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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G3)-- 顾文选

  顾文选,男,1934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处死。顾文选活了36岁。

  顾文选在1970年3月5日被杀害。 顾文选被害时,正值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文革中,对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犯”,都“立即执行”。“立即执行”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不准上诉。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帝时代,判处死刑,都允许申诉并要经过上级司法机关的批准。文革的死刑判处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即使中国当局允许阅读文革时代的文献记录(实际上是不准阅读),我们也不可能看到顾文选的上诉书,不能看到顾文选对自己的案件的说法和对自己的生命的辩护。 顾文选也没有能留下遗言。在文革时代,监狱当局不会让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写下遗书并予以保留。也不允许被判死刑的人在公众前讲话。文革后被揭露出来的是,被判了死刑的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被押往“公审大会”会场的时候,先被切断了喉管。这样的措施,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准他们发表他们的声音。说都不允许,写则更不允许。 顾文选在大学生时代就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他没有结婚,也就不可能找到他的妻子儿女以了解他的死亡经过和他的生平往事。在笔者书写“文革受难者列传”诸篇的时候,一般来说,对受难者,都曾经采访过和死者曾经相识的人,如死者的同事和朋友,可能的时候,都尽量访问过受难者的家属。家属对受难者的死亡年代和死亡情况一般记得最为清楚,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也都愿意为历史写作提供资料。然而,非常遗憾,对顾文选,从来未能得到任何机会这样作。

  关于顾文选,笔者只是从力所能及的文字资料里,搜寻到了一些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这些文字记载非常简略,有些最初就根本不是为他而写的,只是从有关别人的文字记录中找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简直就象从考古者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些残破的竹简。通过这些竹简似的材料研究顾文选,简直就象在研究古代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在文革文献资料不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文革人物有时就变得像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对于收集到的为数甚少的文字记载中的人和事,笔者都作了尽可能作了进一步的材料搜寻,加以尽可能清楚的说明和解释。这样作“案例研究”的方法,也像是在作古代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但是由于材料封锁,不得已而用于研究其实还只是40年远的历史。

  笔者发现的关于顾文选的这些文字记载,仅仅体现他的一生的几个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些关键片断。因此,通过这些这些片断,能拼装出他的经历的一个大轮廓,使我们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角度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 尽管关于顾文选的生平,只能了解到他的生命轮廓的粗线条,这些线条和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变紧紧纠结在一起。在顾文选这一案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的几次所谓“政治运动”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这种个人遭遇和“革命”历史的紧密关系,使得觉察和认识到这种关系的人不能不感到震动与悲愤。 以下是笔者找到的关于顾文选的文字记载。这些片断,在时间上是反向排列的,这是一个逆时间的回溯。

  片断I∶

  这是一份“通知”。首页上半部分印了两段“最高指示”--当时把毛泽东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这两段“最高指示”都是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巩固革命专政“的。凡是公文,甚至个人的通信,都以毛泽东的语录开始,是文革时期的特别的行文体例,在文革中盛行了至少五年。 首页的下半部分,是通知的全文∶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份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通知中,顾文选的名字列于五十五人之首。他的“罪行”也被编号列为五十五人中的第一号。 关于顾文选的“反革命罪行”,材料里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1, 关于顾文选的判决和死亡日期

  笔者没有能找到顾文选的死刑判决书。这份材料发放二十天以后,顾文选被判处死刑。他是1970年3月5日被处死的。因为时间如此靠近,所以他的判决书里,不可能与这份材料有不同的内容,这份材料的内容应该就是判决书的内容。虽然没有找到他的死刑判决书,却能知道他被处死的日子,是因为他和遇罗克一起被处决,遇罗克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 至于遇罗克是什么时候被判处死刑的,现在不得而知。遇罗克被平反后,他的家人收到了遇罗克的平反书,那上面未写他是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的。遇罗克的平反书上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份“再审判决书”上,说遇罗克是1968年1月被判处死刑,其实,他是在1968年1月5日被逮捕的。他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法院弄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疏忽,弄错了判决的日子。也可能是确实在抓他的当月就判了死刑,但是没有“立即执行”。当然也可能是在1979年他们找不到当时的判决书,就把他被捕的日子当作了被处死的日子写在纸上。 遇罗克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他的家人记得他在1979年3月5日被杀害。这样我们才知道了顾文选被害的日子。

  2, 顾文选被处死的时代背景∶“一打三反运动”

  1970年判决了一大批人的死刑,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一个缩略语,是指“打击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是一个“运动”。所谓文革,主要是由一系列的“运动”所组成的。 死刑本来是应该按照罪行依据法律来判决的,但是文革时是由文革领导人发动的“运动”来进行的。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1970〕4号”文件。

  《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之前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这一《指示》,与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的1970年5号和6号文件)相结合,统称为“一打三反”。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迫害人的形式与1968-1969年之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有所不同。那一次主要是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作的,在各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专案组”和“牛棚”,后者是指建立在各单位里的牢房。“一打三反”则主要通过国家的“专政机关”来执行。“一打三反”前,就有一批人被逮捕与被杀害。比如,林昭在1968年5月在上海被枪决。(见“林昭”)笔者调查中的另一个案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经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有些话,也就是说,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也被当作“反革命言论”,而且,更进一步,用这些话就判了他死刑。陆洪恩在1968年4月28日被枪决。“一打三反”,是在被捕与枪决的人数方面,大大提高了规模。这是一个专题运动,“打”是主题中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并且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判处死刑。

  就北京市来说,在1987年编辑的内部印出的《北京文革‘大事记’》中,摘录了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认真执行政策深入开展“一打”运动的情况报告》。其中说∶ “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市又查出叛徒、特务、反、坏份子4823名,其中6月以后查出的约占四分之三;清查出外地流窜来京的反、坏份子934名,其中6月以后查出的占三分之二。同时,破获反革命和较大的刑事犯罪案件3138起,破获一批通敌叛国、阴谋暴乱的大案要案,抓获了一批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案件下滑,凶杀、抢劫、纵火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减少。” 读这一报告,需要注意到,在“一打三反”中被“查出”的这4823名北京本地人和934名外地人,是在刚刚过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揪”出了8万多“阶级敌人”的基础上(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11月的报告),又追加上的。 顾文选就是“一打三反”中被处决的一个“反革命”。

  和顾文选一起列为“同案”的周鸿东,笔者未能发现任何关于他的经历和背景的记载,也未能找到知道他的人。希望读者中的知晓者能够提供。

  3,当时判处死刑的程序

  当时判决死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北京市,早在1967年2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前,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就发布布告∶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牟立善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任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当时正是所谓“一月夺权”的时候,文革后还有人认为那时“群众”真的可以“夺权”,其实最有实权的“专政机关”,连表面上的“群众”夺权也没有过。到1970年,“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一统管制“公检法”三个部门。

  司法系统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是人类社会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和进步之一。可是在文革时代,这三家不但都被“军管“了,而且,从这个名称也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三者已经合而为一。“公检法”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三个独立的单位。

  在民主社会,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独立,这是建立在权力的分工和互相制衡的原则上的。在文革前的中国,就整个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存在“独立”的司法系统。但是,在司法系统中,在机构设置上,这“公检法”三者还是三家,分别称为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不是一家。到了文革,三家公然合并成了一家,“公检法”成了一个词。这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贯彻的结果。在1968年,毛泽东发动所谓“造反派”夺权,然后他决定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他不但制定了名称,还规定了这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形式。

  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在文革后,仍然有相当一些人还在肯定文革反对“官僚制度“的正面贡献。其实,一方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强调过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官僚主义”,更没有在文革中致力于采取有关的措施让人民少受官僚主义之苦,另外,他所说的“打破重叠的行政机”,听起来好象有道理,实际上作了的,是取消了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分开并且独立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结果,是取消了审判方面的法律程序,在制造对人的迫害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提高效率啊。

  文革前,法院张贴死刑布告或者一般徒刑的布告,布告上都写明审判员或者法院院长的名字。这多少也是一种文革后才开始说的所谓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另外也多少体现了法院院长的责任。但是在宣判顾文选的时候,不但公检法合并为一,而且“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一个集体名词,不署个人的姓名。这种大名词,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得被判刑者面对一个集团,无处可以对话申诉,又使判决他人死刑者更加高高在上,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就更能杀人惩罚人,无所顾忌。

  文革前,判处死刑,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但是在“一打三反”中,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确说明∶“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这样的做法在“一打三反”之前就实行了,在“一打三反”中更加体系化。法律的这一程序方面的改变,是一项很重大的改变。司法系统就在这种改变中被进一步“一元化”了,而且,就以这样不正式的方式宣布出来。

  上文写到的在1967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传新,后来称为“军管会”的第一号人物,执掌北京公安局工作,一直到毛泽东死去和“四人帮”被关押。刘原为南京军区某部军副政委,掌管北京的“公检法”长达十年。直接受过他的迫害的人的数字,十分巨大。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谭宗级的文章《“五一六通知”评析》说∶“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见《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21)笔者曾经询问谭宗级教授这个数字的出处,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谭宗级教授说,这是从中央文件里引用的,可靠的。他在中央党校这样的高层机构工作,能够看到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加之中共中央不会夸大这样的可能损害共产党形象的数字,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只会少、不会多的数字。

  死于冤狱的就有9,804人,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那么还有进过监狱不死的人,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刘传新作恶之多,由此可见。另外,据说他不但大量抓捕北京人,而且把文革前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也大批关押和送到农村劳动,有几千人之多。

  1976年毛泽东死去以及“四人帮”随之被逮捕,中国的上层权力拥有者发生了大变化。在文革中被刘传新关押迫害过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权力位置上。1977 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公安局长的职务。他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的院落里受“审查”。1977年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开“声讨刘传新大会”的通知。半夜里,他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刘传新自杀,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失势,也很可能是由于惧怕他用于别人身上的残酷做法,在那些人恢复权力之后会用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他惧怕的人中间,不会有顾文选这样的人物。这不但是因为顾文选已经被杀死,也因为顾文选本来也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普通人。刘传新可以算是政治迫害机器中的一种典型人物。他是像前苏联的贝利亚一类的人物。贝利亚在斯大林时代主持秘密警察工作,权倾一时,在他指导下,无数人被流放或者枪杀。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自杀,被新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为“反党份子”。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刘传新这一类的人物,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记载与分析。

  在“公检法”合并而显得“精兵简政”的同时,实际上建立了新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有“三办”和“六办”两个新的办公机构被建立起来。“三办”专门负责“一打三反”,“六办”是专门负责“清查516”的,那是“一打三反”之后的一个“运动”。后来这两个“办”又被合称为“三六办”,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可能直到毛泽东快死的时候还存在。在这方面,毛泽东根本不在乎“重叠”不“重叠”。他要的是“一元化”,即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方面,他彻底打垮了人类历史上人们探索试验而建立起来的关于权力的平衡和制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这种思想,至今未能得到清算。

  同时,这个材料还告诉我们,当时作这样的判决的过程,在“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众““讨论“的部分。至今有人认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许这种由“群众”来讨论,会被当作这种说法的重要根据吧。但是从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众讨论“的功能是什么。首先应该注意到,顾文选的主要罪状是”反动言论”,但是材料中没有介绍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把这种“反动言论”列作“防扩散材料”,一律不准复述。如果真的是要“群众”来“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那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不告诉“革命群众”顾文选到底说了什么,却要群众“讨论”对他的处理,这根本不是真要群众来参与定罪过程,而是恐吓群众,逼迫他们再也不敢讲任何可能当局不准讲的话,不敢说任何可能会被指控成“反动”的言论。为了免于受到顾文选那样的惩罚,也没有“群众”敢对顾文选被重判提出异议。 如果贴近事实去看文革,很容易发现关于文革的说法如“大民主”多么远离实际,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理解。 在下面,我们还将对“群众”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作进一步的分析。

  4,文革中以什么“罪行”判决死刑?

  “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死刑。“反革命罪”又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 从这个材料看,顾文选被列为55人中罪行最为严重的人,把他判为“现行反革命犯”,所根据的“罪行”是两条。

  一是他的“反动言论”。

  材料要群众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却没有给出他到底说了什么“发动言论”。只是笼统称之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罪名当时普遍运用。“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干脆将此简称为“恶攻罪”。经过文革,特别是经过“一打三反”,“恶攻”变成了一项正式而普遍运用的大罪罪名,就像“谋杀”“强奸”“抢劫”一样,而且比这些更严重,犯了后几项罪的人属于“刑事犯”,犯了“恶攻”的人,在监狱中作为“反革命犯”以区别于“刑事犯”,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而且也更可能被加重判决。 “恶毒”是个形容词,根本无法设定多“恶毒”算是“恶毒”的标准。一个玩笑,甚至一个口误或者笔误,都可能用“恶毒”来形容,紧接着就可能变成死罪。想到由于“恶攻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们,如顾文选,如陆洪恩(陆洪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请看关于他的条目)。 另外,必须注意到,从这份材料来看,绝不是顾文选曾经在公众场合表达过他的不同意见。私人谈话中说的话被“揭发”出来,就成为死刑的根据。

  和顾文选一同列在55人中间的人,有一个名叫闻佳,是其中最年轻的,女性,当时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文革开始时,闻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三的学生。根据笔者的调查,闻佳后来被判18年徒刑。判她如此重刑,所根据的“罪行”是什么呢?事实上,在闻佳被捕前,在1968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因为她的父母的“问题”,她无家可归,只好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安身,并且准备在那里绝食而死。她在厕所里被“校卫队”发现。被抓起来受审讯时,她在绝望中,直说出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反动言论”。在“防扩散”理论下,闻佳的“反动言论”从未被公布,除了审讯她的人,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也无从知道法庭是以什么标准定的这样的重罪。由于她说了从来没有向公众说出的“反动言论” ,一个20岁的年轻女性被判决18年的监禁和苦役。

  在1966年夏天,闻佳16岁的时候,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在“斗争会”上,她站在教室前面,有人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落在地。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一个年轻的女性遭遇了如此多的摧残,她当然应当有怨有怒。但是这些怨怒根本没有发出,她就被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死了两年半以后,由于邓小平的新政策,1979年春天,释放了一批闻佳这样的“恶攻”“反革命犯”。因为她被判刑前是在校中学生,她是被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扭送”(这是当时对此类情况的专门用语)到“专政机关”去的,所以她曾经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找学校当局,希望解决她的困难,学校当局告诉她,如果被判刑前是大学生,当时可能由原大学安排工作,但是她是中学生,所以他们无法为她“落实政策”。据那时和闻佳谈话的干部说,她觉得闻佳的健康状况很差,精神有些不正常。一个在文革时代的监狱里度过了十多年的年轻女性,身心当然受到极大的损伤。闻佳得到这样的答复,就离开了,以后也没有再去那个中学。没有发现有人知道闻佳离开后去了什么地方。希望有读者能告诉她现在在哪里。

  把“反动言论”当成重罪甚至死罪,在“一打三反”之前就有,只是在“一打三反”中,变成了普遍应用的不容质疑的法律。被杀的所谓“反革命”,就这个55人的材料来看,他们的所谓“反革命行为”,主要就是“反动言论”,而且,是一些私人谈话中发出的言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冠冕堂皇地写着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甚至在文革中修改过的新宪法中,虽然去掉了“迁徙自由”,却依然保留有“言论自由”。然而,在实际上,言论被当作判处死刑的根据。回顾历史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即一个时代的写在纸上的宪法,和实际生活中的执行的法律,差别可能有多大。

  顾文选的第二条罪状是逃离中国,在材料上被称为“叛国投敌”。共产党总是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1950,1960,1970年代,普通人民根本不被允许得到护照出国。如果他们想要离开中国,只有秘密离开。秘密离开中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另外,竟然可以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残酷的执法。在德国有过“柏林墙”。在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以前,试图偷越“柏林墙”的人,有一百多人被哨兵打死,这是非常凶残的事情,因此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指使这种射击的人被起诉。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在越墙的时候被抓住了,他们因此被判刑。笔者认识一位当时的东德大学生,曾经因试图越墙而被判刑一年。也就是说,他们被判的徒刑,是离死刑相当远的徒刑。由是,当我们回看往事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样的重刑是别处也发生过的事情。

  在这55人中,最普遍也被认为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就是这两项。顾文选不幸两项都具备,就成为55人中的第一名,最大的罪犯。 顾文选被判了死刑。这五十五人中的一部分人,像顾文选一样,很快就被枪决了。另一部分人被判了长期刑期,从十年到二十年都有。他们被当作“反革命”被判死刑或者重刑。

  到2001年为止,仍然有人认为文革是一个“大民主”。这样的看法的根据,是当时普通人可以对各级领导干部“造反”。且不说当时的“斗争会”等形式是多么野蛮和违法的手段,也不说可以“造反”的内容仅仅是那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看法无视顾文选、林昭、陆洪恩这样的人的被残酷杀害的事实,无视闻佳这样的人被判重刑的事实,创造了一个文革神话。这是令人震动的事情。 在这份材料上的55人之中,根据了解,被判处死刑的除了顾文选,至少还有田树云、孙秀珍、朱章涛、王文满、沈元。他们的主要“罪名”,也都是这两项。他们被判死刑的材料,说明了文革时代判处死刑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文革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也是作为罪恶的特征之一。

  顾文选的这份“罪状”,还强调顾文选曾经“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也就是屡犯重罚的意思。

  顾文选怎么是判过刑的呢?他上一次进监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要看下一片断。

  片断 II∶顾文选从劳改农场逃亡

  《阳谋》是一本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历史的书。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包含了作者丁抒收集的大量事实。 丁抒曾经访问了北京大学的“右派份子”黄继忠老师。他从黄继忠那里了解到顾文选的情况,写入书中∶ “鸣放”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曾主持召开控诉大会,由该系在肃反中无辜被斗争的学生顾文选等上台控诉。黄被打成“极右派”,送清河农场劳改。

  顾文选成右派后,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留在清河劳改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有一天,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劳改的原来北大的老师黄继忠。对黄说∶“我恐怕以后不能常来看你了。” 此时顾文选已经绝望,决定出逃。他设法逃到了苏联。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将他像畜生似的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一九七○年“一打三反”中,顾文选被枪决。 (《阳谋》,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330页,1995)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1 关于黄继忠老师。

  据丁抒的书,黄继忠老师也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在后来能够回忆顾文选的人中间,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顾文选的人。他和顾文选在同一劳改农场,他和顾文选有过师生关系,而且他们也一起在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顾文选决定逃亡的时候,来向他告别。但是黄继忠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告别。他后来听到顾文选被判死刑的消息,才知道顾文选来看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决定要逃亡。当时,顾文选是来向他作长别的告辞的。后来这告辞成为生死的告辞。 黄继忠在1979年主持了给顾文选开的平反及纪念会。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八十年代到了美国,曾任伯宁顿学院教授,有英文著述发表,后来退休。他伯宁顿学院的美国同事帮助笔者和黄老师联系,但是发现他患重病住医院,不能接受访问。

  2 “右派份子”的“处理”

  对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的分六类“处理”∶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类撤销职务,监督劳动;三类撤销职务,留用察看;四类撤销职务,另行分配;五类降薪降职;六类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大逆转》,159页,明镜出版社,香港,1996。) 顾文选在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又被判刑,显然是按照第一类,也就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的。

  处理分成六等,对于控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是有效的方法。右派份子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罪行”是不具体,不实在的。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提供了机会来收集他们的新的“罪行”。如果他们不服,就可以把他们为自己申辩的话和所谓“认罪态度”也当作新的“罪行”。这样,其他人就必须接受定罪,以免再被加重处罚。

  当时身据高位、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后来又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得到的惩罚,反而比顾文选这样的大学生为轻。“第一号”右派份子章伯钧,原来是林业部长。成“右派份子”后撤了职,但是仍然住在原来的大房子里,直到在文革前夕去世。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成为“右派份子”后,每月还有100元生活费。但是大学生“右派份子”如果被开除学籍,即使不像顾文选那样被判刑也没有被送去“劳教”,在城里有个工作,每个月只有二十多块钱工资,直到文革结束。对于这样的特别的处罚方式,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和顾文选一样被判刑的北京大学的“右派份子”,还有别人也被逮捕。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

  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521页)

  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曾经在1957年5月23日和5月27日,也就是顾文选讲话前两天和后两天,到北京大学演讲。林希翎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15年。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布置了对林希翎的逮捕。

  对于大学生作这种残酷的惩罚,配合了“切实纠正”所谓“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中共中央通知》描述了这一点,1957年10月15日。)身据高位的文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上写诗说“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哪许一丝丝”。这样的“诗”现在看起来根本就不是“诗”。但是,问题还不在于此。这种“诗”帮助合理化对“右派份子”的残酷“处理”方式。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以及当时身据的高位,更扩大了这种想法的影响。而且,实际发生的事情比“诗”里所写的严重得多。不但是“一丝丝”“温情”都没有,而且用了非常恐怖的手段,那就是在学校发动同学老师“批判”“斗争”“右派份子”之后,又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关进监狱。

  3 “右派份子” 在文革中

  顾文选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书中说的“永不能回到社会”,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后,他不能回到社会上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须留在劳改农场。这种情况,当时的专门说法叫作“留场就业”。也就是说,虽然已经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得离开,直到死亡为止。

  文革开始的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领导者。由于1966年所有的大学的中共党委的负责人都被“打倒”,所以,可以说,那些在大学里主持把一大批教授和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变成了“敌人”。他们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饱受折磨后自杀身死。但是,他们被“打倒”,丝毫不意味着9年前被他们“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当时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辩护的行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当作“反革命”行为。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运动”打击的“牛鬼蛇神”的主要类别之一,连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则被叫做“漏网右派”,都遭到各种残酷打击。“地富反坏右”成为一个虽然长达五个字但是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汉语词语。

  在一篇题为“劳改纪实”的文章里(《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6-141页),作者梦波,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被送到清河农场劳改。他和顾文选的情况和遭遇类似。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到劳改农场“造反”,毒打了在那里被“劳改”的人。紧接着,劳改农场内部也组织了对那里的“右派份子”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殴打。那个夏天在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劳改农场中的暴行和北京城里的不但时间上同步,也一样残酷。 留在城里的“右派份子”,也遭到残酷的迫害。而且,在体力虐待的残酷方面,远远超过了1957年。章乃器是前粮食部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抓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吉祥戏院”。那个戏院里,当时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大量尸体运出。章乃器在那里被打成重伤。他没有被打死,但是被国务院行政机关从原来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抄家和殴打后,到北京颐和园附近青龙桥投河自杀,因水浅未死。后来他失踪。只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杀了。 至于那些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右派份子”如果幸运未入劳改农场,文革中至少都进了本单位的“劳改队”和“牛棚”,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加判了徒刑,进了正式监狱。

  顾文选在文革开始后逃离劳改农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

  片断III∶ 1957,顾文选被划成“右派份子”

  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书籍,其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正式的,是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有一段关于顾文选的记载,照录如下(见该书517页)∶

  (1957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三害”是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害”。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要人们批评这“三害”。但是听从这一指令提出批评者,如顾文选,很快就被说成是“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反而是对“三害”的批评成为一种罪过,批评者并且因此受到严厉惩罚。毛泽东后来很得意地将此称为“阳谋”,也就是说,一种公然玩弄的诡计。在强权压迫之下,没有人能质疑这种“阳谋”本身的非法性。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别的事情,并且成立了一些学生社团,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学社”。这个阶段非常短促。一个月之后,6月21日,《人民日报》就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参加贴大字报的学生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也解散。 顾文选的讲话出现在这一短促的阶段中。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活动总共延续了只有一个月,现在看来,除了这个讲话,顾文选也不可能在那一时期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活动。

  但是,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定为“右派份子”,并且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初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划成了“右派份子”。699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应该注意到,当时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绝对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超过了百分之五。(附记∶在同书的1982年的部分,890页,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份子。716个和699个是两个不同的数字。不清楚是1958年时数错了,还是在后来又再次有“反右补课”。无论如何,这个不仅仅是数字,数字后面是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些数字代表的人因此而吃尽苦头,有的为此失去生命。) 北京大学划出的“右派份子”超过了百分之五,不知道这是上级规定的“比例”,还是北京大学领导人自己的决定。

  这段记载中说到的那天谴责和警告了学生的江隆基,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北京大学716人成为“右派份子”,应该是江隆基主持决定的。当时各个单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单位的中共党委或者总支决定,然后报上一级党委批准。这在1957年10月1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写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这种“一元化”就已经如此严重,不是通过司法系统(那个司法系统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而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有权直接地惩罚普通人民,也无须以法律为量刑准则。 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1958年2月1日,新的第一书记陆平向全校师生员工作关于处理右派份子的报告。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1966年6月1日晚,由毛泽东命令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陆平是“黑帮份子”。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开始了全国攻击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陆平也因此在全国变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陆平遭到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斗争”。除了在“斗争会”被“斗争”之外,他被长期关押,还曾经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江隆基在兰州大学,也被中共甘肃省委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1966年6月17日,江隆基被一些学生从从家中揪出,拖到操场。学生用桌子板凳层层相迭,强迫江隆基跪在上面,头上套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铁笼子。6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定江隆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6月23日,在兰州大学开大会“斗争”江隆基,罚跪,戴高帽子,游街,都用上了。6月25日,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江隆基自杀。

  江隆基,1905年生,陕西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没有材料显示他反对共产党中央或者反对毛泽东。事实上,他代表共产党统治大学十多年。因为毛泽东要改变大学,就“打倒”当时所有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学共产党党委负责人的共同命运。他在死前遭到那么残暴的对待,则是当年他参与反对“温情主义”的结果。他的死,是共产党人被共产党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这显然是当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的说法。由于未能找到有关记录,所以我们不清楚顾文选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是,虽然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说顾文选说的不是真的,他们显然都没有调查过顾文选所说是否真实,因为顾文选是从杭州考到北京大学的,他说的他经历的“肃反”中的事情,发生在杭州,他下午在会上说话,当晚江隆基就在会上提出谴责和警告。当江隆基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当然根本不可能对顾文选所说的事情作过任何调查。也许正因为知道在“运动”中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文革中江隆基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时候,他很快就自杀了,他不抱希望,不会指望上级会调查清楚他的“问题”。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等589个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当时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意识到也不能预测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他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战斗理想和目标;也不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仅仅把自己当作了这场残酷“革命”的失败者或者失意者而绝望,而不曾否定这种残酷的争斗本身。 不能把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看作他在早年的行为的“报应”,因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负责干部,并没有遭到类似惩罚。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顾文选的死之间,仍然有逻辑上的联系。是从1957年的迫害出发,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1957年把“一丝丝”的“温情”都痛加批判之后,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在1957年的大学,就为文革准备好了迫害的思想和进行迫害的人。

  这是与顾文选的悲剧相关联的另一个悲剧。革命的车轮用人血来润滑。一度在车上指挥革命的人,也会被抛下车去碾死。

  片断 IV 顾文选“控诉”了什么?

  1957年7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作者署名是“闵刚侯”。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事情,虽然没有写名字,却和顾文选有关。

  这篇文章是在“揭发”6月6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谈话。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运动揭露出来多次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可以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说,今天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北大二学生,当是上文引用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里面写到的顾文选与周铎。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强化了费孝通的批评口气以作为费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们难以判断是否费孝通在其讲话里真的用了“黑暗”这样的词。从后来的事实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而且剥夺了人们的生命。但是在当时,夸大人们的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然后以此为理由给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不允许自我辩护,所以各种夸大性的“揭发”相当容易发生。不过,我们可以判断他在讲话中,大概是确实提到过顾文选的。我们也从中知道顾文选所说,是关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事情。

  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对于“右派份子”的处罚,当时是对原来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气小的人为轻。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费孝通被降了几级。只知道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原来是一级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后,降了一级,成为二级教授。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这是一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处罚方式,可是站在权力当局的角度来看,有利于控制情况和警告大量的普通人。

  据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到1957年8月7日止,全市已经发现高校教授右派份子192人,占教授总数1390人的13。8%。(转引自《大逆转》,365页)北京的高校,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比例是13。8%。对这些教授们,当时大多数被降职降薪。由于在1956年以后,大学教师的工资就很少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仍然不算低的。这甚至成为他们在文革中成为打击目标的理由,因为他们仍然属于高薪阶层。

  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0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1957年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7年,费孝通因为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气候”文章,是当时报纸上受攻击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为“右派份子”后,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在文革中,费孝通也被“斗争”,进过校园“劳改队”,住过“牛棚”。文革后,“右派份子”被“改正”之后,他担任很高的职务,也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但是始终未见他写到他所经历的“反右派运动”,当然也没有再提到他当年讲话中说到的顾文选后来的遭遇。1957年,为顾文选在“肃反”中被“错斗”,他为此感到震动,说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颇动感情的话,也在道义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顾文选被枪毙,可是,文革后,费孝通可能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却不再为顾文选的遭遇说任何话了。虽然言论环境变了,但是费孝通也变了。即使压力撤去,被扭曲的心态不能像弹簧那样恢复原状。 顾文选已经被枪杀,再也没有可能来说出他后来的更悲惨的遭遇。活着的人如费孝通,有亲身经历,对当时的事件发展,从“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又有写作的能力,是应该写出他的见证的。他没有写,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他是应该写的。

  片断V∶ 顾文选在“肃反运动”中

  据北京大学的一名和顾文选在同一时期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学生陈奉孝说∶

  “顾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印入《没有情节的故事》,497-49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

  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奉孝,当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像顾文选一样。 笔者未能找到这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希望读者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人能提供其更详细的内容。 可以从别的材料来了解“肃反”是怎么进行的。

  肃反的指导性文件之一,题为“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上署明的发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这个“规定”中,在分条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类别以外,有一条说∶

  “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份子。这种人可以不计算在5%左右的坏人以内,列入审干范围去处理。”

  这条规定,从侧面证实了每个单位是有5%的打击对象的定额的。

  参加了“肃反”的人们也证实说,当时各单位都是要凑够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吓,要抓出足够的“反革命”人数来。这里有来自上面的领导机构的压力,也因为本单位里有的人要趁机立功买好。 要注意到,在1955年进行的这一场“肃反”运动之前,已经在1950-51的“镇压反革命”中,枪决了71万人。71万是《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提供的数字(737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在杀了这么多“反革命”,还关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肃清反革命”,除了扩大“反革命”的定义之外,自然还需要加大审查对象的人数和对他们施加各种压力。为此,全国竟然有75万专职肃反干部,作了328多万人次的外出调查(同上书,740页)。这是一场动员了大量人力的运动。作为结果,是“清查出重大反革命份子10万多名,一般反革命份子,反动份子、刑事犯罪份子6。5万。查清个人政治历史问题177万多人,其中问题严重的近13万人。”(同上书,740页)

  这些数字的来源,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他显然是这场“肃反”的总指挥。

  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坏人”,“审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关于1955年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作者朱正指出,当时每个单位都按照统一部署,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本单位选定运动对象。为了“造声势”,还选出一些人来逮捕,造成运动所需的紧张空气。他根据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中被整肃;当时全国的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共计约670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宽泛。(256-261页)

  把社会中的一个很大数字的人群,划出来进行“审查”,审问隔离,再从中又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到永久性处罚的“敌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来不断实行,以致有的中国人已经把这样的做法视为像刮风下雨一样的常态,不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反对。

  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的时候,顾文选只有15岁,还是未成年人。他的家庭,也不是什么在文革时代被认为“有问题”的家庭。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上面引述的55人的材料中,有些人的名下列出了他们的当时被认为是很“坏”的家庭背景。顾文选的名下没有写出他的家庭背景,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家庭没有什么“问题“,否则当时会把这一点写上。由此看来,他的年龄和家庭背景,使他自身在“肃反”中不至于成为“运动对象”。他在肃反中被”斗“,一开始不会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审查“,而只可能是因为他批评了对别人的审查。

  在“肃反”中他受了第一次打击后,顾文选还是没有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反感迫害并且希望消除迫害,所以他才到会上去“控诉”,要不然,他在看到了“肃反”的种种可怕之后,会变成一个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人,不会作这样的发言。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中还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份子”。这样,顾文选就被框住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同情被错整的人,控诉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实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这个“肃反运动”,是有所不同的。据以上的记载来看,顾文选的“控诉”,据费孝通说,是关于他在肃反中“被错斗”。所以,顾文选并不是从整体上否定“肃反运动”,而是揭露了“肃反”中的问题。但是,当时这就成了最严重的“罪行”。这当然是因为最高当局不允许对“肃反”提出批评。同时,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没有人从整体上反对“肃反”,没有人作深层的否定,于是大学生顾文选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锋人物,也就最先被击中。

  主持“肃反”的公安部长罗瑞卿,1906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学时代参加共产党,“镇反”“肃反”“反右”运动时期的公安部长,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权力圈中仅次于林彪的人物。后来林彪把他当作敌人,和毛泽东一起把他确定为文革的头一批打击对象。罗瑞卿在1966年3月在高层被清洗,立即被撤职并关押。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后来截肢。

  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以后,罗瑞卿从秘密关押变成了由群众“斗争”。1966年12月,罗瑞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装在一只箩筐里,拖到北京的体育场里,和其他“反党份子”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他被装在筐子里,是因为他的腿在自杀时摔断,不能走路。这种所谓“大会斗争”,除了咒骂以外,还包括体罚和殴打。在十万观众挥舞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之声中,拖出一个装在箩筐里的断腿人来作“斗争”,实在是文革最无人道最为野蛮的场景之一。而且,文革时代的摄影作品还将此作为正面的画面来记录,这是在丑恶之上又加了一层丑恶。

  也使人吃惊的是,被装在箩筐里“斗争”的人,对于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认,但是对他自己曾经发动的对几百万人进行过的与此类似的“斗争”,并未觉得不安--在1990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儿写的关于他的书里(《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罗点点,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细腻深情地写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遭遇多么不公平,却一字没有提到他曾多么残酷地对待千千万万的别的人。这本书并且热情赞美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的作用。这两个“运动”害死了无数人,顾文选,仅仅是那受到残酷对待的人中的几百万分之一。

  对罗瑞卿的个人历史的这种描述,显然表明这本书的作者只认为∶她的父亲是不该受到那种野蛮的“斗争”的,但是他对别人所作的类似的事情,则是完全不必质疑的。这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为中心对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断,却没有道德和逻辑的基础。这样的描述中隐含的原则是非常有害的。也许因为没有直接说出来,也就没有读者察觉并与之争论。

  最后一个片断∶在阿Q群体之中

  这是跟顾文选有关又不直接有关的一个片断。

  在“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里说∶“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 在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权,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这样严密的程度。他们不告诉人民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到底是些什么,却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来支持杀死这些人。他们不但杀人,还要造成一个“众口一词”的形势。他们用恐怖来塑造舆论,这舆论又反过来支持恐怖。

  笔者未能采访和顾文选相识的人,但是采访过数位曾经参加过“公检法军管会”要求“革命群众”对这55人的“处理”作的“讨论”。据他们说,“讨论”的时候,一片声音,都是“枪毙枪毙”。

  在三十年后,一位被访者说∶你能想象那时候北京人有多坏吗?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他们喊过“枪毙枪毙”,就赶快回家吃饭去了。

  鲁迅写的阿Q,就曾经很兴奋地去看杀头,在他自己被杀之前。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鲁迅笔下的阿Q,会兴高采烈地参加“公判大会”,把别人被枪毙当作好戏看。

  和顾文选同列于一份名单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张郎郎,他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最初也是内定要判死刑的,后来改成了十年徒刑,活了下来。他告诉笔者,他曾经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他的学校去,让学校的人一一对他的“处理”表态;他的父亲和16岁的弟弟也被揪来,站在台下,听着会场上一片“要求”枪毙他的声音。让张郎郎永远不忘的是,黄永玉和刘迅两位老师,听说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处理”时,没有出席这样的会。据说他们两人装病,以此为由不来学校。

  黄永玉和刘迅,都是画家。在黄永玉三十年后写的书里有一段,写到张郎郎。

  张郎郎的父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张仃。他们两家在1950年代是邻居。黄永玉看着张郎郎长大。书中说∶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完的孤寂啊。(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三联书店,北京,1998)

  黄永玉的这段描写,夹在介绍他们的有趣而充满活力的邻里生活的描写中,对于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人来说,可能会晃一眼就读过去了,所以需要对当时的背景作一说明。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环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暗暗保持沉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义直言”“挺身而出”“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顾文选一起被列于55个人的名单上的一个人,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后来和张郎郎一起被判刑。据张郎郎说,他们两个没有如被预期的那样要被枪毙,而是被判十年徒刑,是因为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级别很高,在当时的社会中被称为“革命老干部”的一群人,所以对他们的孩子比较宽大。。那个年代如此残酷,所以不枪毙就可以被当作“宽大”。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结交过几个法国来的学生,而且是法国的“左派”学生,因为向往“革命”来中国留学。

  结语

  由以上六个片断,对顾文选的一生作一个顺时间的跟踪,我们可以看到∶

  他被整肃了一次。他心里不服,说了出来,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惩罚。他不能忍受这第二次惩罚,于是决定逃走,结果他遭到第三次惩罚,这次惩罚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满与违抗,因为这是死刑。

  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一种把人送上死地的逻辑。

  1949年,顾文选是个仅仅15岁的少年。从1955年开始,他逢上了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这一系列的“运动”,他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迫害,最后被枪杀。他开始受迫害于“肃反”,他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关进监狱于“反右派运动”,他被枪杀于文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遭遇”?一个毁灭人的过程。

  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孤立的命运。

  顾文选初次被整,是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在“肃反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被整肃。其中有一大批人被关押判刑。其中最有名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在文革结束后被全面“平反”。因为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作家,所以他们的故事在文革后被报告。其他一百多万人的故事,和未被说出。曾经为当时的“反革命”案子抱不平的顾文选,已经死了。 顾文选被划成“右派份子”,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据上引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反右派运动”中给552,877人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据丁抒在《阳谋》中的研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数实际上多达一百万。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升级”处罚。在北京大学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589个学生中,象顾文选一样入了监狱又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枪杀的,还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哲学系的黄中奇。(上引《没有情节的故事》,511-512页)。在这四个人中间,被了解相对较多的是林昭,她在1968年4月底在上海被枪杀。(见名录中“林昭”。)在这个网页上,在文革中被判处了死刑的“右派份子”,已知的还有∶陆鲁山,姚祖彝、王桐竹、孙本乔,他们一起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在南京被枪毙;在上海复兴中学工作过的后来去宁夏工作的朱守忠,他在宁夏被划成“右派”,又在文革中被枪毙。请看网页上关于他们的条目。

  顾文选被判处死刑于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是文革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和1968-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已经迫害死了大批的人。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据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33页)说∶

  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据作者王年一说,这些数字是从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笔者查找了传达到普通人的“中央文件”之后,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数字。显然,即使在文革后,这些材料也并没有允许普通人知道。不过,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1980年10月16日)”,有这样一段∶

  此件和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可先传达到全体党员,经过适当时间再向党外宣布。

  两个审查报告各有七个罪证附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这些固件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

  中共中央
1980年10月6日

  (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内部发行)

  由此推测,很可能这些“一打三反”中的逮捕人,枪杀人的数字,就在这“七个罪证附件”中。谢富治在罗瑞卿之后长期担任公安部长,这些数字与他直接有关。王年一有可能看到这些“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的文件,所以得到这些数字并在他的书中引用。这些数字为什么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仍然是“党和国家机密”,也是需要解释的事情。在1980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为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平反,但是他们不愿意让普通人知道整体的大情况,以免引起对整个制度和统治当局的怀疑,应该是原因之一。

  这一系列的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顾文选的遭遇,远远并非一个人的命运。顾文选经历过的“肃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数字极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击中垮了,顾文选经历了第三次打击后还不愿倒下,于是被杀害。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个设计好的所谓“政治运动”,国家机器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如此巨大的数量,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可以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迫害与杀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斯大林杀害“古拉格群岛“上的政治犯,以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杀戮。但是中国人对自身的这方面的遭遇的理解和记载,目前远不如其他民族对他们经历的这种反人类的事件全面和深入。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非常遗憾,关于顾文选,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片断记录。因此,对他个人了解极少,不知道他是高是矮,也不知道他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方面的资料不够全面的情况对本文来说有可以原谅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体质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实没有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命运是和一连三个所谓“政治运动”缠卷在一起的。是这三个“运动”,即“肃反”“反右”和“文革”,把他,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推向苦难和死亡。

  这里考察的是顾文选一个人的遭遇。他作为一个人被无情地迫害死了。这就是我们从他的故事感到的震撼,因为我们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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