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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不去抹不掉 《整风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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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消灭了他们批评的声音,给国家的发展方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随着一大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它们实际上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功能,沦为中共一党专政的“花瓶”。最后,“反右运动”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大最权威的独裁者的地位。党外的反对势力被肃清后,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总之,“反右”为中共发动历次运动如: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埋下了伏笔。

日前,《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当年的一些“右派”克服重重困难从大陆赶来参加。

铁流,本名黄泽荣,72岁,《成都日报》的记者,当年的右派,劳改23年,现退休。铁流在会上说道:我是一个右派,是一个57年受害的当事人。57年我为了一篇小说,八千八百字,关了我整整23,相当于一个字关押我一天。这篇小说是(发表在)共产党的杂志。发表是他们经过审查的发表,写这篇小说是他们发起的敢于生活,最后就为了这篇小说我整整为关押23年。第二个更特别的我不是出生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所谓的敌人,我出生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的家庭,我是个童工,我参加革命追随共产党是15岁,但是我也当了右派。为什么当右派?因为我发动声音,发动人格的声音和正义的声音,不愿意对生活说谎。中国死了,中国死于1957年。正义死了,道义死了,公理死了。留下的是谎言,留下的是假话,所以没有57年就没有大跃进,就没有总路线,就没有大炼钢铁,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八九·六四)血案。所以我有句话:反右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万恶之首,百罪之源。我们作为现在活下来的人,作为受害者,我们要把这个历史留下来,留给子孙,留给民族,留给世界,决不让当局掩盖这个历史。

北京当年的61名在世的被划为右派人士联署公开信的召集人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先生举例说到,在我同时期的右派,我就举当时划右派和死亡这么简单的过程。我是公安局的。当时公安局划右派,他劳改别人是个能手。内部如果有点波动的话,他就很容易抓住你。我就举别人一个例子:有个右派比我小三岁,叫孙承(音)。他写了一首诗,登在《首都公安报》上。他这诗很简单就是:世上多少不平事,反将不平说是平。一旦随我凌云志,扫尽不平未平生。就这么一个短短的诗,他被枪毙了。孙承是个很厚道,干活跟牛一样卖力气的一个人。他在公安局户籍处,搞卡片管理的。据说卡片管理还是他一个有创造性的工作,还表扬过他。但这人对人间的故事人间的情感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就被打成右派,就下放了。下放以后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轰回老家去了,农村找典型,说找名牌,他就当了名牌了。地富反坏右当时就成为名牌,就把他来出去了。说拉我干嘛?先游斗你甭问什么,游斗完了枪毙。他就说我是北京划的右派,正是因为你在北京划的右派所以没有错。就枪毙了。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去落实政策,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去了,但那一找说孙承。说对不起你们来晚了,他已经枪毙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轻松的,说枪 毙了就完了。这人也就回去了。再没有人追究谁枪毙了他。所以一个人死很容易,再叨一叨谁去制造的杀人事件的人,不行,没有人。

中共政府虽然在1978年为几乎是全部的“右派”平了反,但是它仍然在理论上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研究和总结历史教训设置了障碍。而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们,不少已经逝世,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近七十。从这一点来说,为理清真相而抢救他们的历史记忆刻不容缓。

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针对中共销毁各种历史档案,虚构历史的行为,提出抓紧抢救历史记忆意义重大,何清涟首先讲了中共销毁历史记忆的原因:“中共在1949年以后犯下了许多国家罪后,这个事情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想承认,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篡改教科书,虚构一种虚假的历史。近些年来,中共确实是下令给各图书馆和档案馆销毁一些历史档案。文革档案销毁很多,还有反右的、土改的,反正各个时期清理档案的时候,有很多档案都已经销毁了。”

铁流表示,尽管我们这群受害者来日不多,去势已近,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右派都写一本书,每一个右派都是一部罪行的历史。我希望大家能写。我毫不讳言,我留下的生命,就是要揭露毛泽东,揭露他的罪恶,我的最大希望就是天安门城楼把他的画像取下来,在人民广场把他的腐尸给它拖出去,不如此中国没民主,中国没有自由。这不仅是右派的责任,也是所有要从事进行民主推进人的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何清涟继续指出,抓紧抢救历史记忆意义重大:“所以我觉得口述历史和大家抓紧写回忆录都是在和专制者虚构历史在抗争。最近成都晚报登的六四广告,结果一问哪个的登广告的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从这来看,中共虚构历史记忆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已经把大家的历史记忆消解的干干净净。就是中国人不知道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我觉得是在和死亡赛跑,因为当年的右派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现在留下的右派都是当时很年轻的,只有20几岁。所以,他们一死以后,这些历史记忆都会销毁得干干净净。所以他们趁这个时期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用实录的形式写下来,我觉得对后人是宝贵的资料。”

任众进一步说道,为什么我能站在这儿,我愿意担当这个联络人,就是在我身上跟大家一样有一种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就是要承担起所受难致死的人,他们要说的话,替他们讲一讲,而且把我们所受的难,要告给后人,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造的冤家错案太多太多,必须让人们觉醒。我以为这是一个历史任务,我是因为有这种历史责任,我才愿意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的。我并不怕有什么后果。我知道很有危险,因为我毕竟从北京来,北京发的短信,都能看到你。遇罗文给我打电话,我都说我已经不去了,实际上我已经签好证了。为什么呢?我一旦出来,他们会劫我的。所以我只能说,甚至于我对朋友我都说我不去我不去。实际上我已经很欣喜我能来到这里。至于回去会怎么样,我不在乎,各位。我现在就想再说一句作为我说话的结尾,我们写书,我希望大家都写,把自己血迹斑斑的经历写出来,我总结的话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给世人知。

铁流最后呼吁到,最后我还有一个呼吁,大家知道,尽管我们现在在开会,另外一个右派叫李昌玉,现在同样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他的电脑被收走了,他的护照被收走了,他的自费印刷的2000本书《历史大视野》被收了。现在在中共监控之下。今天我借这个地方呼吁一下,声援李昌玉。我写文章就是受他的启发,他有句话我记得很深刻:即使我们是猪,在屠宰厂被杀也要叫两声,我们叫都没叫。自从我得到他这个话后,我破门而出开始写文章,不计个人安全。我希望大家为李昌玉呼吁。今天网站上我已经写了给胡锦涛主席的第三封信,强烈要求不要再对老右派李昌玉进行迫害。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为他呼吁。

反右运动受害者索赔运动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5月份被济南市公安局国保部门抄家。警方指他非法出版书籍,以及在海外发表反政府的文章,没收了他存放在家里、尚未分发的近两千册《历史大视野》,并带走电脑及其它写作用品,还传唤李昌玉到派处所,问话达六到七个小时。

李昌玉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说到:我个人写了很多文章,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历史。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知情人、受害者保我们的见证记录下来,还给历史。虽然我们受了很多的苦,但这也是一种历史给我们的恩惠,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感受不到这些东西了。那么,我们也要,回报给历史,回馈给历史。也可以说,我们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报答历史。

鲍彤在《论反右派斗争的非法性-为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作》一文中指出,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反右派斗争封了党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倾斗争,就来封党内干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狱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卫,到了天安门镇压,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冲锋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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