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禁书禁闻馆 >> 历史真相 >> 文革受难者 -- 关於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 前言 - 受难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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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受难者的位置

  牛鸡之间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 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 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 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 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 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 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 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 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 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 “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 之一是放牛。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 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 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 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 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 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 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 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 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 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 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 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 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 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 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 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 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 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 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 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 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 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代,虽 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 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关于诉求正义,虽然受到很多阻碍, 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 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 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可以说,在今天,受难者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包括存在与否以及如 何表述,首先取决于大多数幸存者的选择,取决于他们选取牛的方式还是鸡 的方式。 

  本书的出版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 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2,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 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 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 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 “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 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 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 1966 年,伴随着 “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1968 年到 1969 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 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 年 8 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 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 “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 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 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 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 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 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 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死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 

  这场杀戮从 8 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 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 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 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 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 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 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哪怕是完全虚假的审判程 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 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 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 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两年之后,1968 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 “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 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 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 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 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 “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 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 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 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 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 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 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 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中,出现了大量的 “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 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 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 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 “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 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 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 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 “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 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 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 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这种“自 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杀,实际上是被文革谋杀。这种谋杀性自杀的大量 发生,是文革的特产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残酷卑劣的一种杀戮。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 1966 年的 “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 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 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 者, 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 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 

  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 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 1968 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 亡的两个高峰。 

  本书中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 峰期间。 

  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 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 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 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 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 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 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3,记录每一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 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 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 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 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 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 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 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 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 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 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 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 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 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 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 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 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 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 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 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 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 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 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 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 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 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 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 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 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 在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 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 460 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 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 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 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 1966 年的红卫兵杀戮 和 1968 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 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 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 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 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 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 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 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 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 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 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 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 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 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 1986 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 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 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 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 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 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 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 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 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 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 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 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 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其间还曾经遇到一些 出乎意料的骚扰,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 

  1998 年,当我开始为文革受难者一一作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小地 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 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 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 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 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 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 1966 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 年的“红八 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 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 “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 “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 34 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 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 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 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 34 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 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 名字和位置。她说她 34 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 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 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 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 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 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 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 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 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 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 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 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 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 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 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 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 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 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 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 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 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 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 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 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 治疗。   5,被禁止的纪念 

  尽管有种种压力,自从有受难者产生,也有生存者一直在试图记忆他 们。本书中的卞仲耘,一个中学副校长,是文革中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 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她被害一年多后,抄家风潮稍有平息,她的丈夫和四个 儿女在家中的衣柜里面为她设了一个灵堂。他们在衣柜里壁上挂了她的照 片,在照片前放着一支清水供养的鲜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家人, 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文革后,著名老作家巴金在 1986 年撰文建议造一座文革博物馆,记住 历史,取得教训。近 20 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看不到任何一丝进展。不仅没 有真的博物馆,而且也没有博物馆的蓝图,甚至也不见要开始绘制一个博物 馆的纸样的口头讨论。 

  2000 年 10 月 16 日,当我把近千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电脑文件送上互 联网络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现代科技的感激之情。终于,当在现实世界里 无法为受难者建造纪念馆的时候,新技术提供了一种普通人比较容易使用的 方式在电脑空间得以实行。这个新网站的名字是“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 园”。无数远在天边的读者可以随时上网阅读受难者的故事,并且通过网站 上的电子信箱即时送回他们的反馈。 

  17 月之后,2002 年 3 月,这个网上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如果 在中国境内输入网站网址,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字样是“此网页无法显示”。 

  所谓“无法显示”,完全是谎言。这个网站一直存在并且运作良好。 当然,说谎的并不是电脑。 

  尽管不是出乎意料,我仍然感到震惊。受难者们已经死亡三十多年。 当年他们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的骨灰都没有保留,更谈不上安葬。三十年 后,在电脑网络的虚拟空间里,都不容许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是为了什么? 是谁,做了决定禁止受难者的名字在网上? 

  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一个破案方法是,当谋杀案件发生的时候,侦探们 考虑什么人可能具有作案动机,谋杀会对什么人有利,以此来寻找作案人。 非常明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证明文革的罪恶,而隐瞒和抹煞受难 者的名字,则有助于缩小文革的罪恶,从而也消除了文革领导人的罪恶。正 是因为毛泽东的尸体和画像仍然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受难者的名字甚至在 电脑网络上都被禁止显示。 

  这就是本书形成的漫长而艰难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我分外珍惜这 本书的出版,而且也希望读者觉察到这一点。 6,资料来源和编排体例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的调查和采访。文革的大量事实从来未被报 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 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第一手材料的调查,虽然极其费时费力, 但是至关重要。我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文革时代,他们有的住 在北京,有的住在省里;有的住在大城市,有的住在乡村。被访者中有一部 分是受难者的家属。 

  除了与被访者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 1994 年和 1995 年在 电脑网上作过问卷调查。2000 年网上“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收到过 很多读者来信,其中有的主动提供了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 被访者为这里写到的死亡和事件查阅了个人的或工作单位的有关记录,或作 了交叉证实。但是能够得到允许查阅官方档案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曾 参与暴力活动的人拒绝和我谈话。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 作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 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 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大量事实,在赞美文革的同时,对暴力迫 害和死亡却不置一词。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 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 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 死亡的看法与心态。 

  我也使用了文革后的发表物中的有关材料。这些引用的材料都一一写 明了出处。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和采访。 

  本书中各篇受难者传的长短不一,完全取决于作者能够了解到的事实 的多少,而没有别的原因。我希望详细写出每一个受难者的故事,但是实际 上,了解事实非常困难。多年努力没有结果,很多人的名下至今仍然只能写 出寥寥数语。 

  659 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除了已知姓名的受难者, 还列入了一些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死亡情节、地 点、时间、或者他们的亲属名字的人,归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之中。 

  本书后面,还有以地点为顺序的受难者人名索引。这一索引也从一个 角度反映了受难者的地理分布密度和广度。 7,没有被谢者名字的致谢名单 

  一本书的前面应该有一个“致谢”,因为书的完成一般并不仅仅全靠 作者一人之力,作者应该在书前感谢帮助过的人。这一本书尤其应当如此, 因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这个数字显然远远多于 大多数别的书籍。 

  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人中,有的和我见过面,有的却至今没有。他们所 作的,大多与本书内容即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有关,有些人则提供了技术性 的帮助。对我来说,他们的支持不仅是实用方面的,而且是心理方面的。在 一般的工作中,每一个进步的获得都给人带来欣喜,在文革历史的研究中, 工作的进展却意味着发现更多的死亡和不义,只能使人悲哀和痛苦。在这种 性质的研究工作中,心理上的支持变得分量更重意义更深。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向其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 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对所有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义工”们心存感 激。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所谓“义工”,就是做了好事而不得报酬的人。所以,诚挚的感谢当 然应该献给“义工”们,书前的致谢当然应该包括他们的名单。这不只是为 了遵循惯例,而且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我本来会在书前列出一个长长的致谢名单,向每一位帮助者表示深深 的感谢。我也会说出许多令人温暖的关于支持者的故事。这些故事闪烁着人 的善意和正义感的光彩,值得和读者分享。 

  然而,现在我只给出了一张没有名字的致谢名单。这是因为帮助过我 的人们如是要求。这也是因为我不想给帮助过我的人带来麻烦,也不愿意给 那些躲在黑暗中封锁了文革受难者网站的人提供情报。 

  我想告诉读者,是有一张非常长的致谢名单存在的。我也抱着希望, 将能发表这份“义工”名单,以及本书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种种感人故事。 

  我也想告诉读者,尽管本书的内容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是一本作者写 得非常痛苦而读者也将读得非常痛苦的书,我却希望你们加入我的工作。请 你们提供调查线索,或者亲自动笔,把你们了解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写出 来,以后结集出版,作为本书的系列作品。从一开始,书写和纪念受难者, 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们的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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