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文革受难者 -- 关於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 受难者名单(D)

|<<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 >>|
受难者名单(D)

   党晴梵,男,1885 年生,陕西省合阳县人,文革前任陕西省“政治协 商会议”副主席,家住西安。从 1966 年 8 月 30 日开始,陕西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到他家抄家,并且殴打他。9 月 4 日,党晴梵在家中 被红卫兵打死。时年 81 岁。  

  党晴梵考过秀才,后来放弃科举,到上海进入由归国留学生办的“中 国公学”,剪了辫子。他是同盟会会员,最早一批的国民党党员,曾经当过 陕西靖国军秘书长,于右任是总司令。于右任离开后,他改作学术研究,研 究先秦思想和古文字,著有《先秦思想论略》。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 时,他曾经给杨虎城出主意,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他在 1940 年代发表不满国民党的文章。1948 年他被共产党方面的王震接到共产 党占领区陕北。1949 年共产党执政后,他成为西北大学教授,并担任当时 掌管西北地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副部长。1955 年,党晴梵被 任命为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一职务级别很高,但是没有实际 权力,同时党晴梵年事已高,基本上就待在家中。 

  文革开始后,1966 年 7 月,陕西省政协秘书长和共产党统战部负责人 频繁到他家中,问他关于文革的看法等等,气氛相当严重。1966 年 8 月 初,党晴梵被通知去省政协开会。那里已经布置好“斗争会”会场。大会发 言和大字报都早已经准备好。和他一起被“斗争”的还有茹欲理。茹欲理也 是政协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过监察院院长。给党晴梵的罪名是“反党 (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此后,党晴梵原来享受的可以坐小汽车等等 待遇被取消。 

  党晴梵遭到“斗争”,是出于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在那一阶段,参 与“斗争”党晴梵的省政协干部,虽然对他喝斥咒骂,还把大字报贴到他的 家里,还没有动手殴打党晴梵也没有抄他家。当文革继续发展的时候,抄家 打人以致打死人的行动是依靠年轻的红卫兵来实施的。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会见百万红卫兵后,迅 速在北京和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抄家打人并且大量打死人的暴力活 动。1966 年 8 月 30 日,红卫兵到党晴梵家抄家。 

  在党晴梵家的抄家进行了多日。党家住在自己私有的一座单独的四合 院里。当时党晴梵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和他的幼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在一 起。他的长子一家住在同院,单过。党晴梵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和他的家人 隔离开。不准他的家人和他见面或者谈话。他的家人听到他被红卫兵喝叱和 殴打。 

  前往党晴梵家抄家的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 当时这所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 子女。在 1966 年 8 月,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被“打倒”,而是仍 然在该省的最高权力岗位上。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对老师和同学施用暴 力,手段相当残酷。他们侮辱殴打折磨教师。教地理的女老师是回族人。他 们给她剪了“阴阳头”,会把猪油和痰盂里的脏水混合起来强迫她喝下,他 们强迫她站在架高的桌子上被“斗争”,然后推倒桌子使她摔下来。他们也 残酷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女同学,只因功课好又出身 于教授家庭,被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打,从四楼一路摔到一楼。他们在校园 内外施暴。在党晴梵家的红卫兵,有的在党家住了下来。在党家抄家打人的 红卫兵,有几十个之多。 

  党家所有的东西都被仔细检索。9 月 3 日,也就是党晴梵被打死的前一 天,有几辆卡车开到党家,把他家的所有书籍字画以及家具衣物都拉走。党 晴梵收藏有一些古书,其中较珍贵的有一套元代的雕版《南史》。他还收集 有商代的青铜器拓片和甲骨文资料等等。除了书籍字画,党家的生活用品也 都被拿走,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生活资料。还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帮助红 卫兵抄家。(文革结束后,在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个古书展览会上,展出了党 晴梵的那一套元代雕版《南史》,展品说明说这部书的来源是“捐献”。) 

  9 月 4 日中午,有三个红卫兵,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来到党家,进 了党晴梵的房间。党家的人不敢阻拦,因为这只可能招致红卫兵更厉害的暴 力行动。这三个红卫兵进了党晴梵的卧室。进去以后,过了不太长的时间, 大约一二十分钟后,这三个人就出了房间,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党家。 

  这三个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是高二或者 高三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红卫兵从一开始抄家就来到了党家,在抄家过程中 相当活跃。 

  党晴梵的家人在红卫兵离开后立即进入他的房间。他们看到党晴梵在 床上,满头是血,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床边墙上都有喷溅上去的血迹,血 迹有一米多高。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楠木笔筒,笔筒上有血。他们估计 党晴梵可能是被用这个笔筒砸死的。笔筒很硬也很重,用这个笔筒猛击头部 的结果,可以把党晴梵打死,并且有血溅得很远。但是,到底党晴梵是怎么 被杀害的?笔筒是否唯一的凶器?这样的细节,只有在场者知道。党晴梵的 家属当时不被允许在场。红卫兵离开之后,他们才进入党晴梵的房间。看到 党晴梵身受重伤眼看要死,他们不敢呼救,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杀害党晴梵的红卫兵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又来了另一拨红卫兵, 是和前一拨红卫兵一个学校的,他们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 生。进门以后他们直奔党晴梵的房间。这些人进房间看了,看到党晴梵正在 死去,就退了出来,没有作什么就离开了。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个的名字是令 狐静平,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的 西北电力管理局局长。令狐静平没有参与杀害党晴梵,他是这场杀戮的目击 者之一。 

  党晴梵很快死亡。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协来了两个干部,对死亡现场 作了检查和记录。这两个干部叫党晴梵的家人不要往外说此事。这两个干部 的名字是郑殿辉,何岗。半夜的时候,火葬场的人来到党晴梵家,用车运走 了党晴梵的尸体。这显然是陕西省政协的干部安排的。 

  党晴梵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没有留下。实际上,在 1966 年夏天,被 红卫兵打死的人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的人,不但被活活打死,而且连骨灰都 不准留下。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被指为“阶级敌人”的死难者的下场。在文 革后,为死难者平反的时候,却不把这种会议称为“平反会议”,而是一律 称为“骨灰安放仪式”。这样的修辞方法明显含有尽量淡化文革迫害的意 向,但是其实大多数受难者的骨灰都没有保存,在仪式上的骨灰盒子里,根 本就没有骨灰。 

  党晴梵死后第二天,1966 年 9 月 5 日,他的幼子和长子,以及长子的 妻子和孩子,连加他的老保姆,全部被“遣返”,也就是强迫离开,扫地出 门,押送往原籍农村。 

  这一“遣返”,也是 1966 年夏天红卫兵从事的大规模的“革命行动” 之一。这个说法“遣返”,是当年用过的原话。我们会注意到没有用“驱 逐”而用了“遣返”这一较为客气的说法。实际上“遣返”并不是符合实际 发生的事情的词语。甚至“驱逐”也仍然和实际情况不合。当时发生的是用 通过红卫兵的暴力性的抄家,以“打死人不偿命”的残酷手段,威胁和迫使 “遣返对象”顺从地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专政”,很多人实际上很快就 死在“遣返地”。另外,当地的公安局系统配合红卫兵行动,强行迁出户 口。公安局的人并不出面打人,但是在红卫兵身后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很特 别的情况。这种特别性使得一方面造成失去法规的“无法无天”的恐怖,另 一方面是恐怖的推行仍然相当有秩序而且有效率。 

  党晴梵被打死,他的家人只有顺从地离开,来到党晴梵的老家陕西省 合阳县。在那里,他们身无立锥之地。党家的老保姆老家在别处,也被红卫 兵押解走。就这样,在 8 月下旬到 9 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党晴梵由原来的 “省政协副主席”,被抄家并打死,而且,党晴梵的家人也都被驱逐到农 村。通过红卫兵和政府联合行动的之手,对一个家庭的巨大迫害完成得迅速 而彻底。 

  在党晴梵被害之后,在西安,红卫兵在 9 月间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 恐怖队”的组织。简称“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体现了他们的行动性 质。“红恐队”成员戴着他们的红色袖章,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成群结队, 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到党晴梵家抄家和杀害了他的一些红卫兵,成 为“红色恐怖队”的成员。他们在“红色恐怖队”建立之前就开始了恐怖行 动,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名称,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明确和系统化。 

  由于西安的红卫兵的领导及骨干有很多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高 级干部的子女,在 1966 年的所谓“红八月”之后,北京的文革领导人很快 把文革的矛头对准各省的共产党的“当权派”,并且扶植起大批新的所谓 “造反派”组织。随着身据高位的父母被“揪出来”,早期的红卫兵失势 了。他们中有些人和“造反派”的冲突,使得中央文革抛弃甚至镇压他们。 但是 1966 年夏天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否定。当“红恐 队”和“造反派”发生冲突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派找过党晴梵的家 人谈话,他们的目的是搜集所谓“保皇派”也就是保卫过前中共陕西省委的 那一派的罪证,所以一度想用党晴梵之死作为对对方不利的材料宣传。但是 接触以后,“造反派”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党晴梵当时头上有“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帽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他们眼睛里,这样的人被打死, 算不上他们要攻击的红卫兵的“罪”或“错”,因此不必调查和揭露。 

  1967 年,党晴梵的儿子设法到了北京,到 “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 上访接待站”“上访”。他试图改善一家人的处境,希望北京的领导人能对 他父亲这样的情况有所怜恤。“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掌握领导文革的大权,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接待站有一些干部接 见“上访”的群众。他得到的回答是: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对党晴梵的问题 作“定性处理”。 

  1971 年 9 月发生了林彪事件。从 1972 年开始,文革当局对之前受到严 重迫害的老干部的政策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政协给党晴梵作了 “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随后,他的家人被允许回到 了西安。党家的房子已经被占用。在他家原来的房子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屋。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恢复了工作。党晴梵在省里算是地位很高 的人物,对他的死,统战部派几个干部作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时间 太久,不可能弄清楚了;这是林彪路线的错。其时林彪已经死,并且从“毛 主席从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叛国投敌”的“反党集团”头目。 

  1976 年,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1977 年,中共陕西省委给党 晴梵“平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空骨灰盒子放了 一下,因为党晴梵的骨灰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党家人再次要求调查党晴梵 之死。中共陕西省委把案子交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但是仍然不了了之——没 有结果就是这件事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文革后当局的政策是,对 文革中的死难者,给予“平反”,但是对害死他们的人,却没有追究也没有 惩罚。 

  1980 年代,中共北京市委曾经派两个干部找党晴梵家人调查。原因是 陕西省政协“审干处”写信给中共北京市委,说当时已经在中共北京市委工 作的干部王申,在文革中杀害了党晴梵。王申在 1966 年时是陕西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以及“红色恐怖队”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中共西北 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调查的目的是要决定该干部是否得到提拔重用,而不是 要对其作法律方面的惩罚。党家人不知道后来王申是否在晋升方面为此受到 影响。 

  党晴梵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 81 岁的高龄。这样一个高龄老人被活活 打死,分外残酷。同时,应该指出,他并不是象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因 为年迈体弱,所以受到一般性的殴打就死亡了,也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那样 的突发性疾病,在受到殴打折磨后,疾病突然发作以致引起死亡。党晴梵被 殴打折磨数日后,又被红卫兵以重物猛击头部,头部大量流血,血喷溅到他 床边的墙上。他被重物猛击后很快就断气死亡。另外,党晴梵也不是如有些 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在人多手杂或者群情失控的的混乱情况下,被打过头或 者被失手打死的。他的被害,是一种谋杀。 

  党晴梵的被害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当时在陕西和全国发生的 大量杀戮的一例。在西安,本网页通过调查了解到的就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 打死或者在被毒打侮辱后自杀。读者可以键击“死亡发生地”和“西安”发 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在西安的受难者中,有一名是袁玄昭老师,西安第五 中学的教师。他曾是党晴梵的学生,死于党晴梵之后。 

  党晴梵的死,是红卫兵的行动结果。红卫兵的广泛建立以及在校内校 外大规模施用暴力,是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局直接鼓励和指导下进 行的,在各省,中共省委也积极组织和支持当地的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除了 大方向方面的理论指导和行政方面的措施安排,在北京和各省的权力当局还 介入了局部的细节性的迫害行动。这场大规模的迫害,不但伤害以致杀害了 大量的普通人,也杀害了党晴梵这样的有很高地位但是当时被文革当局设立 为打击靶子的人。在党晴梵的案例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权力当局和“群 众组织”紧密配合进行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这样一种犯罪方式,是文革犯罪 的特点之一。 

  西安是中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两千两百多年 以前,汉王刘邦在那里建立了汉王朝,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汉族”“汉 人““汉字”“汉语”的来源。刘邦率领军队进入关中地区的时候,和当地 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抵罪。也就是说,在 两千多年以前,不能杀人,不能伤人,不能偷盗,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 的律令。但是,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文革把这最基本和重要的律令打 破了。红卫兵公然打死了一个八旬老人党晴梵,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是一种犯 罪。 

  30 多年过去了。党晴梵的家人一直想要和当时殴打和杀害了党晴梵的 红卫兵谈话。他们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也希望听到作恶者的忏悔和道歉。 他们还要等多久? 

  邓拓,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随笔作家。《燕山夜话》的作者, 《三家村札记》的三个作者之一。1966 年 3 月底,毛泽东布置“批判”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 4 月开始,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这 些作品“反党反社会主义”。1966 年 5 月 18 日,邓拓在北京家中服药自 杀。1979 年得到“平反”。 

  在 1966 年 5 月邓拓死亡的时候,对他的“批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 显然没有像后来的人那样遭到肉刑和监狱禁闭,但是,在北京连幼儿园的孩 子们都被教了新“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烂瓜。吴晗和廖沫 沙是《三家村札记》的另外两个作者。 

  丁苏琴,女,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被指控为“特务”和“历史反革命”,遭受“斗争”,她服安眠药自杀 身亡。 

  丁晓云,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员。1966 年 8 月 4 日被“游 街”和“斗争”后,自杀身亡。 

  1966 年 8 月 4 日傍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预先准备好了 “高帽子”和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大牌子,他们把 190 多名教职员 

  从家中抓出来,在他们头上戴起“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上大牌 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被“游街”的人被推被打,有的鞋子脱 落,有的衣服被扯破。    “游街”过后,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押到学校的操场“共青场” 上。在那里召开了所谓“斗争大会”。他们全部被强迫跪在操场前面,黑压 压的一大片。    “斗争会”后,被“斗争”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在学校里 “强迫劳改”。他们中大多数人也被抄家。 

  8 月 4 日的“游街”和“斗争会”发生之后,当时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写作小组”到华师 大来看过,并在第二天就到其他学校讲 话鼓动学生“开始行动”。 

  8 月 4 日被“游街”和“斗争”后,在学校图书馆中,除了丁晓云老先 生,还有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吴迪生原是外语教师,1957 年 被划成“右派份子”而不准他再教书,在图书馆工作。 

  丁育英,女,四川重庆市中区凯旋路小学校长,1967 年春节投江自 杀。死前该校的所谓“革命造反派”“批斗”了她,并且“勒令”她在正月 初一春节那天到学校继续接受“批斗”。春节那天她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重 庆江北嘉陵江大桥时,投江自杀身亡。1967 年春节是 2 月 9 日。 

  董怀允,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师,系教学秘书。1966 年 6 月后 遭到大字报攻击并被划入“有问题的人”类别中“劳动改造”。董怀允在 1967 年 7 月 28 日上吊自杀。当时年龄 40 岁左右。 

  董怀允在 1966 年 6 月中就成了“有问题”的人。那是因为在 1964 年 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受到攻击,可是北大的“社教”不 久以后翻过来了,他很高兴了一阵。到了文革又翻了过去,北大的“社教” 的反复被说成是“1965 年发生的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 1966 年 6 月 5 日社论)。这样,董怀允又成为“有问题”的人。 

  1966 年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大规模的对所谓“黑帮”的暴力性 攻击。董怀允目睹了殴打、罚跪与戴高帽子等等行为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 人说,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董怀允的 家在城里,他在北大单身宿舍有一个床位。 

  1966 年 7 月初,领导北大文革的工作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 员会”。数学力学系成立“文革委员会”的时候,工作组不准董怀允参加会 议。他和其他一些“有问题”的人被编为一组,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 璃。当时和他一起被编入“另类”一起在食堂劳动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荪 老师。丁石荪在 1980 年代初任北京大学校长。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领导人来到北京大 学,在全校大会上,宣布“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被撤销。7 月 27 日,聂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组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 会”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劳改队”,把前一阶段已经被“揪出来”的“牛 鬼蛇神”放入“劳改队”管理。 

  1966 年 7 月 28 日,董怀允上吊自杀。他已经目睹“618 事件”,他了 解到了毛泽东要的就是那种式样的暴力攻击,“劳改队”马上就要建立,他 不愿意在“劳改队”中受侮辱与损害。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 一个星期之后,北大英语教授吴兴华就在“劳改”中被强迫喝了有化学品的 污水而当天死亡,44 岁。吴兴华死后还被解剖尸体以证实他是自杀,为了 “对抗文革”。 

  北大数学力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是著名数学家。他动过癌症手术, 而且高度近视。他被强迫抠干净厕所墙上的尿碱,他得几乎把脸贴在墙上 面,才能看清楚。 

  在 1968 年,北大数学力学系还有三名教员遭到迫害而自杀,还有一位 教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董季芳,女,北京机械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 “斗争”和“审查”,受尽了种种侮辱,在家中自杀,时年 43 岁。 

  董临平,女,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学生,1970 年在“清查五一六集 团运动”中被“审查”,8 月 4 日上吊自杀。 

  文革开始前,董临平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学生。她的 父亲是军队的高级干部。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曾经反对学校的“工作组”, 遭到“工作组”整肃,她试图自杀没有死。后来“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撤 走,她成为该校“革命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领导人之一。    “红卫兵八一战斗团”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1 日,以后两年中一直在该 校掌握很大权力。除了在校内从事文革活动,这个组织曾经发动和组织 1967 年 7 月在中南海门外有几十万人投入的要求“揪斗刘少奇”的活动, 闻名全城。 

  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调查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 的通知”。随之而来的“清查 516 运动”中,一批在文革中红极一时非常活 跃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遭到攻击和“审查”。刑讯逼供的残酷做 法被用到了曾经把这一套用于别人的人自己身上。其结果之一,是当时“坦 白”“交代”出了很多并不存在的“反革命阴谋”。 

  在董临平的学校,在 1967 年红极一时的“揪斗刘少奇”行动,变成了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被指控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 食’的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 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进行反革命夺权。”(《关于围困中南海事件:初步揭发、交代、调查情 况》,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 年 2 月 25 日,油印打字稿) 

  在高压逼供下,有人“交代”了他们确实有一个“阴谋集团”,成员 加入时填有秘密表格,成员之间“单线联系”。他们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 目的”之一,是不让周恩来总理睡好觉。 

  后来说,这些表格和情节,都是编出来的,根本没有。 

  董临平被“审查”。她上吊自杀。 

  一个认识董临平的人说,她是个子高挑、清清秀秀的女孩子,她在文 革中,被“斗争”,又“斗争”别人,最后死于被“斗争”。文革毁了她。  

  董思林,上海市第 58 中学(又名澄衷中学)校长,于 1966 年被残酷 “批斗”后,出走失踪。  

  董铁宝,1917 年生,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1956 年从美国留 学回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在北京大学 28 楼“隔离审查”。1968 年 10 月 18 日从 28 楼出走,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 上吊死。 

  董铁宝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取得力学博士学位, 1956 年回到中国,任职于北京大学。 

  据《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50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 载:

  “1956 年 11 月 7 日,校刊 96 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 7 位教 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 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送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 1956 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 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董铁宝 没有成“右派分子”,但是在 1958 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数学力学系曾 经专门组织学生开会“批判”他。那时参与批判他系中当时一位青年教师告 诉笔者,他听说“批判会”后,董铁宝在家里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反复咬自 己的手指头。这位老师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很感惭愧。 

  他回国十年以后,1966 年,文革开始。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开始,这是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 一次运动。1968 年 8 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 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 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 900 多 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 28 楼,不准 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 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活着走出“隔离审查”室的几位北京大学的 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 长时间站在一棵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 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 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的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刑罚 是大量打耳光。 

  董铁宝的妻子梅镇安在生物系工作,也被“审查”。梅镇安的哥哥是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被指控为他们的“同伙”。1968 年 10 月 18 日 傍晚,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 28 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 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死后,他的“专案组”中的一个人,还神神秘秘绘声绘色地向 系里的人说,董铁宝到那个地方自杀,其中有很深的原因,因为那个地方靠 近他妻子的哥哥的工作单位,他一定是试图和大舅子取得联系,没有成功, 等等。“专案组”的人对董铁宝之死毫无同情。 

  董铁宝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和女儿当时是中学生,和 其他学生一起作为所谓“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后来董铁宝的妻子写信 给周恩来,说明他们如何从美国回来,请求给予照顾,把她的儿女调回到北 京。她的信起了作用。当其他同龄人依然远别父母在农村时,董铁宝的两个 孩子回了北京,这就算是当时因“归国华侨”身份受到的“优待”。这种 “优待”的相对值不算低,但是其中的绝对值当然很低。 

  关于董铁宝,《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的记载是: 

  1968 年 10 月 18 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没有写他 是怎么自杀的,也没有说他当时被“隔离审查”。这样,他的死就显得相当 含糊不清楚了。 

  校史写作有另一条未言明的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自杀的 教员,只记载教授,连副教授都不记。董铁宝的名字在校史上,与董铁宝同 系的教师董怀允和陈永和,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而审查,可是他们的死亡在 《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中不见一字记载。陈永和的死离董铁宝的死只 有三个星期。 

  董尧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员,1966 年 8 月,在被“斗 争”与侮辱后从学校五层楼跳楼自杀身亡。死时 30 岁左右。她的寡母也在 同日自杀。 

  董尧成当时教初三的语文。她班上的学生“斗争”过她。她的父亲在 1950 年代初被处死,她考大学的时候已经强调“家庭出身”但是还没有到 后来的程度,她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未婚,与寡母同住。 

  董尧成跳楼自杀后,当局派人去她家,看到她母亲也已经在家中自杀 死亡。没有人知道她们母女哪一个先死。她们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 “冤”字。 

  同时期在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还有体育教员曹天翔自杀。 

  董友道,男,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1968 年,他与该系另一 教师谢至和的私下谈话被揭发并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 主席”。董友道和谢至和被关进学院的地下室里“隔离审查”。他们两人被 分别关押,两头刑讯逼供。董友道在“隔离室”中吞了大量铁制的图钉等而 死亡。谢至和则被“专政机关”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革时代被做为最严重 的“反革命罪”。 

  据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回忆,当时大字报上公布的董友道和谢至 和的主要“罪行”,使他们之间的如下两段对话: 

  对话一:

  “你说文革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三点水对王光美戴珍珠项链不高兴嘛。” 

  三点水指江青,毛泽东的妻子。1966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文革小 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组长陈伯达召集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座谈 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明显看出,他们正在安排红卫兵组织逐步推进对刘少奇 和他的妻子王光美的“斗争”。江青在讲话中说,王光美 1963 年和刘少奇 一起访问印度尼西亚,离开前江青告诉了王光美不要戴项链,但是王光美出 访的时候还是戴了项链。 

  当时江青关于项链的这段话被写在大字报上到处传抄。1967 年 4 月, 清华大学“造反派”在清华大学校园开数万人的大会“斗争”王光美的时 候,强迫她戴上了用乒乓球穿成的一串“项链”,和江青这段讲话直接有 关。刘少奇和王光美 1963 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记录电影,在 1967 年被作为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放映。 

  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是事实,只是他们的口气对江青不恭 敬。那时候江青被称作文革的“旗手”。任何对江青以及文革的批评,也像 批评毛泽东一样,属于“反革命罪行”。 

  江青关于项链的一段谈话,依照当时的记录,照抄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伯达同志召集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1966.12.28

      ……      

  有人提到刘少奇的检讨。

   江青同志说:“他(刘少奇)的检讨是不成话的,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有个认识过程。我对小平同志认识了十几年,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七个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主席的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的蹲点。其实,王光美蹲点也是假的。” 
   
   江青同志又讲到王光美,说王光美不老实。王光美去印尼之前找过我,当时我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带项链,做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带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事后答应了。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带项链了。”结果这次一看电影,她又带了,她骗我。电影为什么不放到清华去演一下。

  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放,那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

      …… 

  对话二:

       “世界上还有哪个领袖最爱拍照片?”

       “阿道夫·希特勒。” 

  文革时代,红卫兵命令到处都必须张贴毛泽东的像和语录。报纸也每 天发表大量毛泽东的照片。一份 6 版的《人民日报》上会有十多张毛的头像 和照片。希特勒也是个进行领袖崇拜的人,但是其实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程 度。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段对话说的是事实。 

  董友道和谢至和以上两段对话作为治罪材料在大字报上被公布以后, 文革当局有了“规定”,把这类对最高领导人有所批评的言论,叫做“防扩 散材料”。这个特别用语的意思是不许向群众公布,也不许当众重复或者引 用这些言论。在上海戏剧学院,公布董友道和谢至和的这两段对话,后来受 到运动领导人的批评,因为这“扩散”了他们的言论。 

  这种“防扩散材料”,既要作为治人重罪的根据,有不准重复以杜绝 “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不管这种言论该不该是“罪”,造成无中生 有的冤案假案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这种“防扩散”政策,在文革中,对大量的“现行反革命”们, 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在董友道和谢至和的案子 上,人们总算还知道了他们是因为什么被监禁、被刑讯、被迫自杀以及被判 处十年的重刑:就是这样两段对话。为这样的对话,那个年代可以理直气壮 地逼死一个人,并把另一个人判刑十年关进监狱。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说了那 些话,原话是否确实如此,大可怀疑。因为当时个人没有录音机,不可能提 供录音作为证据,定罪全凭某些人的所谓“揭发”,而这种揭发很可能是为 了邀功请赏而夸大甚至捏造的。 

  可以想象什么能使一个人吞下了大量的铁图钉。1968 年,上海戏剧学 院把地下室设成了监狱。被关在那里“审查”的人,包括女学生,个个都遭 到毒打。最常用的方式是用拳头和棍棒打,还用铜头皮带抽。还有一些打手 练了“功夫”:他们能一脚把“审查对象”勾倒,令被打者立时扑倒在地, 然后把被打者一把拎起来,被打者刚刚站稳,他们又一脚勾去,把被打者又 勾倒在地,如此一下又一下,连着几十次,被打者痛苦不堪,他们则乐此不 疲。所以,可以肯定,自杀并不是因为脸皮太薄,稍稍被指责就轻生,而是 野蛮残酷的殴打折磨和虐待的结果。 

  1968 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至少有 5 个人被“斗争”和关押后自杀。 其他大学的死亡人数超过这样的数字,不过,必须知道这样的艺术学校的学 生和教员的总人数,也大大低于其他大学。就受难者在总人数中的比例来 说,上海戏剧学院不是低的。  

  戏剧学院的丑陋暴力始于更早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博物馆》(香 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第二版,2002,180 页)有一张照片,是在戏剧学院 里,戏剧学院和美术学校的红卫兵联合“斗争”校长和教员。被“斗争”的 人成一排跪在地上,头触地。一个个红卫兵们站在他们身后,右手高举毛泽 东语录本,左脚踏在他们的背上。这是毛泽东所写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 只脚”形象而具体的实践。 

  这样的照片,和董友道以及其他受难者的死亡一样,不是虚构艺术中 的剧照,而是文革中的上海戏剧学院的现实。这是怎样的残酷和邪恶!  

  杜芳梅 ,女,陕西人,上海银行干部,1968 年夏天遭到“批斗”,跳 楼自杀身亡。死时 40 来岁,留下三个未成年女儿。当时她的丈夫闻捷被监 禁。闻捷是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著名诗人,在 1971 年再次遭到迫 害,在家中开煤气自杀身亡。 

  一名受访者说,他当时 16 岁,中学生,住在上海,一天早上在街上 走,在一栋大楼的前面,看到警察把一个地方拦了起来。因为那里有一个人 跳楼死了,是在清晨发生的,是个女人。上海是中国高楼最多的城市。文革 时候,在上海跳楼的事情常常听说。他好像并没有觉得特别惊奇。回家后, 听说他看到的跳楼人是杜芳梅,他家楼下的邻居和杜芳梅的女儿上学在一个 班。 

  杜孟贤,男,大连市旅顺口区(现旅顺市)大井口村人,其父亲被划 成“富农”,他也遭到迫害,1968 年自杀。死时 30 岁。 

  杜家在 1950 年被划为“富农”,杜孟贤就成了“地富子女”。在农村 里,除了所谓“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本人,“地富子女”就是最受歧 视和压迫的一类人。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如此。到了文革中,对“四类分 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的迫害,就变得更加严重。文革前夕杜孟贤跟一些民 工在四川修铁路。文革开始后,修路队解散了。家里写信要他想办法不要回 来,但是他回来了。回家以后,遭到“斗争”。杜孟贤上吊自杀。他死的时 候 30 岁。 

  因为“阶级成分不好”,他一直没能结婚。这在“地富子女”中是相 当普遍的现象。女人和“地富子女”结婚,生下孩子又是“坏成分”的人。 干部们解释说:如果不这样对待“地富子女”,那么“地富”年老死亡后, 阶级斗争不是就要没有了吗?”――文革中有“革命大批判”高潮,“批 判”的重点之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按照文革的逻辑,为了让“阶级斗 争”不“熄灭”,就必须不断找出新的“阶级敌人”。把老“阶级敌人”的 子女当作“阶级敌人”来开展新一轮的迫害,是最为方便易行的做法。正因 为如此,千千万万 “地富子女”中,杜孟贤这样的遭遇并非少数。 

  杜孟贤有个姐姐是大连妇婴医院的护士。姐姐的丈夫王茂荣是大连物 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在 1968 年受到攻击后自杀身亡。 

  段洪水,男,19 岁,清华大学修建队工人,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 于 1968 年 5 月 30 日被长矛刺中后摔下梯子致死。 

|<<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