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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集-中共红军湘江惨败 周恩来三人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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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16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期,中共红军在湘江惨败的情况。当时,8万6千红军,死亡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小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应该说,当时最有条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独揽大权的便是周恩来,如果他敢于站出来一争的话。周是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中唯一的一个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资历和个人才干都远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前连普通的中央委员都不是。

博古当时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有着共产国际有意扶植王明教条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后,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已经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不过当时有言在先,指明这只是临时中央,不仅要上报共产国际批准,而且待日后多数中央委员在一起时,须开会补办手续。对此,周恩来是当时少数知情人之一。

然而,当博古到江西后想当然地接管并独揽大权时,周恩来却没有当面捅穿这一点,提议召开中央会议进行确认,而是在一旁默不做声,听之任之。这是因为他不敢得罪有共产国际撑腰的党内留苏派。既然博古他们绝口不提这件事,周也就不愿意出来唱黑脸,自讨没趣,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周恩来的退让,并没有使一心抓权的博古善罢甘休,相反更得寸进尺,继集党务大权于一身后,博古又一步步地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他先是将随军行动的中央军委移至后方,增补他本人为委员,由后方对前方发号施令,剥夺了前方对军事行动方针的决定权;进而又根据李德的提议,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干脆撤销前方总部,把周调回后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个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以后,周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

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排挤出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以及他所具有的组织能力确为中共所需。周氏的这两个特点,特别是前一个,既是他能够屡次在党内斗争中涉险过关,成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这时期(指博古、李德当政时期) ,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周恩来的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每次检讨过关之后,依然如故。与其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如说是周恩来在中共异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为了自保而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而且经过多年磨练之后,已经完全化为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本能,两者水乳交融,很难分清何者为先了。

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力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进攻中共中央苏区。

而作为赛克特的对手,同为德国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绝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 "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并且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转移十分仓促,连在中共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共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军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一路被动挨打,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当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共红军南进突围的目的,是要经桂东北去湘西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就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

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8万6千红军官兵,死亡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

自离开中共苏区,突破历次封锁线,红军损失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 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加上沿途红军征召的新兵,此时红军已不足30000人。(苏区出来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逃亡) 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等一军团将领为死亡官兵安葬。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共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国民党军逼进,与红军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共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说"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共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共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 湘江战役后,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叫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水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几十年后,当林彪位于中共高级领导职务时,也曾去过一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怀旧,但他再也没有回过界首。在中共的军史上,湘江战役是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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