破坏。 

  在这类“武斗”中的死亡,和别的死亡很不相同。那些是“迫害”, 被害者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武斗”是两边对立,对骂对打。另外,被 “迫害”的人无处可逃,但是“武斗”不一定非要参加。也就是说,参加 “武斗”的人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有多少自由选择,也就要自己负多少 责任。但是,是文革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让他们“武斗”,同时得到了杀 别人和被别人杀的机会。两派竞相证明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和积极执行攻击 “阶级敌人”的指令,显然对于毛泽东实行推动文革有好处。文革给了这种 武斗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参与武斗而死亡者也是文革受难者。 

  李世白,男, 甘肃省永登县连城林场工作人员。曾是国民党执政时代 军人,1949 年向共产党“起义”。1958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 改”。1967 年 12 月 17 日被打死。打他的人伪称“与反革命份子搏斗保护 大桥”,成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1967 年 12 月 17 日永登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林场职工都去县城参 加庆祝大会。在林场“支左”的兰州 8110 部队某部三连副班长刘学保留在 林场,把李世白骗至池木哈大桥附近,用斧头砍和石头砸,致使李世白头皮 裂开,颅骨骨折。然后刘学保用雷管炸残自己左手,编造出“反革命炸桥” 和他与之搏斗的假案。  

  刘学保被树立为“舍生护桥”的“英雄战士”,成为中共九大代表, 被提拔为省军区党委委员。1968 年 4 月 24 日,《解放军报》头版发表长篇 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英雄战士刘学保》,以及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 报》第二天头版转载,号召“向英雄刘学保学习”。  

  文革后的调查证明此案系刘学保伪造。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85 年 7 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  

  李舜英,女,重庆长江航运分局南岸子弟学校校长,文革中多次被 “批斗”,被罚作重劳动背石头。“革命造反派”认为她走慢了,推搡她, 把她推倒。她在跌倒时被石头砸坏腰椎和腿骨,以致高位瘫痪,在 1968 年 夏天亡故。 

  李铁民,男,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李文,女,约 35 岁,上海市岳阳路小学(1972 年合并为建襄小学)语 文教师,文革开始后在学校里被“批斗”得很厉害,同时又受到家(静安公 寓)一带一些里弄干部的侮辱,李文于 1966、67 年间在学校的“牛棚”中 上吊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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