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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H2)

  何光汉,男,北京第五中学俄语教员。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遭到“审查”,自杀身亡。他的“问题”是:学生时代去过台湾一次,有个 舅舅住在台湾。 

  何汉成,男,七十多岁,住在北京第六中学附近绒线胡同居民,有私 人房产。1966 年 8 月下旬被抓进六中校园内的“牛鬼蛇神劳改所”,在其中被打死。

     “牛鬼蛇神劳改所”原来是北京第六中学的音乐教室小院,1966 年 8 月红卫兵把它建成一座监狱。他们在屋顶上设有瞭望哨和强光灯,还在监狱 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还醮了受害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字。 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 1966 年 11 月 19 日才解散。有十多名该校教 职员始终被关在那个红卫兵监狱里。 

  何汉成当时已经有 70 岁。何家在六中附近的绒线胡同有房产。因为有 房产,那一段时间何家被打死了三四个人。何汉成被带到六中“劳改所” 后,红卫兵要他交出枪和金条,他说没有。红卫兵就用铜头皮带“邦邦”地 打他,打了几个小时。当天晚上,何汉成被关在那里。第二天早上,关在那 里的第六中学的老师们醒来后,发现何汉成已经死了。一个副校长说,半夜 里听到何汉成哼哼了几声。  

  何慧,女,40 岁左右,新华社工作人员。文革开始后,何慧和她的丈 夫陈正清被“斗争”。陈正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1966 年 8 月 27 日夜里, 何慧和陈正清一起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何基,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 年 8 月 11 日,在江西师范学院 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遭到残酷折磨和侮辱。当晚他自杀身亡。死时 50 岁左右。该校当天另有三人在“游斗”过程中被折磨殴打而死亡。请参 看“熊光奇”。 

  何洁夫,男,1916 年生,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他的妻子高无际是北京 农业大学会计。1966 年夏天,何洁夫和高无际及两个孩子被“遣返”到广 西玉林专区容县杨梅公社成美大队(人民公社解散后,该地改名为杨梅区绿 荫村)。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在该公社的“斗争会”上被木棒活活 打死。和他一起被打死的还有当地的“四类分子”二三十人。他的妻子和两 个孩子看到他被打死,精神受到极深刺激。 

  所谓“遣返”,是文革中用来指代用暴力驱逐城市居民到农村去的行 动的特别术语。何洁夫之死,始于“遣返”。  

  何洁夫是广西人,他大学毕业后,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做事,张学良手 下的将军何柱国,是他的本家亲戚。何洁夫的妻子高无际是北京人,1940 年代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1957 年,高无际被划为“右派份子”,遭到 降级降薪的处分,每月工资由原来的 80 多元降到 60 多元。  

  1966 年 8 月,何洁夫和高无际,一个被攻击为“历史反革命”,一个 是“右派份子”。他们夫妇被列入“遣返”名单之中。  

  被“遣返”前,红卫兵学生抄了何洁夫、高无际的家,拿走他们的东 西。其中有一套高无际当学生时候用过的制图工具,有圆规等等,因为是德 国造的,也被当作“四旧”抄走。1980 年,文革被否定,赔偿抄家损失, 何洁夫已经死亡,给了高无际 50 元钱。 

  何洁夫一家在 1966 年 9 月离开北京。他们被驱逐的时候,农业大学的 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真已经一起自杀,时间是 9 月 1 日。他们的同楼邻 居吴维均家的保姆吴爱珠也已经在 8 月 25 日自杀。北京农业大学当局给了 何洁夫和高无际两个月的工资,一共 200 多块钱,就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他 们的两个孩子,13 岁的男孩何平,17 岁的女孩何韦,也都被强迫随父母一 起离开。 

  据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记载,1966 年夏天该校有 69 个人被强制遣送回 乡。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所以,除了何洁夫和高无际,我们还不知道其他 人的命运,不知道他们是否活着到了遣返地,不知道他们是否活过了文革。 

  当时制定遣返名单的,是北京农业大学的中共党委和红卫兵组织。 “遣返”这一大政策是文革的最高领导者制订的,下面的人则决定了具体名 单。北京农业大学决定把何洁夫全家强行“遣返”的人,听到何洁夫在老家 被活活打死,不知道是否有过歉疚心情。也许是因为没有机会说出心里的愧 疚,也许是根本没有感到歉意。至今很多作了坏事的人,都用“我们跟随毛 主席革命”来作理由。 

  在去广西的火车上,何洁夫一家被正在“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 是“遣返人员”后,在车厢里被“斗争”。侥幸的是,他们没有在路上被打 死。当时有一些被“遣返”的人,在北京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就被打死了。 

  何洁夫夫妇和孩子到广西容县后,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不收他们。从生 产队的立场来看,这样作也是有理由的。他们的到来意味着要分享那里的土 地和口粮,何况他们是“四类份子”。当时人民公社控制农村的一切资源。 如果人民公社不接受他们,他们就不可能有生活来源。后来,要何洁夫一家 交出一笔钱,才可以“入队”。他们一家拼死劳动,给人挑石头,挑土方, 等等,终于凑出钱来。何洁夫还给村子里的人理发,村民会给他一把米或者 一个鸡蛋作报酬。他们家从来都吃不饱饭。 

  何洁夫一家刚到广西时,那里还不像北京那样暴力化,因为广西比北 京的文革要慢一拍。在 1966 年 8 月,北京的红卫兵杀害了数千人,这是中 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暴行。这样的杀戮推广到各地,需要一点时间。北 京领头,全国跟上。刚到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斗争”他们。后来越来越厉 害,何洁夫被“揪斗”了数次,直到最后一次被打死在“斗争会”上。 

  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所在的人民公社召开“斗争大会”。有二 三十个人在台子上被“斗争”。何洁夫的妻子和孩子在台下,看到台上的 “造反派”用木棒打人。何洁夫被打死后,他的孩子何平和何韦被叫去收 尸。男孩子 14 岁,女孩子 18 岁,他们两个抬不动父亲的尸体。又有两个人 被叫来,把何洁夫的尸体抬走。 

  这两个帮助抬尸体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何厚伯,是何家中和何洁夫同 辈的兄弟,是“地主成分”。何厚业看到那天被“斗争”的二三十人躺在地 上,大部分已经死了,少数人奄奄一息。他想到自己的前景,怕是一样的下 场,就用绳子把自己的手捆住,投河自杀了。捆住自己的手,是因为他会游 水,怕不沉,所以就这样做了。 

  笔者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中查到,1967 年 11 月,容县民兵打死了 69 个 “地富份子”和其他的人。 

  另外,据《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记载:1967 年 11 月中 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 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 后,全县有 738 人无辜被打死。 

  这两个数字相差很大,而且,都没有死者的名单,也没有描写他们的 死亡经过。因为没有名单,我们就无从直到何洁夫是否被统计在内。但是应 该说,广西出版的地方志,对文革的记载多于别处。 

  终于,在毛泽东死去两年后,情况有了松动。邓小平和胡耀邦给大量 的受害者“平反”了。1978 年底,高无际回到了北京。1979 年,他们的女 儿何委回到了北京。1981 年,他们的儿子何平也回到了北京。大学补发了 他们的工资。高无际在 1996 年去世。她去世前,一直不愉快,总是想起以 前的事情,总是生气。没有什么可以责备高无际的。受害者们经历了这样的 残酷和苦难,而且从来也没有机会诉说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心理创伤,很难 得到治疗。 

  何洁夫和他的家庭的遭遇不是孤立的。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近十 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 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和在校园暴力 中受难的老师一样,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被排除在关于关于文革的记载 的架构之外。 

  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道或者记 载。但是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的“第四号通令”,可以了解 到这一迫害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 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 7 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 给出路”。这一节写道: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发布。 

  “第四号通令”发表两天之后,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在那天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发表的照片上,他们袖章上的“纠察队”字样十分清晰鲜明。这样的行动和这样的照片,无疑都是体现了最高当局对“西纠”的大力支持。 

  尽管红卫兵只是中学生,但是在当时,他们的“通令”就象政府的法 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

  “第四号通令”发布之时,北京的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 在各处砸毁焚烧文物,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8 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 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 不记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

  “第四号通令”制定了对那些被抄家但是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 法。当时正在疯狂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 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 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 

  这十万人要么离开,要么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 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离开北京和不离 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区别。再说,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北京的红卫兵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包括抄 家,打这六类人,没收财产,注销户口,处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以及 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 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 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 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 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 

  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 1966 年 8 月 29 日,北京第八 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这样一个被“遣返”的老 年女人。1966 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 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 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 有些人活了下来。他们在红卫兵的棍棒下离开,后来,打人情形比较缓和的 时候,1966 年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进行所谓“上访”,就是 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国务院群众来访 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附近),申诉他们的问题,说明按照当时的 “政策”,他们也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试图回京。他们没有地方住, 也没有钱,只好在火车站过夜。 

  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 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 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 部” “第四号通令”列出的“黑六类”详细。这十类人照录如下:

       (一)坚持发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 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确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逐对象范围之广,包括了原来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的资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右派份子”,包括了“家属”,等等。当时大量的“小业主”也都被当作 “资本家”驱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线含糊。 “表现不好” 是弹性很大 的词语。当时社会上的别的人竞相显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宁左勿右, 怎么会承认这些人“表现好”?另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讲,这些人被强迫 离开后,他们的住房已经被别人占据,那些占据他们住房的人不希望他们可 以返回。 

  后来,这些人中有的继续上诉,因为他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出 路”。但是,在 1968 年和 1973 年,这些人的行为被称为“翻文化大革命的 案”“犯案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的行动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受到新的残 酷打击。 

  住在北京东单的一户姓阎的人家,1966 年时家长是工人,在工厂做 事,他们的“成分”在五十年代被划成是“小业主”,因为他们有 400 块钱 的资本在一家出租小人书的店里。1966 年 8 月他们被抄家,被“斗争”, 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到山东农村。他们多次“上访”,无效。在农村 12 年,他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苦难,不但有歧视和迫害,还有基本的物质生活 条件方面的折磨。他们一家在 1978 年回到北京。他们在八十年代又不被准 许参加“工商联”,因为他们的资本太少,不够资格。他们的邻居只有 90 块钱资本,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对待,也被驱逐出北京。他们没有抵抗就顺 从地离开了,因为他们如果赖着不走,他们的下场只可能更坏:不但不可能 赖下,而且可能被立即打死。 

  毛泽东死后两年,1978 年,被遣返的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回到北京要求 “落实政策”。他们无处居住,就在郊外空地上搭棚子住下。北京的市民没 有去关心他们的事情。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十康吾到过那里。他被错当 成是“中央派来的人”。人们把他包围起来,哀求他准许他们回到北京居 住。他们不知道他是一个外国记者,不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人。他们的命运 掌握在有权力的中国当局手中。邓小平和胡耀邦改变了文革政策,这些人最 后都得到准许回到北京。但是,不允许他们追究是谁造成了这场灾难,谁应 该承担罪责。 

  何洁夫是被驱逐者中永远不可能回来的一个。他是被驱逐的十万北京 居民中的一个,十万分之一。 

  何慎言,女,北京第四女子中学教员,在教室黑板上把毛泽东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被 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她被“斗争”后自杀。 

  何思敬,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委员,教授,1968 年 4 月在校中 被打致死。时年 72 岁。 

  像其他大学一样,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有一批人死于暴力迫害。 

  关于何思敬之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炼在她的书中写道:何思敬教 授“被一群丧失理智的疯子肆意侮辱和殴打,在洗脸房里批斗。他们围成一 圈,把何老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老人患高血压症,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在推 搡殴打中脚步不稳,一下撞在水泥池边沿上,当时眼镜撞碎,眼珠突出眼 眶,血流不止,不久即因脑溢血去世了。” (《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 之的二十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南宁,1998 年,第 234 页) 

  刘炼自己和她的丈夫何干之,在同一时期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他 们的遭遇以及他们目睹的人民大学里的暴行,在书里有具体清楚的描述。 

  何思敬是资深共产党人,他的子女也有很高的地位。可能是因为这个 原因,他的死亡被报告到上面。在《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244 页)中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    (1968 年)7 月 10 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委员、法律系和哲学系 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何思敬被打致死的报告上批告公安部长谢富治:“这类 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北 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案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 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私捕私讯,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问,决非 善策。” 

  实际上,“群众组织”“私捕私讯,打人致死”,是从 1966 年 8 月开 始的。在北京,文革中最严重的“私捕私讯,打人致死”是 1966 年 8 月红 卫兵杀害教师以及居民。但是当时周恩来并未作任何这样的批示。从周恩来 的这个 1968 年的批示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况到 1968 年还在“建议”解决的 阶段。事实上,这样的暴行已经连续产生两年了。 

  周恩来所建议的追查此类案件的“专门机构”,并没有成立。在周恩 来写这个批示几个星期后,毛泽东派“工宣队”到各学校。“工宣队”领导 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候,他们把“群众组织”实行的暴力迫害更 加制度化、正式化和系统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死人 最多的一个“运动”。     何无奇,男,40 岁,上海民族乐团指挥,副团长。何无奇毕业于上 海艺术专科学校。文革初期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多次被“批斗”。“清 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 年 4 月,他被关进“牛棚”里“隔离审查”, 长期遭到毒打。1968 年 7 月 18 日深夜,他逃出“牛棚”,在被追赶的情况 下冲上铁路被火车碾死。他留下妻子和两个尚在读书的孩子。 

  何无奇的哥哥何慧众也是在 40 岁的时候受迫害而死的。何慧众毕业于 西南联大,在上海市第 67 中学教数学。1958 年因有“历史问题”(在学校 读书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被送往甘肃定西“劳动教养”。当时正逢大饥饿 时期。1960 年,家属接到通知说何慧众在劳改农场因病死亡。家属一直想 不通,一个健康高大的人,怎么会不到两年就死去了。后来从“劳教农场” 回来的幸存者那里,才知道他是被饿死的。何慧众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最 小的男孩才四岁。他的妻子不仅陷入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文革中,因死去 的丈夫的“问题”再遭迫害,家里因此被抄家。  

  贺小秋,女,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1966 届学生,因为对父亲遭到迫害 不服,自己也遭到攻击,1968 年 4 月自杀。当时年龄应为 25 岁左右。 

  贺小秋的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作曲家。文革一开始, 1966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海市长 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名指控 8 名艺术家、作家、编辑、和教授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是其中之一。贺绿汀也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 判攻击。教育界和艺术界都是文革规划好的重点打击对象,贺绿汀身为音乐 家以及大学校长,身兼二罪,在劫难逃。 

  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贺绿汀进而遭到肉体攻击和折磨。1966 年 9 月 16 日,贺绿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该校红卫兵绑架到学校。贺绿汀被一块黑布 蒙住头,被皮带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烂,与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 也被逼在墙角打得满身是伤。这一群人打过以后,另一群人围上来,将他们 分别绑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们的家被抄,家里的东西都被砸碎。文革 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乐学院发生了 17 起所谓“非正常死亡”。这些 死亡就发生在这样的暴力虐待的基础上。 

  1968 年 3 月 21 日,贺绿汀被上海当局关进正式监狱。他被关了 5 年, 1973 年才被释放。在这期间,他多次被押到“斗争大会”上遭到“斗 争”,其中包括在电视上被“斗争”。“斗争会”开到了电视上,也算是上 海对高科技的特别使用,尽管当时私人很少人有电视机,在上海之外的地方 也没有电视节目播送。 

  贺绿汀被逮捕后,贺绿汀的女儿贺小秋被指控“为贺绿汀翻案”。她 没有按照文革所要求的那样和父亲“划清界限”,这是当时所有父母遭到 “斗争”的年轻人都必须作的。她为父亲所遭受的折磨和监禁表示了不同意 的看法。那时候所谓“翻案”,仅仅就是不服判决,但是却可以被看作“现 行反革命”行为。学校里准备“批斗”她,她开煤气自杀,死在厨房里面。 

  文革后有人写文章说,贺绿汀在 1973 年被释放,是因为他的哥哥上京 见到了毛泽东。他家和毛泽东一样是湖南人,也很早就投入共产党活动。贺 绿汀的哥哥在早年就认识毛泽东。1973 年他的哥哥到北京,通过特殊关系 见到了毛。这个关系是当时很红的给毛泽东当翻译的王海容女士,王海容也 是毛的湖南老同乡的后代。贺绿汀的哥哥向毛泽东提到贺绿汀,于是贺绿汀 从监狱里被释放了。 

  读这样的故事一方面让人了解这些名人的秘密轶事,另一方面也使有 一点头脑思考的人脊背发凉:有特别“关系”的人能得到的就是如此“不杀 之恩”,没有“关系”的人呢? 

  贺绿汀由毛泽东同意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女儿贺小秋已经死亡 6 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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