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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集-周恩来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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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20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怎样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施展权谋,故布疑阵,作了精心的部署。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毛泽东从舆论准备、组织措施乃至军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筹划,深谙兵不厌诈一类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断放出风声,制造自己快要见上帝,将不久于人世的假象,同时又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夸刘和批周的内容)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故意迷惑对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大造舆论,有意在党内制造要出大事的紧张空气。与此同时,毛泽东暗中放出江青作为炮手,在上海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向刘少奇势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发难的重磅炮弹。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才能与之争胜。他看出刘少奇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暗中排挤林彪,拉拢在军中掌握实权的贺龙和罗瑞卿,公开散布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而罗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与林彪以及军中其他老帅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在政治上做倒刘的大文章,毛决意利用林彪、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拉林打罗,反制刘插手军队的企图,以确保军队在最后摊牌,林站在自己这一边。

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多年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现在更成为他与刘少奇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为他保驾护航的“尊神”。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对林彪关心备至,格外迁就,不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与林彪互通声气,而且在倒罗的问题上形成默契,就在罗瑞卿即将大祸临头的前夕,毛还特意让罗向林彪传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 而林彪也正利用这一点,趁机开出自己入伙文革的价码¬——拿掉罗瑞卿。

毛泽东这时也发现罗瑞卿跟刘、邓、彭很紧,让人不大放心。特别是当发现罗瑞卿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认定罗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导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一幕。毛本人亲自出马,指罗“个人独断,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这样,为了毛、林之间的这笔政治交易,罗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毛一改五十年代后期因“反冒进”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批周的做法,对周竭力拉拢,软硬兼施,力图借重他在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来达到钳制刘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为三十年代追随王明路线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传阅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时,特意笔下留情,对周网开一面,专门加写了一段批语说,总理是功大过小。另外毛在政治上采取重大动作之前,都事先向周打招呼,比如在打倒罗瑞卿的问题上,就个别和周通了气。

对邓小平,毛泽东打算采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恼火邓在文革前政治上日益疏远自己而跟着刘少奇跑,因而决心狠狠整他一下。 毛并不真想打倒邓,只是想教训教训他,因而始终对他与刘有所区别。这既是出于在政治上对刘少奇势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时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暗中对林彪预留一手。毛的疑心极重,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包括他眼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内,邓便是毛准备日后对付林彪乃至周恩来的一张牌。

为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据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一书中讲,邓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谈话,结果只谈了一次,两人就谈崩了。谈崩的原因书中没有提及,可能是林彪看出此举的用心,有意不肯转圜。即便如此,毛后来在文革中还是要把刘、邓两人“拆分开来”,对邓小平的批判适可而止。

至于对刘少奇,毛泽东是施展权谋,故布疑阵,虚虚实实,在政治上打诸如“中央出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哑谜,让人们对文革的目标莫测高深。与此同时,为了稳住刘,毛泽东表面上与之虚与委蛇,大摆迷魂阵,假惺惺地表示要“让贤交班”,让刘少奇来挂帅,做主席,邓小平做秘书长。暗中则不动声色地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刘一步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还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将彭德怀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刘曾向彭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这话令毛极为紧张,深知彭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为了哄骗彭德怀离开北京,毛泽东亲自出马,找彭谈话,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态,表示真理也许在你这一边,劝说彭去大西南三线工作。接着又如法炮制,把彭的副手黄克诚送到山西。与此同时,毛又不动声色地将曾依据刘少奇的批准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要害岗位,换上长期担任他本人贴身警卫的汪东兴。在组织上安排妥当以后,毛开始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向刘本人步步逼近。

在文革前夕密云下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一线领导人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完全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周恩来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发表,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治斗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共党的工作开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 不到就要砍头吗? 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完全推翻了中共在北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给刘一个耳光。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中共农村工作部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毛撤销。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时,却没有得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毛只好暂时收手。但是,很快毛泽东就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在周恩来的配合下打倒了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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