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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集-周恩来要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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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19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怎样走钢丝,并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要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闯下饿死四千万人的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共共产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安。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主席”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共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毛的“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 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缺点是“一个指头”唱反调,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 ”等等,就是冲着毛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尽量顾全毛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和事佬的角色。

周恩来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 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捧场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

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下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 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

在一九六二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会前,主管会务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刘少奇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经过这场风波,一直在评估形势的毛泽东也达到了试探虚实的目的,认定日后在对刘少奇动手时,不仅周恩来会跟着他走,而且在党内也不会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作对,这样一来,让毛大大放了心,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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