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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集-中共是怎样编造文革中周恩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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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6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是怎样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的。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宋永毅先生的文章“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周恩来传》(四卷本)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是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 “历史著作”。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剪裁者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貌。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恩来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中共关于周恩来三本史着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

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说,

“(196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 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 并说,“(1966)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周恩来《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例如,1966年4月2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

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着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周恩来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说,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

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

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书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着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

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

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于周恩来第一个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立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开始。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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