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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不去抹不掉 《整风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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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在她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右派们》一文中指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央的驯服工具。在知识分子中轰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运动里,全国划了55万右派,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11%。《人民日报》划了32个,其中编辑部门有24人。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包括文化较低的干事在内,共460人,右派占5%以上。这个比例在新闻界是比较低的,像《新湖南报社》当时不过140多人,被划成右派的有54人,竟高达38.5%。21年后,除了极个别的外,全国右派99.944%得到改正,只有0.066%称为摘帽右派,不足三千人。这三千个没有“改正”的右派,绝大部分死于非命,少数是原单位坚持不改。《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衡在谈到她的经历时说道,我是受害比较大的,因为我的父亲也划右派。一个家庭有两个三个划右派的也不少。我是其中的一个,有的是夫妻划右派,有的是父女划右派,有的是兄弟划右派。我就是父女划右派。我的父亲也划右派.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所以我受的折磨,比我们同时候的人,别的右派要更大一些。对我个人来说,我算是受害比较大的。因为我觉得反右派有问题。我的父亲也当右派,我的母亲在很孤独的情况下死掉。我们家唯一的财产就是一栋房子,也没有了。我们工资减少了。我父亲,我们都很困难。我的孩子也没有的到很好的上学,不像别的孩子,上学上的比较少。我和同时候的比起来,算是贫下中农的了。我当然是受害比较大的,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别的人还有比我更惨的。因为他们有的去劳改,我是五七干校也算劳改,比在劳改农场要好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需要大家知道咱们的历史,要从中接受教训。

燕遯符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说道:我那个时候念到物理系四年级,就被轰出学校了。我受的是二类处分,叫保留学籍,劳动察看。那个意思是你要是表现的好还可以回学校念书。什么叫表现得好,也就是低头认罪。不知道我有什么罪。我越到工厂我越觉得自己没罪。我到工厂,我对社会就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从前真是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工人的情况。等我跟工人在一块的时候,我知道它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奴隶社会。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呆的,我觉得工人生活的很幸福,我会低头认罪的。可是我觉得不是那样。我写过一篇文章《织女心》。我在纺织厂,《织女心》就是我们纺织工人的心。我在那里面说的很详细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明确界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可是它那个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谓组织分配,所谓计划经济。把你死死的掐在那儿。这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一样。这里头详细说来事挺多的,总而言之我没法低头认罪。就一直在那儿呆到79年,等到改正了才从车间出来。我们北大学生右派轰到我那个工段的有五个人,有两个人是摘帽子以后自杀的。还有一个人是身体很不好的,熬到79年之后了,身体很不好,简直半残废了,也病死了。

公开信的召集人任众说道,那年我将近23岁,我正在北京市公安局。我在这个机关里,既然是号召提意见,那么给领导提意见觉得是尽责任。没想到提了意见以后,灾难就来了。他给你无限上纲,不给你签字,你说过没说过去证实一下,没有。别人说什么就是你的罪恶,那么,这样一股脑儿就安在头上了,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其实怎么辩驳也不成,越辩驳越对自己不利。我就是因为辩驳了一下,就说我态度狡辩,就变成二类处理。二类处理就意味着到农村监督劳动,每月只有18块钱生活费。撤销所有职务和级别,没有什么正式的待遇了。只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老老实实的劳动,给你多么沉重的劳动,不分白天黑夜的去劳动。而且整个社会造成一种压力,就是什么右派分子就是社会的敌人了。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家也不能回去,也养不了家。我当时也没有结婚,刚有个女朋友,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自己也感觉活着没有意思。可能每个又派都有自杀轻生的过程。但是最后能够活下来,各种原因都有。因为活下来,毕竟能有一张嘴,将来能够给自己辩解。如果死了呢,当时也只不过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这种结局。家庭的悲痛就更大了。所以在整个22年当中,谈不上什么做人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经济上没有地位,政治上也没有地位。走到哪儿去,一提右派,什么都不行。我自己连婚恋的勇气都没有,资格都没有。所以在当时能够活下来,我觉得我是胜利者和命大的人。

当年著名的大右派并且是目前唯一活着没有摘帽的右派林希翎说道,我在五七年之所以被打成最大的右派,一个学生,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就是因为我当时提出了反三害要找这个根源,产生三害的根源是什么?当时我提出了是跟着会制度有关,我认为那时候的制度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就不得了,说我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从那个时候产生的三害一直到现在的腐败,都是制度性的。这个制度就是温床在哪里嘛。你现在这个制度改正什么东西了,已经变成三座大山。现在有新的三座大山上来了嘛。那个人民,那个弱势团体,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像我们这些右派的问题,五七年的问题,他们能够认错?能给我平反?能给你赔偿?与虎谋皮!所以我在这方面我给你讲,我没什么好话。但是,我觉得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知识分子,年轻人,不是说个个都在哪里搞钱的。现在还是不断地有人提出来,让他那个反动统治不那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人民也还是抱希望的。但对我个人呢,我这些问题我是没希望,绝望的。我已经上当上了五十年当了,去北京翻案过多少次,都是以失败为告终,而且又造成更大的迫害。我当年都是最年轻的右派,那些大右派,像章伯钧呀,他们都是民主党派,我是那时候的学生啊。现在就是逮着我不放,因为我始终就没屈服。我十五年牢坐下来了,什么罪也受了,我现在死都不怕,

刘衡认为,《反右运动》无论赔偿不赔偿,我们都要喊出来,让下一代知道历史。现在我们也要把这些历史让下一代知道。要喊出来,所以现在大家也不管你赔偿不赔偿,反正我们就要喊叫,让下一代知道这个历史。不然这个错误还要重演,过去反右派的错误也是没有接受教训。没有接受反胡风的教训,所以就愈演愈烈。以后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厉害,再以后又有六四,居然拿出枪来打人了。所以不接受教训,错误就会越来越厉害。现在就是要大家知道,知道怎么是对的,怎么是错的。

任众说道,这么多年,无声无息的这样我们背着这样一个十字架,非常非常痛苦。当时在社会上,我们这个右派快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其实这些人作为中国人来说,是个很单纯的、很向上的这么一个群体。结果我们既不能发挥作用,把自己的青春精力这么白白消耗了,而且是战战兢兢,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么活了半世纪了,就这种痛苦压抑这么多年。为什么能过现在再提出来呢?第一,它要开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还有两会召开。还有一个就是,温家宝在治国的方针里头提到一个“和谐社会”,和一个公平,公正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温家宝提到了民生问题。如果说真正搞“和谐社会”,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掩盖了很多很多的事实。它其实有很多不稳定,不安定的因素,怎么能叫“和谐”呢?这不是口号,这是需要行动和智力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仍然有这种责任,不单单这种社会的责任,而且我们还有对下一代人,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精神,来这样提出来的。

林希翎对《反右运动》能否得到道歉表示失望,并举例说道:人民大学的一个老革命,叫李逸三,是一九二八年红军时代的老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当年的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当年打右派他曾经举手的,后来他一直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为我的翻案跑啊,写信啊,帮我找到北京啊,一直到死了,写给江泽民写了多少信,替我翻案。最后去世的时候,他的规格中央那个温家宝都给他送了花圈,亚洲周刊都报道过,叫李逸三。他的儿子也是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儿子孙子都来找我。最后,他的遗嘱里面说,林希翎不平反,他死后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所以他的儿子孙子遵照他的遗嘱,死了以后骨灰不送八宝山。原来他们的儿子孙子来香港找我,还希望我的问题能够解决,能够平凡的话,他爸爸的骨灰还能够送到八宝山。可是等了这么几年毫无希望,不久以前他给我打电话,他们等不住了,家里的孩子们商量啊,没希望。就把他的骨灰撒在昆明湖,他父亲经常在那里玩的地方,把它撒掉了。就是多少绝望,像这样的人出面,当时胡耀邦批示了三次。胡锦涛到法国来,那时候还没当主席,见我面,他讲得很好,你活得更好什么什么的,管什么用啊?

著名政治时事评论家伍凡指出,为什么?它不肯有它的道理。如果他一肯的话,毛泽东思想也好,共产党统治也好,统统瓦解了,所以它现在不敢。它现在采取的策略是什么,你们反正都是七老八十了,再过二十年,你们全死光了,你们也不要讲话了。它采取这个策略,反正用时间拖,拖到你们死光为止。即便是共产党完蛋了,垮台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负责了,所以它现在不要负责。假如共产党现在彻底完蛋了,由于三退也好垮台了,或者发生军事政变把共产党全部抓起来,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了。那么谁来负责这件事情呢?谁来处理反右派的平反呢?没有人了。这些当事人全都成了阶下囚,他不会负责啊。所以它现在能拖就拖,拖得过,你们都死光;拖不过,我也不用负任何责任。这是共产党现在所采取的策略。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历史还原于过去,反右,它的根源,发展的过程,它的目地,它的手段,我们统统揭露出来,做为一个历史记载。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对剩下来的哪怕十分之一的还活着的右派分子道歉会赔偿,做不到的。他们不敢,这个门一开,他们会完蛋啊。

据有关方面的资料,目前尚有九千五百多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健在,其中定居香港、澳门的有四百二十多人,移民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有八十多人。

目前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武汉等地,都有自发组织发起联署签名活动,上书中央,要求纠正一九七八年中央的决定,平反反右运动政治大冤案,要求补偿政治、经济、物质损失,拨乱反正,平反右派。当年划成右派的知识界,社会政界,学术、文化、新闻界人士及其家属都有加入声援,自去年六中全会以来,“上书”已有三千三百多份,形成了新的上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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