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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名单(G2)

   龚维泰,男,1931 年生,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 蛮“斗争”。1968 年 11 月 7 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 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当时 37 岁,妻子正在怀孕。 

  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 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 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 们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 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 怕的故事。  

  龚维泰的一个亲戚也是北大老师,当时也住在同一楼中。龚维泰死的 那天,她去厕所,经过那间房间门口。她看见地面是潮湿的,刚刚用拖把抹 过。她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听说是龚维泰死了。在震惊悲痛 中,她才知道那个房间的地面用水洗过,正是为了洗去龚维泰流在地板上的 血。 

  笔者在调查中听说龚维泰之死,立即想到自己在 1970 年代末进入北大 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简称“一教”的这座楼里上课。笔者还写过一篇文章, 描述“一教”楼前空场上燕子的啁啾和飞翔。那时候完全没有听说过有人在 这里割动脉自杀,没有想到脚下的地板上有过人血。这种水洗似的遗忘,和 龚维泰之死一样,令人深感震动。 

  1968 年毛泽东亲自指导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8 月,毛派 “工 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往大学领导文革。9 月底,军工宣队命令北 京大学全体人员必须集中住宿在学校里的指定地点,包括那些本来就住在学 校集体宿舍里的人。他们引用毛泽东对北大的评价“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 多”,还进一步发挥说,“王八多得腿绊腿”。 

  俄语系的教师们被命令住在北大的第一教室楼里。俄语系的男老师 们,从系主任曹靖华教授到年轻助教,住了一间教室。女老师们住在另一间 教室里。有一个女老师,既没有“问题”,又有一岁的孩子,但是也必须住 在那里。沿墙地上铺了稻草,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被褥放在稻草上睡觉。除 了个别“问题少”的人外,周末也不准回家。他们被关在那里一个多月。 

  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的时间是开会,互相揭发,听取“交 代”,开“斗争会”,此外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每天向毛泽东的画像“早 请示”和“晚汇报”。每天早上要一起起床和出操。 

  那时候,北大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一队队“牛鬼蛇神”,身后是凶神 恶煞的监管人员。有 900 多人被“揪出来”“立案审查”。第一教室楼里常 常“斗争”人。一个和龚维泰同系的老师说,那时第一教室楼“整天鬼哭狼 嚎”,意思是说,有斗人者的吼叫,也有被斗者挨打后的哀号。 

  很多人被套上了各种罪名,他们被强迫坦白他们的罪行。体罚和殴打 是时常发生的,谩骂侮辱和心理折磨更是被大量使用。俄语系系主任曹靖华 教授的头上被悬挂了二百瓦的大电灯泡,他不能入睡。他要求移开,被告知 这就是为了让他无法入睡以“坦白交待问题”。 

  除了肉体方面的折磨,还有心理和道德的折磨。所有的人被命令“互 相揭发”。而且还有“面对面揭发”、“背对背揭发”等花样。如果有人在 开会时不发言,立刻遭到点名批评或者“个别谈话”。那时候有些人还有一 定的“旧”道德观念存在,觉得去“揭发”别人是可耻而且可怕的事情。有 一位老师告诉笔者,虽然他自己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斗争”,但是必须 “揭发”和“斗争”别人,所以,“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间。”笔者同 意他的这种描述,这是一种有良心的人的描述。特别是对比有些人至今不以 自己作过伪证为罪恶,或者认为“揭发”的东西并不假就不算什么错。  

  龚维泰是俄语系的“审查重点”。他还没有“资格”和别的同事一起 睡地铺。他被关在“一教”的一间小房间里。他睡在地上。有两个系里的学 生负责“监管”他。他们睡在床上。房间里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 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标语。龚维泰是在一天半夜里,被突然袭击,从家中 被抓到学校里面的。他的同事们都被命令住到学校地铺上的时候,他已经被 关了一段时间了。 

  龚维泰被“斗争”过很多次。1968 年 11 月 7 日的白天,龚维泰在俄语 系全系大会上被“斗争”。他被“坐飞机”。毛泽东曾在一个讲话中饶有兴 趣地提到这个“新名词”,这也提供了毛泽东赞赏虐待迫害的证据。那时候 物质生活水平低,即使在北京大学里面,也没有几个人坐过真的飞机,但是 有很多人在“斗争会”上一次一次“坐飞机”:两个学生在龚维泰身后反拧 着他的胳膊,他低头弯腰成 90 度角,形状如飞机。一位他的同事清楚记 得,“斗争会”期间,龚维泰身后揪着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踹他的肩膀。    “坐飞机”仅仅是在公众场合被看到的龚维泰所受的折磨。其他的事 情,已经永远无法知道,如果作恶者不说出来的话。 

  夜里,龚维泰就躺在“一教”的地板上,静悄悄地杀死了自己。很难 想像,什么样的绝望会让人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自杀,没有抗议,没有 抱怨,甚至在流血中渐渐死去的过程中,没有呻吟,没有响动,以致躺在他 身边的人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和他同时睡在“一教”的同事们,又该是经历了何种的恐怖!他们一 起开会,互相“揭发”和“斗争”。兔死狐悲,是常情。可是当时却不但不 能表示悲伤,还要开会声讨自杀者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是 变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毛泽东用过的话,文革中常常用来形 容被“斗争”对象。)。 

  龚维泰曾经到苏联留学,业务上很强,是俄语语言教研室的主力教师 之一。他的同事说,他的文学和音乐修养都很好,也是个人品很好而且人缘 很好的人。 

  龚维泰的罪名是“叛徒”。他是中学生的时候,参加过“民族解放青 年先锋队”,这是共产党组织的青年组织。他曾经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来 很快被释放了。1968 年,北京大学军工宣队指控他是“叛徒”,所以才被 国民党政府释放。他的同事们当时听了他的“罪证”,始终没有明白其中的 推理逻辑。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能说。他们只能在会上举手喊“打倒”。    “揪叛徒”是文革中的重要一项。文革明令规定的打击对象,在大的 种类方面,共有八类。除了文革前就广泛使用的“地富反坏右”以外,还有 三类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其实,在八类之外还有别的种种罪名。 

  龚维泰的事情听起来确实“奇怪”。龚维泰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民 青”反对国民党政府,他被逮捕以后并没有治他的罪。没有证据说明他被捕 后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任何伤害共产党的事情,他却在 20 年后的“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中,为此被捕事件遭到严酷的“审查”,最后这样可怕地死去。 

  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看,除非是杀了人,不管龚维泰在那时候作了 什么,都已经过了法律的追溯期限,不能再作追究。但是“革命”压倒一切 的时候,法律是纸上空文。非常讽刺性的是,文革后有人控告文革中的打人 凶手,北京的检察院却以“法律追溯期限已过”拒绝。 

  据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文革后的统计,仅仅在这个“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中,北京大学一共有 24 个人自杀。但是官方不愿意提供名单。1998 年 出版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记载 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仅仅限于正教授和高 级党政干部,连副教授都没有资格列入。龚维泰是讲师,该书没有提到他的 名字。笔者调查多年,还没有找到这 24 人的全部名字。 

  一位北京大学的老师告诉笔者,1979 年,她得到了“平反”。可是那 些当初把她整得死去活来的“积极分子”和“专案组”成员,还是理直气壮 的样子,说:我们那时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革命。 

  他们的“专案对象”受到虐待,甚至像龚维泰这样悲惨地死去。为什 么这不能使得那些“积极分子”感到负疚呢?实际上,对那些“积极分子” 来说,如果没有良心,没有道德追求,那么由他们导致的痛苦甚至死亡是不 会引起他们内心的负疚感和不安的。何况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 上,他们作为下面执行的小人物,当然很方便就可以以此作为自我辩护的方 法。 

  龚维泰是一个普通的教员,但是指导“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文 件,都是由毛泽东画过圈或者特别加以批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领导 “清队”的,更是毛泽东身边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在 1990 年代谢静 宜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摆出一副天真纯洁的“小谢”模样(“小谢”是毛 泽东在一个重要批示中对谢静宜的称呼。)他们做的坏事,那些被他们害死 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事情很简单:当龚维泰们的血,当受难者 的名字,都水洗似的被遗忘了的时候,害人者可以若无其事,毫不羞愧。 

  龚维泰死亡的时候,结婚五年,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 的儿子从来没有能见到父亲。 

  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龚维泰自杀 之后,还有一位教师朱耆泉在被关押中跳楼自杀身亡。 

  顾而已,男,1915 年生,江苏南通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在文革 长期遭受迫害,被抄家和“斗争”,被送到所谓“五七干校”劳动,于 1970 年 6 月 18 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当时 55 岁。 

  谷镜研,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著名病理学 家,服毒自杀。 

  顾圣婴,女,1937 年生,上海交响乐团钢琴演奏家,1967 年 1 月 31 日在该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殴打与侮辱,当晚与母亲秦慎仪以及弟 弟顾握奇一起在上海愚园路 1355 弄 73 号家中开煤气自杀。时年 30 岁。 

  在文革前,顾圣婴是中国最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之一。她 1954 年入上海 交响乐团,1958 年获得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文 革开始,文革领导人给文艺界定下了 “文艺黑线专政”的罪名,她和一大 批知名艺术家就成为文艺界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1967 年 1 月 31 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上海交响 乐团的“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 工作人员的面,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 

  顾圣婴遭到野蛮“斗争”后,在家中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 

  顾圣婴没有结婚,和母亲以及弟弟顾握奇住在一起。顾圣婴的母亲秦 慎仪,毕业于大同大学西洋文学系,是家庭主妇。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在 1956 年牵涉进“反革命”案件“潘汉年案”被逮捕,1958 年被判刑 20 年, 送往青海“劳改”。(潘汉年是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49 年出任上海 市副市长,领导了上海的“镇反”和“五反”运动,逮捕处决了大批“反革 命分子”,打击了大量的工商界人士,然后,在 1955 年,潘汉年自己被以 “反革命”罪名逮捕,1963 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徒刑 15 年,随即获得假 释。文革中,1967 年被重新收监,1970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77 年死亡。 文革后,1982 年,潘汉年得到“平反昭雪”。) 

  顾圣婴的弟弟顾握奇,1955 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是中 国最早建立的一所现代化工程教育机构,是最好的也是最难考入的大学之 一。1956 年,中央政府命令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一批教授提出反对, 结果反对者在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部被划成“右派份子”,搬迁 事也就无人再敢非议。上海交大搬往西安,顾握奇因病退学,留在上海,多 年以后才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天山中学担任代课数学教师。  

  顾圣婴和母亲、弟弟是在家中开煤气自杀的。上海有不少住房有煤气 设备。用煤气做饭,比烧煤要方便和干净得多。当时在北京,很少有居民区 供给煤气,人们只能烧煤球和蜂窝煤。在有的省城,连蜂窝煤都还得居民自 己用铁锨混合水和煤粉再用模子一块一块手工作出。“政治运动”连年不 断,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别的城市的人们只能羡慕上海居民可以用煤 气做饭却无法得到。但是,当文革中人们因受迫害而大批自杀的时候,煤气 竟然成为上海人特有的自杀工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在 1966 年 6 月 自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李翠贞在 1966 年 9 月自杀,上海作家协会诗人闻 捷在 1971 年自杀,都是开煤气。 

  文革中大批人自杀。有的是两人一起自杀的,比如这里记载的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武汉大学 教授刘绶松和妻子张继芳,复旦大学教授刘德中和其妻子,余楠秋和其妻 子,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黄国璋和范雪茵。夫妇二人一起自杀,是两个人同时 都对现实绝望才会这样做。不然,其中的一个人一定会坚决劝阻另一个人。 顾圣婴和母亲弟弟之死,一次竟有三人,更是惨烈。 

  顾圣婴和母弟三人死后,尸体被烧,骨灰被扔,住房很快被分配给别 人居住。有人听说,他们自杀之前,给顾父顾高地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的 大意是说,他们三人决意自杀,顾高地远在青海,无法联络,只有将来在天 堂里见面了。文革后顾高地从青海劳改营回到上海,没有人把遗书的事情告 诉他。不久后顾高地也去世了。有否有遗书,遗书里写了什么,只有当时掌 握权力的人才知道。但是直到现在,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说出有关事实。 

  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文革 前就患有精神病,文革中却因其言论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1966 年 5 月 28 日陆洪恩被逮捕,1968 年 4 月 28 日被判处死刑枪毙。在陆洪恩被逮 捕和枪毙之间,曾经多次从监狱被押到上海交响乐团“斗争”,遭到乐团一 些人的殴打和侮辱。顾圣婴一定也看到过陆洪恩被“斗争”的场面。还有, 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受到迫害,在 1968 年秋天自杀身亡。 

  交响乐团本应该是艺术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时代,变成了最野 蛮残酷的地方之一。当然,首先是北京的文革领导者指导了全国范围的暴力 迫害,而执行了这样的野蛮行动的,有很大部分就是交响乐团里面的人。殴 打折磨陆洪恩,一个精神病人,乐团从前的指挥,用“革命义愤”是无法充 分解释这样的事实的。殴打侮辱一个年轻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也不是“革命 理想”所能充分解释的。这些是文革后被作来推托责任的借口。特别是由于 当局不准追究文革历史的事实和细节,这些借口反复被传播,几乎就要成 真。 

  1967 年 1 月 30 日“斗争”顾圣婴的时候,正是上海所谓“一月夺权风 暴”的时候。该团“斗争”顾圣婴的一个积极分子,后来当上了新的权力机 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四人帮”中的两个,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上海 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之下的文化局负责人,1972 年曾经 带领上海杂技团到西欧演出。文革时代,除了官场升迁,个人没有别的发展 的机会;出国旅行,更是极其稀有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通过 所谓“革命”行动获得的这些个人利益,相对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迫害以 “革命造反”的名义进行,使得受害者的死亡在害人者心里不引起任何罪恶 感。迫害同事同行的行为可以从文革领导者那里获得如此巨大的物质以及权 力报酬,这种报酬显然是相当一部分人积极参加迫害他人的行动的动力。 

  这个文化局负责人后来失势,不是因为他迫害人的行为被谴责,而是 因为他作为已婚男人和一名已婚妇女有染,那名妇女的丈夫贴出大字报揭露 这一关系,丑闻一下子传遍上海。  

  文艺界的高伤亡,显然是因为文革对于攻击文艺界的凶暴攻击大政策 造成的。和教育界一样,文艺界是文革的重点。艺术家的大批被害,和大批 教育工作者被害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另一方面,教育界的很多 死亡是中学生的残暴行为所导致。文艺界的暴行却多为成年人所作。如果没 有文革,这些作恶者的嫉妒、野心和恶意,可能只能小打小闹一番,然而在 文革的大政策的许可和鼓励下,发展成了对同行的残暴虐待并且造成死亡。 他们应该忏悔,而不是躲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巨大阴影里藏匿他们心灵里的黑 暗。 

  陆洪恩和顾圣婴已经死亡 30 多年了。音乐没有被消灭。也还有很多年 轻人在梦想成为顾圣婴那样出色的钢琴演奏家。音乐的世界是美丽的,永远 值得人们追求和赞赏。但是文革袭来的时候,音乐抵挡不住文革的摧残。在 文革时代,音乐也流血,流的是真的人血,而不是比喻性的说法。 

  2001 年,祭奠“六四”12 周年的时候,调查并且写了《六四受难者名 册》一书的丁子霖女士发表文章《深深怀念三个人》。这三个人,一个是她 的 17 岁的儿子蒋捷连,在 1989 年的 “六四”惨案中被杀害,还有两个是她 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昭,以及小学同学顾圣婴。林昭在 1957 年被划成“右 派份子”,在 1968 年 4 月 29 日被枪毙。 

  顾圣婴和丁子霖 1944 年在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属小学一起上三年级, 顾圣婴比她个子小,坐在她的前一排,他们的课桌正好一前一后挨着。那时 候顾圣婴是脑后系着蝴蝶结的小姑娘,练着钢琴。在丁子霖的记忆中,顾圣 婴是一个温和、文静、聪慧的学生,门门功课都是A,而且总是热心而耐心 地帮助英文课有困难的丁子霖。当丁子霖转学搬往别处的时候,老师和同学 为她开告别派对,顾圣婴送给她一块吉普车形状的巧克力,她一直保存到天 热要化才舍得吃。 

  丁子霖讲述的这些平凡而温馨的的故事,和文革时代的暴力与死亡形 成了强烈的对比。仔细回忆一下,文革的经历者们会记得,那是一个连小姑 娘头上的蝴蝶结也没有了的时代,尽管那是一个女孩子都喜欢的漂亮而所费 不贵的装饰。 

  现在也还有人在说,革命就是要砸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让大多数劳 动人民翻身。可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些没有钢琴也不会英文的普通人民想 要来打杀顾圣婴这样的人。普通人民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地工作,存下钱为他 们的女儿买蝴蝶结买巧克力甚至希望买钢琴。文革是占据最高权力位置和享 有巨大物质特权者毛泽东和江青那样的人发动的。文革不但毁灭了顾圣婴、 陆洪恩这样的艺术家,也毁掉了大多数普通人想要受到教育、想要欣赏和学 习艺术、想要赚钱养家改善生活的机会。 

  不能不为丁子霖这一代女性深深悲哀。他们原本是一些温柔可爱的好 孩子好学生,但是却被迫和“右派帽子”、“敌我矛盾”、逮捕、监狱、 “斗争会”、死刑、枪弹杀戮这样的恐怖事件生活在一起。林昭被杀,顾圣 婴被迫自杀,丁子霖的儿子被射杀。再苛刻的人,也永远无法责备她们,而 只有谴责造成了她们的巨大痛苦的制度、理论和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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