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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L2_Li6)

   李景文,男,40 岁左右,上海市五七中学语文教师。李景文原来是复 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1960 年代初被调往上海市复兴中学教语文。1968 年 “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被“审查”的对象。同年被调往新建的“五七中 学”。1976 年 9 月 9 日电台广播毛泽东死亡后,他在晚餐时喝酒,被指控 为“对毛主席去世感到高兴”。他在文革结束的几天之前自杀身亡。  

  李敬仪,女,1966 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 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3 日晚,从家里被拉到校中“斗争会”上,遭殴打 和“游街”。在“斗争”过程中身亡,时年 53 岁。她的丈夫吴天石同时被 “斗争”致死。 

  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敬仪和吴天石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 上被打死的两个教育工作者。 

  1,文革不接受投降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 中国最早兴办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 1949 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人换成了共产党人,学校也改换了名字。吴天石 是资深共产党员,长期在教育界工作,1966 年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 这个文件被叫做“516 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 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 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 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毛泽东 亲自圈定了名单,清洗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这五个“界”。北京 的中央大报点名批判一批人。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指定了一批人,作为文革重点打击对 象。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在每一层 每一个单位都要找出打击对象予以严酷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于 层层处处都有打击对象而全面发动起来的。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开始 被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而教育界是“516 通知”中说 明要“夺权”的五“界”之一。 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 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 年出 版。这本书这时被指为“毒草”。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 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 判”。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的领导人,出版过书的人也很少,写这本书也 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中央”的压力,所 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当时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做 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斗争”,文革后“平反”的时候,不同阶 段的受害者们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回避说明在文革开始阶段他们怎么迫 害了别人。 

  吴天石夫妇之死,虽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见记录,但是因为吴天石夫妇 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老百姓对此也有解释。有人说,吴天石 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 化修养比较低的人整倒。有人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 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据 1966 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 纪念》(《新华日报》,1986 年 8 月 3 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 “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谈谈我国古 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 之一炬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 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 1966 年 4 月 14 日郭沫 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 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 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 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 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这一讲话发表在 1966 年 5 月 5 日的 《人民日报》上。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内部”是怎么 和郭沫若谈的,怎么要求郭沫若这样做的,至今还没有人说出。明显的是, 郭沫若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后,好象就“过关”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仅有的 一个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 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 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 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前海西街的描梁画栋且有大花园的大房子,原 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 若。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全 部烧掉”,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服从共产党中央的指 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却不被准许这样作。只有郭沫 若可以这样“检讨过关”,别的人则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于是,吴天石被 停职,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点名批判。 

  在文革后的这篇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 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 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 陈 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 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运作方式。 

  事实上,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 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 抗。从最开始,“彭罗陆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还有千 千万万被“批斗”的人都检讨了。如果把文革时代人们写的“检讨”堆在一 起,不知道会有多大的一座山。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他 们的“检讨”停止。他们依然和吴天石一样,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 性的“斗争”,其中很多人像李敬仪吴天石一样被当场斗死。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 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 文革的打击对象,不管他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 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严酷。 

  为什么这样?对文革的这一特点,只能解释成,打击这些人,不但是 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层层设立打击目标和不准投降的穷追猛 打的做法,可以用来发动文革运动并且建立文革的无上权威,所以被实施于 文革的整个过程中。

   2,死于暴力“斗争会” 

  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指示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该校领导人的 大字报,从此开始发动学生攻击文革对象。大中学校停课。大批“工作组” 被派到各学校。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揭发批判”教师和干部,并且宣布 一批人“停职反省”并准备“处理”他们。暴力攻击也在这时发生了。 

  但是,在理论上,工作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斗争”文革对象。 1966 年 6 月 20 日,当时领导文革的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 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 止“乱斗”。 

  1966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 下令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学,在万人大会上当众拥 抱了当着他们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江青还在中学生集会上 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 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 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 1966 年 8 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象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 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暴力性“斗争”。 

  1966 年 8 月 3 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 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架着走,吴天石的 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 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 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 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 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 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 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 

  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 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 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 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 8 月 5 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 53 岁和 56 岁,并不很老。他们在 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 多么严重。 

  李敬仪和吴天石 16 岁的儿子在家中看着他们被拖走,从此就再也没有 回家。他的另一个儿子在乡下劳动,班主任去告诉他家中的事情,他听说了 以后,很久呆立在田野上,没有任何反应。那年他 14 岁。 

  在吴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 兵“批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当时 50 岁,已经 在这所中学工作了 17 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 者。也就在那一天,1966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撤销了刘少 奇在 6 月间要求“制止乱斗”的通知。 

  就这样,在 1966 年 8 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 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 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 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 

  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 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 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 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 较抽象的词,到那时,1966 年 8 月初,变成了一种普遍使用的在群众集会 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 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 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 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 “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 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 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 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 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 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 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 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 都是伴随着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 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 1966 年 8 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 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1966 年 8 月 4 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 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 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1966 年 8 月 11 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过程中昏 厥倒地死亡。教师黎仲明、熊化奇和校医周天柱三人被折磨殴打致死,教师 何基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 

  1966 年 8 月 19 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 “斗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 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 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3,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李敬仪吴天石被打死 

  1996 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 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他们夫妇的死亡有关的事情。 

  1966 年 8 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 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 有 16 条,1966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 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 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 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 页)。 

  从江渭清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 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 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 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 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 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 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不像江渭 清,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面制 止暴力。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 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8 月 3 日所发生的行动,一直被称为“革命行 动”。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 年 8 月 26 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 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 

  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 颐也在“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而死亡。南京第 13 中学有两 名教师,韩康和夏忠谋,被活活打死。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 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王金。根据 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1966 年夏天,北京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打死。 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种打死人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 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 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 年 8 月 3 日的 “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 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 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 一。8 月 3 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 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 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 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 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 强化 8 月 3 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 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 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 

  一位受访者说,1999 年,南京大学外文系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教师,在 苏州突然暴死,尸体在室内一周无人发现,以致腐臭,死时年纪不到 60 岁。他的在校学生都为此深感遗憾。但是学校中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传说,这 是报应。当年打死吴天石夫妇,这个人很积极。文革后他也没有为此受惩 罚,但是老天还是要算账的。哪怕是 33 年之后。 

  显然,这样的说法表明了说话者心里的道德判断和惩恶愿望,却不见 得是事实,因为与此有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作恶者,并没有受到报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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